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11月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中国文艺评论（中央美术学院）基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编辑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文艺评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艺术互鉴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电教学术报告厅召开。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艺术互鉴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现场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协建筑艺术委员会主任吕品晶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王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罗世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导、元培学院导师李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张鹏，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秘书、《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吴端涛，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导尚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科研处处长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文艺评论（中央美术学院）基地副主任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央美术学院马菁汝，中国文艺评论（中央美术学院）基地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文艺评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傅怡静参加会议并做研讨发言。会议开幕式由傅怡静主持。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协建筑艺术委员会主任吕品晶在致辞中表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更是一条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互鉴之路。艺术互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央美术学院历史上的老一辈艺术家、学者曾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结下丰硕成果。作为新时代艺术家、学者，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融汇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相关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书写民心相通、文明互鉴、发展成果共享的多彩篇章，为“一带一路”教育及文化互鉴传播与交流提供重要学术支持。

研讨会分为上下两场，第一场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菁汝主持。五位发言学者就他们围绕“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交流视野之下艺术互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精彩发言。

首位发言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王镛的演讲主题为《丝绸之路与佛教艺术东渐》，他首先深入浅出地向大家回顾了佛教艺术经由丝绸之路东渐过程中为适应儒家审美观念所发生的变化，重点介绍了印度佛像传播的具体路径与中介，从印度阿旃陀石窟降魔变中表现女性人体美的魔女形象，到克孜尔石窟第76号窟壁画中的女性特征削弱的魔女形象，再到敦煌莫高窟第254窟降魔变中的着装魔女，展示出印度佛教艺术经由南北两路丝绸之路传播的中国化历程。

此后，中国人在佛像及绘画中“改梵为夏”，创立出自家样式。在并称为“四家样”的风格样式中，仍可见中国佛像与印度笈多马图拉式薄衣贴体样式的关联。相关例证同样可见于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青州佛像等中国佛教造像所受到的笈多样式影响，以及凹凸退染法可能通过犍陀罗辗转传入中国，继而影响张僧繇的凹凸画法，从而使凹凸退晕法传播甚广。以上例证，均显现出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过程中进行选择、取舍与改造的过程，外来文化因素移植进入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之后，在适应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产生了移植与变异，这进一步衍生出佛教美术的本土化特征。印度佛教艺术经由丝绸之路的东渐过程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由此可证，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范围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与互鉴中，推进新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的产生。佛教经由丝绸之路的传播，造就了奇伟宏丽的中国佛教艺术，使得亚洲佛教艺术在中国发扬光大，于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彩。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世平的研究题目为《丝路画识：胡汉美术在丝路的对话》，聚焦考察了中国东部廊道对于历史上各族群在文化艺术交流对话中的重要作用。以中国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图像叙事为例，中国传统图像叙事组织时间、空间与内容的方式是以由东向西为主的，如洛阳卜千秋墓脊顶壁画，体现出了中国早期传统中多见的长卷式构图形式，其传承可见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从右往左展开叙事的长卷式构图，此种中国传统的图像叙事方式在敦煌第428窟的构图中亦可见到。

佛教传入中国后，图像叙事方式发生变化，出现了多种绘画图式。以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为例，多种图像叙事包括中心式、对称式、右旋式与论辩式等等。罗世平分别以敦煌第254窟“萨埵以身饲虎本生”，西安史君墓石堂中受拜火教影响其图像叙事由西向东进行的右旋式构图，敦煌第103窟维摩诘经变图的论辩式，敦煌唐代时期经变画中使用的伊字三点式构图，以及安伽墓石刻图像等例证，详细说明了中国传统图像叙事的变化。这些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多样展开的绘画叙事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图像叙事。

其次，随着丝绸之路成为欧陆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并伴随着佛教和三夷教的传播，西域胡人将西域图像叙事和绘画技法传入了中国，其中包括体积感的造型、铁线描法、凹凸式退晕法，以及胡画使用胡桃油作画的技法等等。这些源自西域的绘画技法与叙事方式经历汉、魏、南北朝、隋唐，西域胡画与汉地画风的交流互动，进一步融入到中国本土世俗绘画中。通过丝绸之路胡汉画风的汇通，新的技法、造型、图像叙事层面融入到中国美术的传统之中，形成中国美术开放的文明体系。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导、元培学院导师李凇的汇报题目是他近年来的研究，题为《中国雄狮的相貌——从1678年葡萄牙送给康熙皇帝的狮子说起》。他梳理了康熙十七年葡萄牙使者向清廷献狮事件，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编撰《狮子说》，以及狮子从明初开始通过陆路与海路来华的相关历史文献，李凇试图考察在先秦文献中被称为“狻猊”的狮子形象，如何受到“狮子外交”影响所产生的图像变化过程。他通过明代前期曾出现过的“真”狮子图像，如宫廷绘画中开始出现较多更为逼真的狮子图像，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与明代卷轴画、水陆画、壁画、雕刻中的狮子图像的眉、尾、鬃毛、毛色、性别区分等造型特征，认为明代对于狮子的描绘可分为传统的狮子与写实的狮子两种不同的造型方式，前者接近先秦文献中便有记载的“狻猊”，后者则更接近由外交所呈的真狮形象。但到了清乾隆时期，出于回归传统的考虑，所造狮子图像再次衔接其作为神圣图像的文化属性，因而重归神性。通过对于明清两代狮子图像的考察，将“自然之狮”与“文化之狮”之辨，置入其原有历史语境中，以重思图像背后复杂的传承关系与文化属性，建立今人对于狮子图像的贴切解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张鹏的发言主题为《丝路视野下的中非艺术交流与互鉴》，在发言中，张鹏首先回顾了近年来中非关系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也预示着如何面对世界多极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传承发展中非艺术的传统和互鉴交流已成为时代重要命题。她以比对当今世界地图与明代绘制的世界地图为切入点，从世界史角度看来，对非洲的偏见是十九世纪殖民扩张时代的产物，这也影响了非洲艺术在世界艺术史语境里面的分类。张鹏指出，有大量可考历史遗存见证着非洲与世界各地的交往与文化交流，显现出非洲大陆具有惊人的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以及称著于世的艺术视觉冲击力与独创性。而从中国的历史角度看来，中非自古以来拥有渊远流长的互动交往历史与传统友谊，且极少有偏见。

