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艺术家刘商英在内蒙古沙漠腹地额济纳推出自己的展览“生命场”，展出自己连续三年在此空间创作的一系列作品。2018年1月17日，学术讲座“生命场：艺术与自然”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开讲，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策展人奥利维耶•卡佩兰和艺术家刘商英从此展览出发，探讨展览的呈现方式以及艺术家以自然场域为发生地现场绘画的行为方式，并延伸到中西文化中对于“艺术与自然”的差异和共通，也启发在图像时代当代艺术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新的可能。本场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邵亦杨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邵亦杨教授介绍“生命场”展览并不是发生在美术馆，而就在创作的胡杨林旁边的红城遗址，开幕式和研讨会也是在沙漠之上，这种形式就注定这是一场值得讨论的展览。邵亦杨认为刘商英的创作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这种浪漫主义并不是通常关于美好、诗意、爱的感受，而是人在自然中的探险，对自然的畏惧和征服。刘商英一直在西藏阿里、内蒙古额济纳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创作，他的创作就是与自然的搏斗，他自己也说不是风沙战胜了他，就是他被沙漠所吞没。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讲座开场中提到，“艺术与自然”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命题，也是当代艺术发展中绕不过的一个话题，这包含“艺术实践”和“艺术思考”两方面。在艺术实践方面，刘商英多年独孤旅行，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在许多人文、历史、自然的现场进行创作，这是艺术家的一种自觉；在艺术思考方面，引发东西方关于自然、艺术、生命的哲学思考，促发思考绘画在今天的突破可能性。同时，“艺术与自然”这一话题也链接着不同的文化语境，比如展览的英文题目“living natures”翻译为“生命场”，虽无字义上的联系，但有着艺术家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在艺术表达上的内在联系。
艺术家刘商英在讲座中详细介绍了他多年来在自然中创作的经历和感受，这种创作的状态和方式缘起于长途旅行，这种旅行改变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惯性状态，走得远反而离自己更近，也能更清楚的看清自己。刘商英的创作都是围绕风景或自然展开，在艺术家看来，风景并不是人面对面看到的景物，而是一个360度场域。比如在西藏，他从美中感受到一种与生命经验有着联系的巨大冷漠和疏离感；在额济纳，死去的胡杨是与恶劣自然环境对抗后留下的力量化身，他从荒漠、干涸、死亡中感受到一种具有穿透性的生机。这种异常场域的感受也改变了刘商英对于艺术的感受，西藏的光颠覆了他以往对光的认识，他也开始抛弃调色盘，进入到一种半失控状态，与风沙共同工作，并促使他思考自然与人精神的千丝万缕联系，开始淡忘以往经验，重视体验和融入，绘画不仅仅是视觉活动，而是人与自然关于生命经验的交流。在他的画面中，胡杨和风沙都不是一般意义的指代性物象，他既不设定具象、抽象，也不设定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甚至何时停笔也无法事先设定，而是希望打破现实中的近、中、远景关系，在画面中构建一种源于自身体验的多层空间。
谈及“生命场”展览在荒漠中的红城遗址举办，刘商英觉得作品与空间关系在此发生变化，边界被打破，环境成为画的一部分，画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有着一种隐和现的关系。同时展览在空间和时间上构成一个新的秩序和循环，艺术家以航拍方式记录了展览一天的变化，从日出、日落到黑夜，画作与周围自然融为一体，不断变化，鸟瞰现场，展览变成沙漠中的一个印章，艺术就这样给荒漠带来一种新的生命意涵，同时荒漠也已自身的方式回馈给艺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在此次讲座中，三位主讲嘉宾围绕“风景画”以及引申出来的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展开。刘商英作为艺术家，他坦言对画一张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画并无太大兴趣，而更关注与自然的联系，自然有着足够的开放性和不可预知，从低头的一粒沙到抬头的一颗星都会产生许多命题。他不画风景画，而是在风景之内画画，在创作中回到一种原初的生命状态，而洪荒的自然给其更多关于生命的启示。策展人奥利维耶•卡佩兰认为风景其实并不是自然，人可以在自然里面，比如在田野劳作的农民，人也可以在风景外面，比如观看一个花园。而且自然一直就在那儿，我们也一直在自然中间，当我们看到自然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些包括人、动物在内的物体。