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和绘画捍卫者之一，霍克尼在他将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热情地观察自己和朋友以及周遭的世界，保持着从不停歇的学习能力并创作了大量风景画、肖像画和静物画。2020年2月27日，大卫·霍克尼以肖像画为主题的大展《画自生活》（Drawing from life）于英国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开幕[注：受疫情影响，展览已于3月18日暂时关闭，恢复开展时间未定。]，展出约150件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公共及私人收藏的霍克尼作品。

通过关注霍克尼对自己和身边人的描绘——父亲母亲、灵感缪斯西莉亚·伯特维尔（Celia Birtwell）、母亲劳拉·霍克尼、策展人格里高利·埃文斯（Gregory Evans）和印刷大师莫里斯·佩恩（Maurice Payne）——展览折射出霍克尼痴迷于人物面貌的变化、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对人性魅力的探索，以及对肖像画的信念和热忱。他的肖像画仿佛是一面镜子，凸显出自我审视，展现了对亲朋好友的内心羁绊、对社会的观察，并更进一步映射出自我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01 不是毕业的《毕业证》

霍克尼在进入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优秀的创作能力，17岁的《自画像》青春洋溢，霍克尼仔细观察了穿蓝色西装、打着金色领带、戴着红色围巾、有着一头黑发、还戴着眼镜的自己，那是一个严肃而敏感的年轻人，充满了作为年轻艺术家的自信与自觉。画中透出的自信让人联想起他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画下的《毕业证》。1962年临近毕业，霍克尼拒绝按学校毕业考核中要求的画生活中的女模特，而是画健身杂志上的男模特；他坚持为了自己创作，要求学校雇他的朋友麦克德莫特（Mo McDermott）为模特；草草完成的一篇关于野兽派的论文，两次才通过审核。出于种种不守校规的行为，学校声称不给他发毕业证，霍克尼于是自己创作了一张可以说是象征了他叛逆青春的“毕业证”。“证书”上印着校徽，校徽下方写着“Diploma”，身穿学士服的霍克尼像是被挂在了校徽上，校长罗宾·达尔文爵士（Sir Robin Darwin）正在想方设法把他给拽下来，“证书”最底下是一排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同学。展览的开头正是通过霍克尼早期的自画像和作品，向观众诠释了一个擅长用绘画表达乐观和戏谑态度的年轻艺术家的自信。

自画像，新闻纸拼贴，42x30cm，1954年，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英国布拉德福德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

毕业证，蚀刻版画，40.6 x 28cm，1962年 © V&A博物馆

02 美国的《浪子生涯》

1961年夏天，霍克尼第一次去美国，受到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735年同名系列作品的启发，将这一路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呈现在了《浪子生涯》 系列作品中。用批评家马可·利文斯通（Marco Livingstone）的话说：“（霍克尼）一边向英国最伟大的版画家之一致敬，一边表现出自己：无论是把握叙事还是将意象凝练成令人难忘的简洁创意方面，都天赋异禀。”霍加斯原来的作品分为8个主题，霍克尼将其扩充为16幅，编号为1、1a、2、2a，以此类推到8a。霍克尼巧妙地将第一次美国之旅的体验和震撼套用霍加斯原有的主题表达出来，把一个原本讲述了浪荡公子汤姆·雷克韦尔挥霍财富不断堕落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在美国商业社会的各种奇境和陷阱里游荡的故事。这一系列作品的展出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浪子生涯1a，继承遗产，30×40cm，蚀刻版画，1961-1963 ©V&A博物馆

浪子生涯4，饮酒，29.5 × 40cm，蚀刻版画，1961-1963年 ©V&A博物馆

在编号为1a《浪子生涯》作品的《继承遗产》中，与霍加斯笔下的雷克韦尔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一样，霍克尼描绘了自己刚去美国，获得的第一笔“可以挥霍的资金”：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版画部主任威廉·利伯曼（William S. Lieberman）在与他会面时，买下了他的两幅版画。从利伯曼这里得到的认可和资金，霍克尼开启了在美国的“浪子生涯”。他现实惊奇地发现，和英国不同，纽约的酒吧和小旅馆从来不打烊，他在编号为4的作品《饮酒》中用含情脉脉的同性恋酒吧取代了霍加斯画中放纵淫荡的酒馆。

