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30日，势象讲堂第七期讲座“情境实践与图像考古”举办。在本次讲座中，主讲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曹庆晖教授，以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1939）为案例，围绕该作品的创作过程，以文献为据，讨论那些淹没在历史中的人、事、物。
“情境实践与图像考古” 讲座现场 主讲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庆晖教授
“情境实践与图像考古”是曹庆晖教授提出的一种研究路径，意在不孤立地、审美地阅读作品，而是立体地、历史地理解作品。理解作品的意义无法脱离对艺术家本人及其生平经历的考察与分析。当作品完成，复杂的传播过程，又一次次将作品带入新的语境。作品的意义与形象，正是在种种复杂因素的左右之下不断演化。而所谓“原义”，也在这一过程中经历改造。“情境实践与图像考古”希望通过收集、考证和辨析大量图像与文献材料，一步一步，回溯艺术创作的源头，以及它传播的原始情境，以此逼近图像原义。而本次讲座，也正是经由这一研究方法，抽丝剥茧，拨开历史烟云，让我们获得一次重新理解《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意义与价值的机会。
创作缘起：筹赈救国的合作
面对这件徐悲鸿在1939年创作的作品，首当其冲的疑问便是——这幅画作与王莹的著名话剧作品《放下你的鞭子》有何关系？徐悲鸿与王莹是否因这部戏剧相识，艺术家才画下了戏中的女演员？
试图接近真相，便需要暂时抛开现有的认定与评价，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徐悲鸿和王莹的真实人生经历，以此重新分析这幅画作产生的真实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王莹与金山作为秘密党员，接受指示在国内演出宣传，还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接受国民党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和资助，组建了“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群岛以演剧向华侨宣传抗日和募捐筹赈。但碍于没有合法身份开展演艺宣传活动，“中国救亡剧团”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帮助下，以救济英国伦敦遭受法西斯轰炸的妇孺为由，组成“新中国剧团”进行筹赈演出，救济祖国伤兵难民。至1940年12月被迫出境回到香港，在金山和王莹的带领下，“新中国剧团”在6个月内，在南洋群岛举办筹赈公演27次80场，上演了独幕、多幕话剧和很多抗战大戏。他们以戏剧做抗战宣传，这其中就包括广受欢迎的独幕剧作品《放下你的鞭子》。剧团以工作为筹赈工具，受到各地侨胞空前热烈的欢迎，被南洋媒体誉为“新中国新兴艺术之代表，轰动海内外的戏剧铁军”。
中国救亡剧团合影。合影最左侧站立者为团长金山（裤腿标1），前排蹲姿女士中右二为副团长王莹（裙摆标2）
与王莹带着明确而强烈的使命不同，徐悲鸿并没有接受指派与任命，那么他为何来到南洋并创作了这幅画作呢？曹庆晖通过对徐悲鸿留下的书信与相关文献的研究，认为他是在一种“国破家亡”的处境下来到南洋。一方面，“国破”即指的是日本侵华下的国家动荡不安，徐悲鸿也有卖画集资救助国家的意向。另一方面，徐悲鸿当时的个人情感和家庭出现问题，与夫人蒋碧薇处于破裂边缘，也没能随心与学生孙多慈走在一起。恰好此时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不断向他发出邀请，于是，在这几重因素的影响下，他决定卖画供个人旅行与国家救亡，于1939年到达新加坡，并计划去往印度等地。
徐悲鸿、黄孟圭、黄曼士外孙女及黄曼士（从左至右）在江夏堂合影 1939年
在新加坡期间，徐悲鸿在当地有许多朋友，如郁达夫。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郁达夫与王莹相熟，曹庆晖认为徐悲鸿应该是通过郁达夫结识王莹，并产生了为王莹画像的一种合作。《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虽依照王莹而画，但并不为赠送于她，而是为公开的售卖与筹款。可见，这幅画作成为一种合作方式，让以演出筹款的明星王莹和以卖画捐款的画家徐悲鸿，能够共同出力在国难之际筹赈救国。
创作方式：写实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既是筹赈救国的合作，选择《放下你的鞭子》这场革命热剧中的角色来表现王莹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在曹庆晖的进一步研究中，能够发现徐悲鸿从未见过王莹表演这场戏剧。《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完成于1939年10月，而王莹虽然1939年9月率先抵达新加坡，但与团队开始正式的演出是在1940年6月。所以，在创作这幅画以前，徐悲鸿实际上并未亲眼见过王莹表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场戏剧。
那么，在没有亲眼见过剧目表演，当时这个剧目在新加坡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为何要选择《放下你的鞭子》这一剧目中的形象来表现王莹？这极大可能是王莹本人的选择。从服装本身而言，这套服装是上下装完整成套的，比较得体，且较符合创作当时的天气。从剧目而言，虽然《放下你的鞭子》当时在新加坡从未演出，但在这以前，在国内之时，《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部鼓动抗日、宣传救亡的短剧已获得了国内观众的喜爱，影响力较大。
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布面油彩，144cm×90cm，1939年，台湾藏家收藏，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陈列
