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死亡”是艺术史上被持续讨论的话题。20世纪初期以来，抽象性就被认为是绘画死亡的标志，二战后，巴奈特•纽曼（Barnett Newman）、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和阿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等艺术家再次提出了这些主张。20世纪60年代，绘画在西方世界被观念艺术、简约艺术和表演艺术等取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叙事。2019年11月1日14点，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举办讲座“绘画的死亡”，邀请法国国立艺术史学院教授、院长埃里克•德•沙塞（Éric de Chassey）再访这段艺术叙述，讲述为什么众多艺术家同时停止了绘画，为什么其中很多人又在20世纪70年代“重返绘画”， 从而使当代艺术的叙述变得复杂化。本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邵亦杨主持。

抽象绘画导致“最后的绘画”

埃里克教授提到，抽象绘画的故事与绘画的终结或艺术的终结密不可分，20世纪初期的几位抽象艺术家很快预见了抽象绘画描述性和象征性功能的消失，抽象的基本要素将无情地导致“最后一件绘画”的创作，并导致西方艺术的传统画法终结。1917年，蒙德里安转向完全抽象，他创作了一系列完全不涉及外部世界的作品，并认为这些作品可能成为观众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范本。马列维奇也在1915年彼得格勒的展览中展示了他的至上主义作品：白色背景上的简单形状的绘画。根据马列维奇的说法，他们创造了新现实的序幕。在之后两年，他将系列作品达到画质极限，他将这些绘画构思为他的“最后一幅画”。 从1928年到1935年马列维奇去世，马列维奇真正重返绘画，也重回形象化，希望成为乌托邦的一部分。但在1932年被斯大林残酷地制止，苏联政府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马列维奇之后，美术史出现第一个“最后的绘画”。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创作了三幅单色图像：纯红色、纯蓝色和纯黄色，并全身心投入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当时的俄罗斯，绘画是为新政权的极端支持者而死的，而新政权却支持以更传统风格制作宣传画的艺术家。列宁去世后，政权放弃了乌托邦式的设计，才使得绘画重获新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抽象表现主义成为备受关注的艺术趋势，当抽象凌驾于绘画之上时，第二个“最后的绘画”也出现了。国际表现主义运动的拥护者包括：波洛克、皮埃尔•苏拉奇（Pierre Soulages）、卢西奥•丰塔纳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视觉艺术实践

20世纪60年代，少数画家提出绘画的终结源于还原为单色，这种看法后来成为全球性现象。在逻辑上，他们提出了图像的对象本质和绘画作为媒介的特殊性；在绘画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人们质疑绘画形式与绘画媒介的相关性，并提出了过时的可能性。那时画家将美学带入伦理学，艺术创作受到美学思想和道德思想的控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文章《作者之死》；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1958-1959年的演讲中强调“从根本上摧毁或损坏作品的前景”是“当代艺术的标志”；莫里斯•布兰科特运用文学分析扩大了它的范围，并纳入了视觉艺术，他指出“每件艺术品都已成为对其起源的一种焦虑和无限自我寻找”。从那时起，我们一直生活在“当代”体制下，在这种体制下，各种形式的美学以个人折衷主义的方式或多或少的共存。

杜尚在1913-1915年创作的现成品艺术导致艺术创作领域被不成比例地拉长。20世纪70年代末，杜尚的影响变得清晰，即在制造一件艺术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丧失物质投入的资格。绘画仅在埃尔斯沃思•凯利（Ellsworth Kelly）、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少数人中幸存下来，在宏大的叙事被解构的情形下，绘画成为一种可能的视觉艺术实践。

重返绘画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有几位画家认为画画不再可行，直到稍作休息后才恢复绘画。如果认真考虑他们暂停绘画和重返绘画的时间巧合，会发现他们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不是艺术家被针对的个人原因。通过思考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我们可以避免目的论和规范性叙事的重复。因为他们表明，在他们那一代，他们的艺术旅程太过独特，无法被纳入严格的框架。

20世纪60年代，随着抽象表现主义的出现，第一批抽象画家退出了绘画领域。他们提出了美国评论家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出的理论的激进版本，并被全世界行动派画家视为一个共同的真理：“在画布上跳跃的不是画，而是事”，他们完全跳过了画布阶段，只专注于现实空间中的事件或动作。                                    

文/陈同玲
图/胡思辰、韦江月
（资料图由主讲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