浪子生涯3，开启消费热潮并向金发女郎敞开大门，30.2×40cm，蚀刻版画，1961-1963年 ©V&A博物馆

浪子生涯4a，娶了一个老女人，30× 40cm，蚀刻版画，1961-1963年 ©V&A博物馆

与雷克韦尔在英国市井之中寻花问柳一样，霍克尼也在美国的消费主义中找到乐子，他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色，此后金发加圆黑框眼镜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编号为3的作品《开启消费热潮并向金发女郎敞开大门》中，画面左边霍克尼头上瓶子的标签“伊卡璐”（Lady Clairol）是他用过的染发剂牌子。霍克尼同样虚构了自己娶了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老女人，并将之描绘成一幅生动的画面，留下了编号为4a的作品《娶了一个老女人》，然后在经历了美国国庆日和监狱一日游之后，被扫地出门，这一幕被描绘进编号6a的作品《荷包空空》中。

浪子生涯6a，荷包空空，29.8×40.3cm，蚀刻版画 ，1961-1963年 ©V&A博物馆

浪子生涯8a，嘈杂，30.5×40.6cm，蚀刻版画，1961-1963年©V&A博物馆

刚去美国的时候，霍克尼看见大街上好多年轻人耳朵里塞着助听器，心想“纽约的聋子也太多了吧”，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戴着耳机听歌，霍克尼把这个景象画进这一系列作品的最后一幕《嘈杂》中。批评家赖特（Wright）注意到，艺术家有意将画面与主人公的堕落相吻合：年轻人刚到（纽约）的时候（《到达》Arrival 1），画面线条明快清晰，而等到最后主人公丧失个性的时候，画面的线条也变得枯燥乏味。此外，也有人注意到这些画面中有大量的霍克尼身影，但霍克尼否认这一系列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不是真的我，我只是把自己当成模特，因为我一直都在其中。”

浪子生涯1，抵达，30×40cm，蚀刻版画，1961-1963年©V&A博物馆

霍克尼染着金发，身着金色西装 1962年 

03 首次亮相的《我和我的父母》

现藏泰特美术馆（TATE）的霍克尼作品《我的父母》曾经在2014年Facebook的民意调查中被英国人票选为艺术家最受欢迎的画作，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此画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存在。1973年，霍克尼从伦敦搬到巴黎，在卢浮宫博物馆附近的一间画室里生活和工作，父母从家乡布拉德福德赶来探望他，霍克尼用当时为他们拍的照片和画的素描开始创作《我和我的父母》。但这幅画画了两年一直没画完，当霍克尼父亲以为儿子要放弃这件作品时还生气地通过电话质问其为何停笔。霍克尼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是因为当时在巴黎访客盈门，自己无法专心创作。

我和我的父母，胶带帆布油画，183x183cm，1976年，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我的父母 ，182.9x182.9cm，1977年 ©TATE

1975年霍克尼从巴黎回到伦敦，霍克尼才静下心来继续完成这件《我和我的父母》，并在同一时期将该画面中镜中的自己换成了15世纪艺术家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基督受洗》一画，完成了新作《我的父母》，并在后来被票选为最受欢迎的霍克尼画作。与《我的父母》相比，《我和我的父母》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一直放在他在洛杉矶的工作室里，直到这次为展览挑选作品时，才被艺术家重新发现，也让这幅画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知道画自己的父母是一件特传统的事情，但我认为其意义远远不止（画中所反映的）他们的困境、缺乏成就感，对生活无所求的茫然以及他们和我的关系。”

母亲，布拉德福德, 1979年2月19日,纸上乌贼墨色画，35.6x28cm，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1978年在父亲去世后，霍克尼用深褐色墨水和芦苇笔为母亲画了两幅素描。母亲劳拉从小便鼓励霍克尼画画，她是儿子忠诚且耐心的模特，总是静静地坐着让儿子画画。在霍克尼儿时的速写本中，母亲的形象经常出现。在1979年，霍克尼42岁画下的《母亲》中，霍克尼用简洁的线条表现了母亲一脸的沉郁与忧伤。为母亲画像，成为了母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母亲，巴黎，1972年，纸上彩铅，43.2x35.6cm，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04 穿越时光的“朋友肖像”

1983年的秋天，霍克尼经历了一阵强烈的自我审视期，他曾连续两个月在每天早晨时画一幅自画像，他在后来回忆道：一方面突然感觉自己不再年轻，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艾滋病在美国同志群体中肆虐，他的好多朋友都感染甚至丧命。这批画中表现出的诚实和脆弱，与霍克尼三十年前的自画像里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这些作品就像日记一样忠实地记录了他的心境变化。

自画像，1983年9月26日，纸上炭笔，76.2x57.2cm，©大卫·霍克尼

 左起：佩恩、西莉亚、霍克尼和格里高利在展览开幕式上 摄影 David Parry ©伦敦国家肖像画廊

好在，他还有老友的陪伴，其中包括时装设计师西莉亚·比特维尔、策展人格里高利·埃文斯和印刷大师莫里斯·佩恩，从1960年代开始，霍克尼一直保持着为这几位最好的朋友画肖像的习惯。为了此次展览，霍克尼还特地邀请他们再当一次模特，当年轻时的肖像与最近的作品并置在一起时，观众会发现时光赋予艺术家及朋友们的柔情。

