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雪兆丰年,银装素裹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内座无虚席。201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结构与创新:2019全球艺术品市场研究国际研讨会”(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Global Art Market Research) 在中央美术学院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与国际艺术市场研究学会中国分会(TIAMSA CHINA)合作举办,邀请中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法国、波兰、韩国等诸多国家和地区的20位具有代表性的学界研究者参会,以“结构与创新”为主轴,将最前沿、最专业、最深入的艺术市场研究通过演讲形式进行分享,共同探讨国际语境下,当前国际艺术品市场动向与区域竞合、艺术品市场商业及服务模式创新、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创新、艺术品市场技术创新、艺术市场类机构运营创新、艺术品市场研究全球化等诸多议题。
大会伊始,中央美术学院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首先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到来,并为研讨会的召开发表重要讲话。“艺术市场经常被喻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他表示,随着全球经济与文化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品市场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的艺术市场在进入21世纪后也迎来了腾飞期,并成为跻身全球前三的艺术品交易体。在此语境下,此次全球艺术品市场研究国际研讨会在中国艺术品市场面临转型升级、中央美术学院迎来新百年之际于央美举办,对于中国乃至全球艺术市场的研究而言,将成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流与探讨。
范迪安院长同时强调,作为中国第一个开设视觉艺术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学者对全球学术前沿热点问题展开交流,希望将艺术市场这一经典话题推到新的文化语境和经济环境之中。本次大会研究与探讨的成果更是对艺术管理人才培育的知识储备,“这既是一次学术研究和研讨,也是在人才培养上的一次教学交流。中央美术学院由衷希望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以建设一个全球性的艺术市场研究体系为目标,搭建未来中国艺术市场和全球艺术市场相连接的宽阔的平台。”
伴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科技化、金融化等趋势增强,艺术品消费升级、艺术品财富管理受到关注、市场环节的建设需求不断增强,这为中国乃至全球艺术市场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与挑战,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黄勇教授坦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艺术品行业的纵深发展,艺术市场这一新兴产业正同时进行全球化布局与自我革新,面对着经营模式创新多元、线上线下协同发展、配套体系完善、区块链技术探索等变革,助推着我国艺术品市场可持续发展。发言最后,黄勇教授殷切地表达了此次大会举办的初衷与目的,“在艺术管理学科体系中,艺术市场研究是最活跃也备受瞩目的领域之一,是一门极富潜力的热点学科,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将以开放的心态共享经验,愿与诸位专家学者携手,共同探讨艺术品市场的趋势与发展,为中国及世界艺术市场健康发展注入活水。”
【制度分析】法规、制度与市场形构
随着世界各国艺术市场实践的发展,作为市场基本保障体系的艺术管理制度、艺术法律法规与市场形势构建,是当前探讨如何保障艺术市场正常运行绕不开的话题。
德国北威州科学与艺术研究院教授Peter M. Lynen通过对以德国为代表的联邦政府国家艺术市场进行研究,将西方传统的艺术市场、艺术管理和艺术营销体制现状呈现给听众,并试图探讨从体制层面对艺术市场分析的可能性。
立足于艺术品具有商品性质的基本论点、基于德国艺术市场的当前状况,Peter M. Lynen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进行了艺术市场在社会与体制层面的深入研究。纵向角度来看,Lynen教授从三个社会层面来分析德国艺术机制的内在成因:国家和政府、文创产业和公民群体。Lynen教授在演讲中提及,在建立联邦政府体制后,德国的艺术市场受到来自国家、各州政府、文化部门等诸多不同力量的多层管控。一方面,这使得德国的艺术市场具有极大的地区差异性,坐落于不同地区的艺术机构与艺术市场呈现了迥然不同的格局;另一方面,艺术机构与项目也能够获得更多来自不同层面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横向而言,Lynen教授以详细的数据作为支撑,列举了德国各地区、各门类的艺术在市场表现中的差异,并结合前面基于三个社会层面分析而导出的观点,对德国艺术市场现状成因作出了综合分析。
谈及中国与德国艺术市场在未来应关注的话题,Lynen教授说到:“中国与德国由于各种层面上体制的不同,两个国家的艺术市场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未来有关艺术市场的体制与法律建设方面,二者都应对‘公民社会对艺术市场的导向作用’这一可能趋势着重关注。从法律层面上看,无论是自然人、法人,还是NGO、NPO,这些‘公民社会’中的基本法律概念背后所代表的是不同的艺术运作模式。未来,‘公民社会’的明晰还将进一步影响艺术市场规则的建立。”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拍卖中心主任刘双舟教授则基于中国关于艺术金融制度的困境与制度创新进行发言。围绕着“制度、法规与市场形构”的议题,刘双舟教授首先分析了中国当前艺术相关法律现状与艺术金融制度的现状。结合多年来调研的数据,刘双舟教授指出,由于中国法律制度在艺术领域层面不够完善,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艺术的相关法律,艺术市场的运行体制建立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目前艺术市场运行的依据主要基于以国家政策为主的“非法律约束”。