2017年11月26日上午八点半，“美术史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创立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分会场第三场“ 跨文化的美术史”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开场。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穆宏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郭亮，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王云、四川工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焦占煜，以及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郑伊看带来跨文化领域的美术史研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乌力吉担任本场论坛的评议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邵亮担任主持。

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亚西域：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发展史的转折点》 

穆宏燕首先就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的由来进行了阐释。她认为正是由于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来源于摩尼教经书插图。而摩尼教在东方传播最盛的中亚西域地区，佛教先行传入并对这一地区的壁画产生影响。中亚作为伊朗雅利安民族神话传说的凝聚地，在佛教故事壁画影响下，具有以壁画来表现雅利安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的传统。穆宏燕的报告从这一影响出发对摩尼教经书插图表现题材进行分析研究，她认为中亚壁画与摩尼教经书插图艺术相结合，使插图从宗教典籍转向文学历史故事和表现世俗生活的享乐，增加了插图的文学性和趣味性。穆宏燕的报告正是围绕摩尼教的经书插图艺术如何从宗教走向世俗以及这个转型的发生过程作了详细论述。

评议人李军认为穆宏燕的报告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艺术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研究案例。报告中讲述的摩尼教经卷对于波斯细密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发人深省。但是有关摩尼教经卷的世俗性及其由来问题需要补充论证。

郭亮（上海大学）《透视观与帝国肖像——欧洲测绘术影响下的明清风景》

历史上，欧洲造型艺术的历史与测绘术发展息息相关。主讲人追溯欧洲绘画中出现过的测绘手段，他认为文艺复兴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发明透视法一直到18至19世纪，透视投影法与几何学在艺术之中的发展日趋完美。几何透视对风景艺术表现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是绘画中有效建立空间结构的简单手段，还体现隐含在风景图像中的知识和深刻的社会性。几何与透视在绘画成为社会构建的积极力量，是体现人类情感的载体。透视视角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欧洲16至17世纪制图测绘的发展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就是欧洲人对远东地区，包括中国沿海的测绘。明清以降，随着欧洲科学文化的涌入与欧洲人对中华帝国，尤其是沿海地域的深入测绘，使中国在域外的呈现出现有趣的面貌。

评议人李军认为郭亮的研究试图通过鸟瞰和仰视这两种不同的视角来探讨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立意宏大但又有点“跑题”。李军指出，如果论文将测绘术影响下的风景与明清时期的风景画做对比研究，或许会更精彩。

王云（中央美术学院）《试论麦积山第78窟造像风格中的西方元素》

麦积山石窟经历过反复的重修，情况极为复杂，断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王云指出麦积山石窟现存几个早期洞窟（51、74、78、165、70、71等）的断代，存在着以史岩和町田甲一为代表的两种不同观点。前者认为这一批早期的洞窟，开凿于北魏太武帝灭佛（446）之前，约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并影响了后来的云冈石窟。而町田甲一通过类型学的比较，认为麦积山全部早期洞窟几乎无一可以上溯到后秦或5世纪前半期。现存最早的作品也都晚于孝文帝太和（477-499）中期，开凿年代与龙门或云冈的龙门期大体相同。

王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她以现存资料较多的麦积山第78窟为例，对比印度、中亚早期造像的身体造型和僧衣的形式、风格得出结论。她认为麦积山第78 窟像与云冈第 20 窟大佛确实极为相似，都是印度、中亚佛教艺术中国化时期初期的产物。不过，第78 窟像造型风格中的一些元素，可以追溯到犍陀罗2-3 世纪,或阿富汗4-5 世纪的造型中,跟西方距离更为接近。而将以云冈20窟大佛为代表的云冈一期造像，理解为麦积、炳灵以及凉州诸窟造像风格的延续，也似乎并无矛盾之处。这一结论，不仅符合中国早期佛教造像风格演变的规律，也与文献记载、史实契合。

评议人李军认为王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个案研究。她在前人对于麦积山78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是一种在文化影响下进行的回流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焦占煜（四川工商学院） 《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伊斯兰插图艺术与中国绘画的互动（二）­——以“Khamsa”和“Shāh-nāma”为例》

拉施特《史集》目前保存下来的写本有11种流行版本。焦占煜对拉施特《史集》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介绍，他主要研究图像丰富且都和中国有关的4本《史集》图像写本（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编号:MS.20)和英国哈利里收藏(编号:MS.727)的二个阿拉伯文写本和收藏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图书馆(Topkapi Library)的两个较晚的波斯文图像写本）。他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或者部分采用了前人研究的观点，将《史集》的写本图像表现模式区分为三组。第一组通常为6 x 6厘米，在第二部每一章节第一部分世系表中表现蒙古可汗执政的图像。第二组图像模式通常为29×38厘米，往往是双页画，表现的内容一为人物和宫廷生活的场景；其次表现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三组图像模式一般是20 x 26厘米矩形图像,除描绘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之外,还包含狩猎的场景。《史集》插图的一些模型被用于后来的《列王纪》插图(大蒙古王书“Demotte Shahnamah”)中。他通过对彩绘文本图像的理解，分析图像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因素,重构中世纪伊斯兰艺术和中国古代绘画之间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景象。

评议人乌力吉认为焦占煜的发言涉猎知识较多。拉施特《史集》中出现的多语言材料，如波斯文、阿拉伯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等，他自己是如何阅读到的，他又为什么编著《史集》，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又因为《史集》是为蒙古统治者所作，所以在讨论文中插图形象时需要更多的从蒙古文化本身来找寻。

郑伊看（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来者是谁？——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蒙古人形象》

14世纪蒙元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Pax Mongolica)是一个人、物和思想流动的大时代,商人、传教士和使节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络绎往来。在这一时期，蒙古人的面孔逐渐走进西方人的视野。这些“东方来客”在欧洲人的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郑伊看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图像资料，详细报告了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出现的三类蒙古人形象。她认为这些形象不仅展现了蒙古与欧洲交往的不同历史阶段，更像镜子一样，映射出中世纪晚期西方基督徒自身的恐惧、挣扎与期望。

评议人乌力吉认为，欧洲绘画为什么会出现三种蒙古人形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在史料记载中，当时商人与传教士来往，给欧洲带去了蒙古的器皿、腰牌和印有成吉思汗形象的纸币，如果找到这类出现蒙古人形象的物品，将对探讨问题的下一步研究提供更好的史料佐证。

文/杨钟慧
图/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