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发言

1935年12月，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著、北平中国旅行社分社寄售的《旧都文物略》刊印发行。这本图文并茂，拥有超过400张照片的图文集，被人们看作一部记录着城市代表建筑景观的官方宣传册，往往被视作参考材料被学者引用于历史研究之中。

《旧都文物略》书影及出版信息

林伟正首先注意到《旧都文物略》与宣传册定位不相符的特殊设计编排——400多张图片的巨大体量与厚重体积，难以阅读的半文言文式的说明文字，以及相比同时期同类型宣传册高出近10倍的定价，提示着《旧都文物略》并非一本普通的城市宣传册。其次，该图文集在全书旨趣中提及，其编撰集合了北平都城过去的照片，同时拍摄当时的实景照片，佐以文字，以展现北平城市的现状。这直接导致了林伟正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一部以当下北京城实景作为主要展示的图文集，为何特意冠之以“旧都”一词指意北京？这种形容方式从何而来？如果不是单纯的对外宣传册？其真实的出版目的为何？

《旧都文物略》全书旨趣

1928年迁都南京后，《旧都文物略》作为国民政府首次对“故都”文物遗存发行的图像记录。表面上看，本书只是为吸引更多游客的官方宣传。但是，如果综合考虑当时社会背景下，南京政府正统形象建立的一系列手段，便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如何定位北京的焦虑。那么，这种焦虑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1928年以前，北京正积极地进行着现代化变革，这种定位的焦虑似乎还没有完全突显。当时，为了迎合所谓“现代化都市”的三点重要标准——便捷的交通、宽敞干净的街道以及坚固美观的现代建筑，北京城也做出了相应的现代化都市规划。对于城墙、牌楼等传统建筑，它们虽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但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其实用价值，甚至阻碍了现代交通的发展，不得不被改造甚至拆除。而如中央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过去禁止普通民众进入的地方，也应现代化改革之势逐步开放。1925年左右，随着这些改造计划的落实，北京城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城市意义上，都逐渐由一座皇城转变为现代化城市。

正阳门改造，1914-1915

紫禁城开放

而在1928年后，这种以“现代化城市”为目标的向前发展态势突然调头，意图将北京塑造成象征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旧都”，定位的焦虑也在此时显现。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北平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将自1919年由顺天府更名的“京兆地方”，再次更名为“北平”，并设北平特别市，直隶南京国民政府，北京完全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同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北京城环境也较为动荡，经济发展并不稳定。

1928年以后出台的北平文物保护计划，图片来源于讲座截屏

天坛祈年殿，《旧都文物略》

城市现代化转型与政治中心地位的动摇，无疑带给北平政府与人民前所未有的焦虑，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北京城市的新定位及身份问题。对于拥有大量的建筑等文物遗产的几代都城北京，“文化中心”“历史美术宝库”的定位与发展方向自然成了大势所趋。在这种新的发展计划下，1928年起，北平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并成立有专门机构，进行保护、整理、修复北平文物的相关工作，如1933年出台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等等。

而刊发于1935年的《旧都文物略》，从书名、出版机构来看，我们不难想象《旧都文物略》与当时出现的若干保护政策近似，均有打造北京城形象而服务的目的。结合北京城新的定位，林伟正强调，《旧都文物略》的书名与其他政策计划中反复提及的“旧都”中“旧”的含义，并不是一种陈旧、过时之意，恰是指向着中国长久的传统文化与历史之“旧”。在宣传打造的过程中，“都市北京”被重新赋予了“旧都北平”的概念与想象。

摄影如何构建“旧都”印象

林伟正提出，《旧都文物略》透过图文的设计，在赋予北京文化历史一个完整叙事的同时，将北京框在“旧都”的概念和想象之中。这种对于“故都北平”的有意识建构，代表了国民政府对于北京持有的态度。而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摄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摄影与北京建筑的关系由来已久。19世纪时，许多外国摄影师来到北京，用摄影记录这座城市并表达自己的理解，他们拍摄的建筑景点，又不断出现在后来国人的摄影作品之中，几乎构成了北京城市建筑的“图像历史”。这些外国摄影师凭借其特殊身份，抵达普通人难以进入之地，以照片形式让我们看到了满是禁地的皇城中被隐藏的一面。而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开启近现代革命，社会制度与文化发生巨大改变，城市面貌也开始焕然一新。在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等外国学者看来，中国的古代建筑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本的精神，而这时的北京城摄影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抹去所有与现代化相关的事物，努力还原建筑的古典意境。

《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小川一真出版，1906

喜龙仁, 南海迎薰亭，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1926

《旧都文物略》一书则不同，它避讳的不是新修建的痕迹，反而是那些表现出年代感的破旧之处，对照西方摄影师镜头下北京的历史建筑，书中许多照片都清楚可见该书编辑对“旧都”建筑皆已“全面修复完好”的强调。同时这些照片大多为建筑的外观，少有建筑中的内部场景。这种方式削弱了建筑的物质性与结构性，让建筑近似于一种平面图案。

《旧都文物略》中摄影对建筑平面化的处理，具有其建构文物“旧都”的目的及意义。在林伟正看来，这些似乎过于表面化的编排都是有意而为之，它们让这些修复如初的古代建筑被封印在可收藏的、可供随时翻阅观赏的照片之中，限制了读者对于这些建筑物除“保护完好的文物”以外的其他想象。而通过《旧都文物略》书中几百张此类照片的排列，北京城文物宝藏“旧都”的印象在读者心中加强。它其实不在于客观陈述旧都的现状、或丰富旧都的概念，而是限制了观者对于“旧都”的想象。

从《旧都文物略》案例中可以发现，摄影与图像并非一种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与文字类似具有自身观点及方法的表达方式，并以隐蔽而自然的方式影响观者。

乾清宫，《旧都文物略》，《旧都文物略》中少有的建筑内部

1929首都计划图片资料，南京成为新首都，北京则被塑造为旧都

讲座尾声，林伟正与听众们围绕《旧都文物略》中的摄影、《旧都文物略》的发行及反响等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林伟正谈到，《旧都文物略》大多时候是作为研究的历史资料出现，很少有针对它本身的研究，也缺少它的发行售出数量、社会反映等更多的资料，此次讲座对于《旧都文物略》的研究更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但它在更长时段里的影响其实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与空间。

文 | 王玉莹

图片资料致谢佳作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