即使徐悲鸿对这个剧目的剧情早已有所认知，但这与临场观看的体验是相差甚远的。由此可见，除了王莹本人及其动作神情，画作中的背景街道及人群其实是徐悲鸿依靠联想添加。
不仅于画面背景，徐悲鸿还对王莹的戏服做了一个隐秘又重大的改变，并对花纹做出极富图像学意义的改编。从目前公开的王莹的合影照中可以看到，她的香姐戏装有两套，除了常见的她和徐悲鸿1939年10月在江夏堂合影时所穿的戏装外，还有一身见于1941年秋她在香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的留影。若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徐悲鸿这幅画中王莹的戏服，与这两套戏装的纹样都不相同。通过搜寻中国传统民间图案，发现画上的纹样与南方蜡染中的“凤穿牡丹纹”相似。这种极富祥瑞、富贵意味的图案，从图像学的意义上向我们表明，在创作这张作品的时候，徐悲鸿更加注重表达的是王莹作为戏剧皇后、花魁的身份，而不是《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底层人民香姐，更不是这部戏剧本身的某个情节。
徐悲鸿在江夏堂绘制《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时，与带妆的王莹合影 1939年10月
王莹（左一）、金山（左三）在香港利舞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后，带妆与漫画家丁聪（左二）、《大地》主编马国亮合影 1941年秋
蓝印花布中的“凤穿牡丹纹”
以想象的背景烘托、加入富有象征性的图案，都是浪漫主义绘画中常用的手法。至此，曹庆晖发现，在这幅画作中，徐悲鸿不同于人们对其写实主义画家的既有印象，透露出了写实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达方式。正如曹庆晖所言，或许只有突破对于画家及其创作的既定观念，了解每幅画作背后的前因后果，才能发现藏在画作中的图像的改变与其意义。
影响评价：与司徒乔《掷鞭图》
“凤穿牡丹纹”表达了徐悲鸿对王莹作为演员、明星的认同，而在其落款“人人敬慕之女杰”的赞誉，我们似乎看到了徐悲鸿对王莹认知的改变。其实在当时画像完成后，陈嘉庚等侨领曾应邀到江夏堂参加庆贺宴会，并有郁达夫题赠元代杨维桢诗、黄曼士、黄孟圭等人致贺题诗。而这些诗句、题跋描绘了王莹他们开展工作的艰难历程，更是在他们诗中赞誉王莹为“女杰”、“侠”、“有心人”。这让徐悲鸿看到了王莹作为秘密党员投身救国运动的另一面，与他过往接触的女性截然不同：蒋碧薇曾多次劝阻他远离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他心仪的女学生虽与王莹同龄，但尚未独立，仍依托父母的支持。但此时画作已然完成，或许徐悲鸿便通过题字来表达这种新的感受——“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廿八年十月悲鸿写。星洲”的落款，记录了徐悲鸿对于王莹“花魁”到“女杰”的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对王莹演戏职业赞扬到投身救国事业的欣赏的情感的转变，将整个画面的意义又推进了一步。
《良友》第150期发表《悲鸿近作》, 1940年
《良友》第150期推出“战时艺展出品”专题，1940年
《良友》画报1940年第150期，策划编辑了抗战时期绘画艺术的专题，此中便发表了《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与王莹的头像两幅作品。在专题下形成的抗战生活图景和作品的图像逻辑中，加之对海外演出、明星身份的介绍编辑，这幅作品“明星爱国”“妇女救亡”的内涵被进一步具体和强调。由此，若以抗战救亡中的文艺女性和文艺女性的抗战救亡为视角回顾历史时，曹庆晖认为率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时间早、影响大的美术作品，就是徐悲鸿的这一件。
因为题材、人物的相似，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常常与司徒乔《掷鞭图》并提进行比较，且不乏赞誉后者，而批评前者的评论。1945年11月5日，也就是抗战胜利两个月之际，曾经具体协助司徒乔完成《掷鞭图》构图置景的原“新中国剧团”的美术指导沈剡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文章，在认同司徒乔对《放下你的鞭子》戏剧精髓表达的同时，严厉批判徐悲鸿的作品脱离戏剧。
司徒乔《掷鞭图》，1940年，麻布油彩，124×177cm，中国美术馆藏
通过曹庆晖对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的情境还原并结合图像分析，不难发现司徒乔《掷鞭图》与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中之王莹女士》都有其自身的创作背景与逻辑。司徒乔的构思与创作深入于剧情和角色的研究，在视觉上几近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剧照；而徐悲鸿在创作之时，更注重表达王莹本人的女演员身份。其实，无论是司徒乔通过还原戏剧的桥段，来引起人们对戏剧本身的联想，激起人们的抗战爱国情怀；还是徐悲鸿在画面、落款、刊登等多重事件的影响下，凸显出的女性明星投身救国活动的精神，都对当时抗战救国的宣传具有积极的影响与作用。
讲座现场
主讲人曹庆晖与观众现场交流
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沈剡亦难以清晰地了解徐悲鸿创作之时的情境与原义，期间再经历数十年，离那些情境更加遥远。正如这幅作品，当我们带着历史的经验先入为主地看待作品，以完全写实主义视角看待徐悲鸿的创作，以名字来判断内容，便不自觉地与其原义偏离。想要更深入地对艺术作品进行理解与评价，有时需进入其历史情境之中，探索其前因后果、传播过程，更为立体全面地理解图像的内容与意义。
文/王玉莹
责编/孟希
作品及资料图致谢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