同时他强调对艺术金融制度进行“再认识”,“由于艺术金融本身的特殊性,现有的空白领域可能会长期空白,这是整个艺术金融领域必须接受的现实。但立法的空白并不影响艺术金融的发展,艺术金融运作不是无法可依,只是没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对于如何解决“再认识”导出的实际操作问题,刘双舟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艺术金融制度创新应基于三个层次来看,宏观制度创新针对政策法规,中观制度创新针对支撑体系,微观制度创新针对业务模式。而当前最有可能达到有效创新的,应当是对于微观制度的创新。” 以艺术金融市场的初步实践为鉴,以行业发展需求为本,从艺术品保险业务、艺术品基金信托业务、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等微观业务领域出发,刘双舟教授分享了以安盛保险公司、艺术家共同信托基金APT、潍坊银行预收购人制度等诸多案例,为听众进一步讲解了微观制度创新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刘双舟教授呼吁艺术金融从业人员跳出思维定式,并表达了他对未来艺术金融体制转变的殷切期望:“观念的转变是创新的前提,市场需求是创新的导向,效率和安全是创新标准,目的正当性是创新的底线。”
【资产分析】资产、价值、评估体系
艺术品投资作为有形资产保值的重要方式,对其价值的评估始终是艺术市场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艺术品作为商品引发的市场行为和现象也不断为学界反复探讨。艺术品作为资产如何确定价值?艺术品价值如何在市场行为中维持稳定或增长?艺术品价值的评估体系如何建立并产生公正性?对艺术资产的价值评估将对艺术市场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中意两国研究学者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意大利米兰IULM大学艺术市场管理执行主任Alessia Zorloni博士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私人博物馆建立热潮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切入引发对该议题的探讨,围绕“国际艺术市场中私人财富的影响”展开演讲。
在过去的几年中,Alessia Zorloni聚焦于世界各地区具有国际影响力、对公众开放的、建立者在世的私人艺术博物馆,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研究:是什么促使艺术收藏者建立私人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如何通过收购和展览来定位自己在本土和全球文化领域的地位?私人博物馆对艺术市场和公共博物馆有哪些影响?
对符合其划定范围的私人博物馆,Zorloni博士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其中着重关注了欧洲、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私人博物馆的兴起。结合其研究数据与结果,Zorloni博士在演讲中分析了私人博物馆近年来兴起的原因:一、由于公共博物馆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被观众看到,私人藏家虽然有与公共博物馆达成协议的愿望,但往往却很难真正形成合作;二、藏家希望保护他们的无形资产,进行文化传承;三、藏家想让自己的文化品位与公共博物馆形成区分,并使其审美观在大众中形成一定影响力。
发言最后,Zorloni博士从商业角度谈到私人博物馆与市场和公共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在过去15年中,私人博物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局限于幕后角色,而是积极投入到生产中。相较于公共博物馆而言,私人博物馆有更大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私人博物馆的兴起,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是对传统公共博物馆审美和机构体制的一种补充。但它的市场意义更值令人瞩目,它们通常与高净值人群有很大关联,且往往与艺术家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某种程度上私人博物馆的拥有者能反作用于市场、引导市场的审美趣味,从而鼓励艺术创作的创新。”
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 (上海大学)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贾杲(西沐)教授则以中国艺术市场作为观察中心,在演讲中表达了他对艺术品交易及艺术财富管理的独到见解。
伴随着市场规模拓展与结构的调整,艺术品作为优质资产不断推动着艺术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艺术的财富价值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其所对应的融资方式,这使得艺术金融服务逐渐成为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数据,贾杲(西沐)教授对比了中国艺术交易体系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艺术交易体系的区别,推导出“中国艺术市场一级市场边缘化、二级市场一家独大、博览会起步较慢等失衡”的现状,但同时也发现中国以新(融)媒体为代表的艺术电商、文交所等特殊“平台➕趋势”、“平台➕艺术品资产管理”等新兴交易模式以及庞大的私下交易等特色交易模式发展迅速的趋势。
结合中国在过去推出的文化政策与相关市场表现,贾杲(西沐)教授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的四大问题:诚信机制问题、定价机制问题、退出机制问题、支撑服务体系。“可以看到,艺术品市场本身无法完全解决以上问题。基于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交易体系与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主线,中国应建立符合国情的交易服务体系。”贾杲(西沐)教授提出,从艺术品商品化走至现阶段,艺术金融服务从业者应推动艺术品向资产化发展,进而走向金融化乃至证券化(大众化),并以此为突破口拉动艺术品市场走出瓶颈。他还进一步强调了艺术财富管理业态兴起的重要意义,并对该领域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历史分析】历史、审美消费与市场交易