奥利维耶•卡佩兰举例欧洲关于语言问题的研究，认为语言并不能自动传递一些信息，作为自然又如何传递信息呢，这是艺术家可能要思考的问题，而且不仅仅从自然的形态本身去思考。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主要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阐述对“自然”的理解，“自然”一词在中国可以追溯到《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一种可以归结为真理的自然。由此可见，“自然”的本意并非风景，而是生命运行的规律、取向，描述的是一种人和世界的关系。后来，“自然”演变为一种世界物质的自然，人与物之间形成隔阂，于是人们试图弥合这种分离，因此，中国绘画没有像西方一样走上表现物象真实性的道路，而始终抱有对自然的尊重和探寻。在中国绘画中要实现的也不是描绘的事，而是自我心灵在过程中得以净化和升华，绘画只是心印。刘商英创作面对风景和自然时是一种身心融入的状态，在具体感受中以环顾方式代替了凝视，并觅得一种“空”的“无我之境”，也只有空才能容纳万境。自然对于他的创作存有悖论，他必须面对那个实在的风景，又要避免描绘那个实在的风景。
同时，讲座也论及刘商英绘画与中国传统山水画、行动派绘画以及欧洲风景画之间的关系。奥利维耶•卡佩兰回忆起初识刘商英时关于中国山水画家龚贤的讨论，在龚贤的画中，人物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而刘商英在描绘的广袤自然中，自己也像是自然中的一只小昆虫。奥利维耶•卡佩兰也注意到刘商英做画时与风沙的搏斗，这不同于一些欧洲艺术家在画画是撒入沙子，风沙似乎是刘商英作画中的伙伴，一同参与作品的完成。奥利维耶•卡佩兰解释“自然”在拉丁语中解释为“natura”，意为“诞生”，就是说自然本身跟出生、运动和即将诞生有关，就像一粒种子将从黑暗的地底下钻出来追逐阳光。波洛克行动绘画是水平面的移动；菅木志雄创作从屋顶到地面，是一个垂直面的运动；基弗在作品中表现既看到自然又走进自然的双重关系。这些艺术家都希望在不同维度用不同的能量表现绘画。刘商英的作品实际上是汇聚了多条河流在他心中，从中国古代到近代欧洲，他一直有一个对话，不同的源泉都对刘商英作品产生影响。范迪安认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现代波洛克那样的行动主义，比如“解衣般礴”就是说在从事艺术的时候可以带着行动的能量，或者说行动会变成一种能量。范迪安通过对蒙克和大卫•霍克尼艺术的解读为理解刘商英绘画中的“自然”提供一种参照。蒙克除了在创作中表现磨难的经历，也创作有许多风景题材作品，这其中都含有一种精神意涵，就是西方关于崇高和悲剧的美学观念。蒙克笔下的森林之作相比刘商英是传统的具象画法，但同时是他生命体验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为分析自然的结构，而更多的使自己的艺术表达能跟他切身感受的自然生命形成统一性。大卫•霍克尼穿梭大西洋两岸，总是对自然抱有一种亲近态度，并在表现自然中注重新科技的运用，比如宝丽来相机和ipad，同时还研究传统东方的观看方法，并拓展自己表现的维度。
刘商英的创作、展览以及本次讲座都是围绕自然和艺术展开，主持人邵亦杨在最后抛出一个问题：自然和艺术，哪个更有生命力？刘商英援引英国画家奥尔巴赫的观点，认为在画里看到的令人动容的风景比真实的风景更令人心动。自然和艺术是一种平行关系，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本身具有一种生命感，是人的思维和精神赋予了自然，自然被艺术激活形成另外一个自然，从这个层面来看，艺术应是高于自然。反过来自然并不需要我们描绘、讴歌，却又吸引着人们不断追随。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阐述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这说明人与自然之间有某种深切的联系，自然和艺术之间是平行的，关键是从哪个角度阐述。范迪安提到中国的一句古话“江山如画”，普通观点看来，艺术比自然更生动、美丽，但在艺术创造过程中，如何能立足于自然，进入自然提供的那种广袤空间，特别是身心投入时感受的不仅是眼前的具体风景，而是得到一种心境，所以与其说画景，不如说是画境。从这个角度而言，二者谁更具生命力就不太好回答，都是从不同角度感受的强大生命力。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国听完讲座也讲述了他对于自然和艺术的理解：自然是一种自然而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接受它，所有艺术只能是接受艺术，人就是通过艺术把自然消化进来。自然是实在界，而人靠象征界和符号界来生活，刘商英到了西藏和内蒙古，实在界向他露出一点面孔，他就发现以前的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以前的象征或符号都是学来的，于是只能直面自然。所以刘商英的这些绘画是面对实在界的一种挣扎，当你面对实在界把惊诧和茫然表达出来的时候，也是在替人类消化自然，成为人类的文明。当代艺术也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新的艺术就产生了。
文/张文志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