西莉亚，卡雷纳克，1971年8月，纸上彩铅，43.2x35.6cm，，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西莉亚与霍克尼2006年在作品《克拉克夫妇俩》前  摄影 Steve ParsonsPA

纺织品及时装设计师西莉亚·伯特维尔和霍克尼第一次见面就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霍克尼的笔下，西莉亚时而手夹香烟；时而穿着衬裙慵懒地斜倚在巴黎公寓的沙发上；时而梳着浪漫的卷发，散发着迷人和柔和的气息。霍克尼总是密切关注她独特而浪漫的织物设计，霍克尼作品的一些灵感便来自于好友。比如在霍克尼的成名作《克拉克夫妇俩》中，西莉亚那一身神秘高贵紫色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西莉亚78岁了，但她看起来仍然洋溢着少女的明艳生动，她被视为霍克尼的灵感缪斯，甚至有说法称：“大卫·霍克尼的肖像展上没有西莉亚，就如同蒙娜丽莎缺席达·芬奇的画展”。

格里高利，巴拉汀, 罗马，1974年12月，纸上墨水，43.2x35.6cm，图片来源：罗伯特·魏德迈

格里高利，1978，纸上彩铅，43.2x35.6cm，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格里高利，洛杉矶，1982年3月31日，宝丽来组合拼贴，36.8x33.7cm，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

格雷高利在伦敦通过洛杉矶艺术品交易商尼克·怀尔德(Nick Wilder)认识了霍克尼。1974年，他俩在巴黎发展了亲密关系：当时两人都住在塞纳河左岸，格里高利住在龙街，而霍克尼则住在几步之遥的侯昂庭院。格里高利与霍克尼的恋情维持了有十年左右，在随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格里高利的角色已经从情人和助理演变成了霍克尼的策展人和顾问。但是霍克尼为当时的恋人留下了许多瞬间，在霍克尼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沉静、温柔且令人迷恋的格里高利，尤其是1978年霍克尼用彩色铅笔画下的《格里高利》。1982年，霍克尼用他喜欢的宝丽来相机为格里高利创作了一个16格肖像，这一时期霍克尼也正在对新的创作媒介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发生兴趣，这张肖像很好地将他对艺术史的研究和新媒介的运用结合起来。

莫里斯·佩恩，1998，蚀刻画，11.8x77.5cm，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莫里斯作为一位印刷大师，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与霍克尼合作了许多重要的版画项目。1998年两人再度联手，莫里斯鼓励霍克尼尝试新的版画创作方式，他认为霍克尼独具代表性的线条特别适合蚀刻，如果能结合钢丝刷等新工具的使用就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纹理和体积感，正如1988年霍克尼接纳莫里斯建议后为他绘制的肖像一样，艺术家用钢丝刷出线条经过蚀刻后创作出一个目光坚毅、两手紧握的莫里斯，从他一板一眼的正面坐像不难发现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对霍克尼的影响。

格里高利，2019年6月27日，纸上墨水，76.8x57.5cm

西莉亚，2019年8月29日至30日，纸上墨水，76.8x57.5cm

在展览开幕之际，西莉亚看到自己和朋友们在霍克尼笔下穿越了几十年时光时惊叹“噢，这太可怕了！”她感慨到：“无论是否接受，我们老了，看起来不像我们20多岁的样子……如果您长得好看，那么年轻时怎样都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更加了解岁月。”而正是岁月，让观众感受到霍克尼通过作品与自己、家人和朋友们的联结，以及他们穿越时光的个性与魅力。

 第1201号, 2012年3月14号，Ipad绘画，©大卫·霍克尼 

着红色背带的自画像，2003年，纸上水彩，61x46cm 图片来源：理查德·施密特，大卫·霍克尼基金会收藏

霍克尼在法国诺曼底的家中创作，2020年

本次展览原计划展到6月，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家肖像馆不得已暂时关闭了展览。霍克尼本人倒还是乐呵呵的，他在位于诺曼底家里接受《卫报》的采访时建议大家在疫情期间可以拿起画笔，去认真看待一些事并思考自己真正看到了什么。这也正是霍克尼自己的写照，这位八十三岁的老爷爷虽然与外界隔绝了，但是他仍然保持乐观，笔耕不辍，就像他通过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账号发的一篇ins里说的：“请记住他们不能取消春天（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

编译丨张雅婷

编辑丨杨钟慧

（文章编译整合自英国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及相关报道，图注除标注来源外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