在以往有关于艺术市场的研讨中,往往会忽视艺术市场历史在艺术市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但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艺术市场的发展时,不难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艺术品市场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围绕艺术市场与艺术商业展开的话题,也从不仅限于艺术与审美本身。此次大会中,来自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学Jeroen Euwe教授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明娣教授则分别基于西方与中国的艺术市场历史进行了思想与学术的交流与碰撞,从经济史、收藏史、市场史与交易史等诸多层面对中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市场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推断,为审美如何推动市场、艺术如何在社会中体现价值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式。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学Jeroen Euwe教授带来了名为《政经危机时刻的繁荣与萧条: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艺术市场》的主题演讲。以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艺术市场为例,阐述了西方艺术市场在战争环境与和平年代中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趋势,从而进一步挖掘影响艺术市场的深刻因素。
Jeroen Euwe教授通过数据与图表分析得出在战争爆发前,十九世纪西方艺术市场的变化主要受艺术中介发展和艺术品市场国际化的影响。这使得十九世纪后期的西方艺术市场中,以艺术品经纪人为代表的中介机制愈发重要,主要表现在艺术中介数量增加、集群存在、专业化三方面。而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则大有改变,战争对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和衰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战争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并非只是负面,相反,某种程度上它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极大影响了市场。总体而言,当时市场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期间很多作品流失,从价格和出售数量上都影响了艺术市场。与此同时,战时货币政策的调整也直接导致了这些资金向艺术市场流动,人们更愿意将艺术品作为保值的储备,而不是纸币。”
通过对宏观经济的分析,Jeroen Euwe教授总结了战前战后各个国家艺术市场的趋势,战争金融、税收、货币融资、就业、黑市等诸多因素都是影响艺术市场的重要因素。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明娣教授则带来了一场极具有东方特色的演讲——“红学”与艺术市场研究——从《红楼梦》看清中期权贵阶层的艺术品鉴藏与交易。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红楼梦》的内容涵盖了清代雍正至乾隆早期上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不乏有与艺术市场相关的描述,但这部分文字尚未引起红学研究者的重视。吴明娣教授通过对《红楼梦》有关材料的挖掘,探讨清中期权贵阶层的艺术品鉴藏与交易问题,涉及鉴藏品种、鉴藏观念、交易场所、交易方式,以此管窥清盛世艺术品的审美趣味与流通方式。
通过对《红楼梦》中清中期权贵阶层的艺术品鉴藏与交易状况的研究,吴明娣教授梳理出曹雪芹“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鉴藏观念,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中士大夫阶层对巧、精、雅艺术品的独特追求。以著作文本为基础入手,还原特定时代语境,从而考证历史脉络中艺术市场及艺术品收藏的细节和变迁,吴明娣教授的研究方式拓展了人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市场发展的参照维度。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跨界整合与产业生态
技术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艺术发展,艺术市场是衡量未来发展走势的一个重要矢量。瑞士苏黎世大学艺术市场研究所主任Nicolas Galley教授围绕《新技术与全球艺术市场:陷阱与前途》的主题展开了对新技术与全球化的探讨。
Nicolas Galley教授概括了全球化中艺术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全球化减少了文化之间的隔阂,新技术可以从技术层面帮助发展艺术市场,这一点在视觉艺术的传播上尤为明显。通过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为代表的案例研究,Nicolas Galley教授认为,统一的全球艺术市场分化成了无数本地性特质明显的艺术市场。在何处交易、以何种手段交易成为了艺术品全球化的重要衡量指标。
而技术的进步直接影响并试图回答有关艺术全球化的问题。社交媒体、在线销售、电子货币、区块链等诸多技术不断推动艺术市场在技术手段上达到全球化。但技术为艺术提供了何种支持?Nicolas Galley教授在演讲最后这样回答到:“艺术是一种形象,我们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来审视作品。全球化的含义就是缩短人和人的距离,让艺术与我们更近,并且我们可以利用技术作为一种未来新的工具帮助我们达到艺术的全球化。”
相对于Nicolas Galley教授较为积极的看法,嘉德投资公司投资部总监马学东则在演讲的开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新模式是否真的能够带来新的艺术增长,一切依然存疑。他从艺术市场的三个部分出发,分析了由于技术推动,如今超级画廊寡头化、垄断化,拍卖行业逐渐私有化、全产业链化,博览会形成跨洲际连锁化和特色化的现象,并分享了这三种机构与科技发展结合后出现的经营新模式。
