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王琦，或许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从抗战期间就开始的木刻版画创作，从建国前的“反侵略斗争”到建国后的“工农建设”以及“城市社会变迁”，王琦的版画都鲜明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主题和风貌，也映证了从木刻到版画的发展历程。但立足中国美术发展的全景视野中，王琦的成就或贡献绝不局限在版画领域，而体现在创作、研究、教育、活动组织等诸多方面，就如展览序言所言：他的综合成就和贡献汇集起来，如同一部百年中国美术的百科全书，丰富了后人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总体认识。展览主题“世纪刻痕”不仅意指木刻刀创作所留下刻痕，也是王琦美术活动在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所留下的印记。
2017年12月8日，为全面认识和梳理王琦百年艺术人生中为中国美术做出的多方面贡献，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院美术馆、造型学院版画系和人文学院共同承办的“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研究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由郭红梅、宋金明策划，分为“战时青年 革命美术”、“美院卅载 刀笔相济”、“林木新颜 都市交响”和“桑榆非晚 彩墨抒怀”四大板块，共展出王琦各个阶段的艺术作品140余件，包括版画、素描、彩墨、书法等。展览还梳理了从王琦家属、央美档案室、王琦美术博物馆等处搜集到的数十种文献，力求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王琦先生在艺术创作和理论、教学等方面的综合成就。恰逢百年校庆及王琦先生百年诞辰，本次展览也纳入“百年辉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名家”系列。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展览开幕致辞中回顾王琦对于中国美术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卓越贡献，提到王琦在青年时代就满怀爱国主义情怀和进步文艺思想，他的版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展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出中国新兴版画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属性。新中国成立后，王琦又以艺术的方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到工厂、农村、海港、林区，其版画显示独具一格的、明快的、清新的艺术风格。此外，在中央美术学院三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王琦先生一方面从事艺术创作和理论写作，另一方面参与版画系和美术史系的建设，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国际美术交流不遗余力，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徐里回顾了王琦在中国美协工作的近五十年历程，肯定他为中国美协、中国美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提倡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铭记先辈的创造业绩和伟大品格，坚守老辈美术家忠诚祖国、热爱人民、宽厚博学、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艺术品格。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版画系主任王华祥作为王琦先生的学生代表发言，提到正是王琦先生这一代艺术家将延安、鲁艺和新兴版画的传统带入中央美术学院，才奠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和中国现代版画教育与创作的重要基础，是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中国现代版画教育的历史。
本次展览的四大板块兼顾王琦先生的艺术历程，王琦的艺术生涯开始于1937年的木刻创作。王琦早期的版画是对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苏联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融合和消化，经过在两者之间的徘徊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面貌，以粗犷的轮廓线和细线相结合组成若干中间色调，这是王琦版画的独特风格。同时早期木刻创作多以描绘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艰辛生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表达对敌人的憎恨为题材内容。运用写实的刀触，强烈的黑白对比，刻画笼罩在贫穷和战乱的旧中国社会底层形象，构成沉重压抑的画面，引发观众内心的共鸣与思索。新中国成立后，王琦的木刻艺术进入一个新阶段，本次展览“工农建设”、“林区风情”、“现实关切”三个专题加以呈现，这一时期的木刻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分别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创造出情趣各异的意境，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建设的热情表现得丰富多彩。进入八十年代，王琦的版画艺术又有了新的突破，集中关注“城市景观”和“森林老树”主题，都市题材以高大的楼房和纵横交错的马路为主体，黑白对比强烈，节奏鲜明，旋律欢快，富有现代秩序美、材质美和结构美，开拓了以版画形式飙到现代工业和都市新貌的途径。老树题材作品中空间、体积、质感表现恰到好处，将木刻版画强弱、虚实、繁简、疏密等丰富的对比手法和点刻、线刻、阴刻、阳刻、点线结合等刀法技巧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版画艺术构成了王琦艺术活动最为重要的一条线索，1989年，王琦以一幅《运河码头》作为“封刀之作”，为自己五十多年的版画创作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一作品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在版画创作的同时，王琦也积极从事美术理论的写作和思考，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担任过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南京《新民报》等刊物的美术副刊主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以后，又担任《美术研究》、《世界美术》杂志相关工作，也长期担任《美术》杂志主编，还积极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建设。对艺术形式问题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都是美术领域的热门话题，王琦先生在1979年《艺术形式的探索》一文中认为，艺术和科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艺术家是用形象化的手段来揭示生活的面貌，艺术家应善于运用生活中各种形象的事物来塑造生动可知的艺术形象。进而指出探索新形式是为了更深刻地表现思想内容，是为了更真实、完整地表现客观对象，艺术形式的革新应以继承传统为基础，探索新的艺术形式要适应广大欣赏者的水平。这是“文革”后较早的一篇系统、客观、全面论述艺术形式的文章，为当时的美术形式探索起到健康推动作用。王琦还积极推动西方美术史尤其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美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20世纪现代诸流派的系统研究，这都体现在他主编的《欧洲美术史》教材等著作。
王琦还积极从事美术组织和文化交流活动。20世纪40年代就与友人发起组织中国木刻研究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并先后筹办两届全国木刻展和四次出国展，为中国木刻推向世界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京、香港、上海等地工作，参与组织“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加入“人间画会”等，与艺术界进步同仁保持密切联系。1949年，王琦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1952年调往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并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构图设计工作，也参与国务院12年科学规划、文化部美术教材编写等重要美术活动，同时也在海内外积极筹办版画美术展览。
王琦版画艺术“封刀”之后，从90年代开始转向以中国传统笔墨材料为载体的书画创作。王琦的水墨以风景为主，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喜爱及人与大自然精神往来的亲情，由于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有着熟练的素描、速写功底，他的水墨也基本按照素描的法则，在焦点透视的视觉范围内表达，讲究造型结构的严谨性和光影下的黑白灰层次变化，而没有传统山水画开合及三远等经营章法。王琦将自己的水墨创作称为“焦墨重彩画”，也没有中国画创作中常见的某些程式，多以遒劲的直线造型，再施以重彩，也具有较强的实境感。书法也是王琦晚年的艺术选择，也是他早年书法梦想的回归。王琦早年临习《三希堂法帖》，研习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书法，有过严格的用笔和结体修炼，这种早年艺术根基在晚年结合审美心源的需要成为一种文化情结呈现在笔端，与其水墨画一并成为艺术表达的出口。
展览以王琦的艺术创作、风格转变以及理论研究等为框架，兼顾时间结构，完整呈现王琦的艺术经历和成就，以此构建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形象刻痕。王琦先生生前捐献给了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版画作品120多件。此次展览之际，王琦先生之子王炜先生代表家属，二次捐赠王琦先生珍贵木刻原版7块及其他珍贵文献多种。进一步丰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琦先生作品序列，也充实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中国近现代版画收藏的历史序列。本次展览持续至2018年2月25日。
文/张文志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