通过对高古轩、白立方、卓纳、贝浩登、豪斯·沃斯等“超级画廊”近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马学东提出,技术的变革使得这些强者变得更强,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短时间内呈现出数据增长的态势,但从长远来看,超级画廊对艺术资源的掠夺占用已经造成了对画廊行业整体生态的破坏,这对于整个艺术市场的平衡而言并非益事。
演讲最后,马学东强调:“制造需求是商业中介的本能。但艺术品市场交易的底层逻辑和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艺术品市场的本质还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艺术品建立精神、情感和金钱连接的桥梁。”
【结构分析】全球、区域与结构变迁
在前面的议题中,已经不乏有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探讨。英国苏富比艺术研究院艺术商业部主任Iain Robertson教授带来了名为《21世纪艺术市场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从文化崛起、新技术、政治经济学三方面展开论述,更系统地围绕其个人研究兴趣——亚洲文化的崛起来探讨全球艺术市场未来的走势与可能性。
Iain Robertson教授首先提出,当今世界有相当可观的一笔艺术财富在亚洲集聚,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在中国,这当中传达出当代艺术将发生变化的讯息:纽约开始被洛杉矶取代、世界经济重心向北京倾斜、随着“一带一路”向中亚的延伸,中亚开发将成为未来艺术开发的重点,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区潜力巨大……
从新技术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数字化交易在艺术市场具有独特优势,如避免套利,预防犯罪、伪造等。但一方面,技术减少了人们参与艺术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数字化交易带来艺术品运输需求的减少,产业缩减很可能引发新的危机与问题。技术的介入是否会让艺术作品远离艺术本身,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发展到最后,无疑将涉及到寡头市场的垄断,由此引发的是工作机会减少或增加、消费行为变化等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在新技术带来的艺术市场出现多元的行为和想法中,越来越多分化是基于情感与文化的。通过技术发展,艺术机构文化合作、艺术品回流等问题将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与之对应的,人们则应当更加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文化崛起对于艺术市场来讲意义重大。”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力教授则在其演讲《世界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全球化与在地全球化》中尝试对前面几位嘉宾发言中提到的问题作出回应。赵力教授的演讲围绕“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两个概念展开,通过数据证明,无论从增长的艺术品购买力方面,还是海外中国艺术品回流情况,二者都反映出全球艺术品市场不同地区之间日渐增强的依存度。
通过对中国与美国艺术品市场数据的横向比对,赵力教授总结了目前国内的艺术市场状况:二级市场交易活跃,一级市场较为薄弱。其中,拍卖市场影响力不容忽视,整体增长较为稳定,部分板块涨幅较大,尽管在成交率等方面仍有不足,但未来拍卖市场的预期较为乐观。而画廊市场则面临地域上分布不均衡,规模上经营管理不足,数量上销售额偏低等问题。
尽管部分数据上反映出中国艺术市场仍有待发展,赵力教授依然认为,目前我国正面临艺术品市场成长过程中的调整期,这是新兴艺术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基于这一观点,赵力教授总结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七大趋势:一,国际化格局将引领艺术市场发展;二,美育普及将扩大艺术市场需求;三,产业融合推动艺术市场进化;四,价值意识促进艺术市场行情分化;五,艺术财富管理成为市场新增长点;六,艺术科技助力市场创新;七,国家政策利好艺术市场拓展。
“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兴艺术市场的成长过渡期,面对画廊、拍卖业、博览会几大主体的不均衡发展,从业者应该顺势而为,通过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寻找适合的解决之道,在日趋活跃的全球化进程中谋求良性发展。”赵力教授建议到。
除了研讨会首日探讨的五大议题外,主办方还特别开设了艺术商业管理青年学者沙龙。嘉宾与青年学者齐聚,对当今艺术市场的热点展开更进一步的对话与讨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青年教师白晓晴阐释了基于艺术品的创意设计价值的观点,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青年教师李甲则以个人经验出发与嘉宾们一起对中国的艺术教育现状展开交流。来自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艺术商业工作室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小组则分别就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和千禧一代藏家进行了研究,与嘉宾们分享经验。发言师生以TED演讲的形式全程用英语分享交流,不仅提出对现状的思考和未来发展的构想,更彰显出青年一代的自信与国际化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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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创新”2019年全球艺术品市场研究国际研讨会报道(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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