宋元以来中非交往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活跃，中国对非洲的认识与研究也进一步提升。如宋代赵汝适著作《朱藩志》等史籍文献中同样展现出中国与非洲文化艺术互动交流的悠久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非研究史从第一代中国非洲研究学者夏鼐先生的工作开始，从夏鼐先生开启的工作延续到今天，形成分布于全国的非洲研究机构、智库以及相关学科研究领域，中非合作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近年中国与非洲联合考古的成果也不断揭示出，非洲大陆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与人口迁徙等方面的联系，丰富了我们对于中非文明交流的认识。通过考察中非艺术交流与互鉴的历史与今天的发展，无论中非关系还是其他区域性研究合作，都要求打造扎实的思想文化和现实基础，塑造新型国际知识体系，弘扬丝路精神，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秘书、《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吴端涛的汇报《董希文20世纪40年代的西北写生与创作》聚焦在西北写生与创作经历的材料梳理以及这段经历对董希文先生艺术生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董希文1942年至重庆参与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其参展作品《苗女赶场》源自董希文对于苗区的考察基础之上，是艺术家在油画中探索民族形式的初步实践，他同时期接触敦煌艺术，让董希文开始踏上西北写生与创作之旅。

吴端涛通过考察董希文在敦煌研究院期间进行临摹工作之余创作的大量风景写生，重要作品包括《敦煌莫高窟全景图》，《敦煌塔姿》等，连同他所创作的大量人物速写作品，在南疆公路写生积累下丰富的西北生活素材，以及他两度在贵州苗区的长期创作生活，认为这些都为董希文日后对于色彩的塑造与油画民族风的探索作出了坚实的准备。西北写生与创作之行不仅丰富了艺术家的生活阅历，加深他对于民族精神与民族艺术魅力的深刻认识，也让艺术家深刻体会到国破家亡之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这成为董希文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积淀与蓄势时期。

研讨会进行到下半场，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张鹏进行主持。下半场第一位发言学者，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导尚辉以《西行之旅对中国式现代美术的建构》为题，检视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西部之行的艺术家，如常书鸿、叶浅予、张大千、吴作人、董希文、赵望云等人如何从敦煌艺术中汲取艺术滋养，却生发出不同面向的本土化自觉。他们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探寻现代主义美学因素之际的不同抉择，创作路径乃至背后的思考，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美术的建构至关重要。

例如，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西方学院派艺术的常书鸿，带着探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之思，广泛而深入地接触西方写实主义传统。巴黎其时正蓬勃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成为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结缘后力图从中寻找属于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因素的某种由来。常书鸿以西学回望敦煌，从中看到现代艺术发展的精神灯塔，吴作人、董希文等人则从敦煌艺术中寻找到进行写实主义本土化探索的精神源泉。又如，张大千在西行之旅中进行的临摹工作则提供了从中国美术现代性中回望传统的某种可能。尚辉认为，张大千的实践揭示出中国美术的现代主义过程的复杂性，它不仅是沿袭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是在回望传统中完成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理论建构。回望传统对现代性进行再度开掘的方式，通过张大千、赵望云、黄胄的创作一脉相承。尚辉以夏皮罗在中世纪艺术中寻求现代因素的艺术论证为例，说明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同样并不完全是递进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回望传统的结果，而现代性转型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中的关键词语，正是通过西部之行，一批批艺术家在不同的回望传统的道路中探索出中国式现代主义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可能性。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科研处处长于洋带来的题目《“一带一路”题材美术创研生态与策展传播实践》，他分析了“一带一路”母题作为近年来主题美术创作焦点，是如何在创作中深入艺术本体层面，如何从本土性的美术方法与创作思路中进行表现，以及该领域主题创作的重点和难点。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在于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地理的视野与国际文化的眼光，以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宏观视角，审视自身文化资源的视野与理论框架。在视觉表达领域中，以何种姿态、口吻、语气来讲述中国故事，以怎样的图像叙事手法及题材内容选择向丝路沿线国家展示中国艺术的审美趣味，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成为“一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与策展传播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基于此，于洋就目前“一带一路”主题创作的审美、题材与内容选择进行归纳总结，指出主题创作所面临的发展瓶颈，包括缺少有效图像资源，题材标签化与创作内容扎堆，创作者缺乏深入体验，艺术风格混融迁就等现象与问题。如何展示自身，选择正确的文化策略，是“一带一路”主题创作目前面对的重点。他同时分享了近年来他参与经历的“一带一路”主题展览和传播工作，这些策展与海外考察活动为“一带一路”主题创作提供了新的启迪，如何让古老的丝绸之路衔接鲜活的当下生活，才能让当下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在精神上息息相通。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文艺评论（中央美术学院）基地副主任刘礼宾的发言题目为《“当代艺术”作为通行艺术形态的国内外境遇》，以当代艺术作为载体，探讨近四十年在海外交流与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源自市场、展览机制、文化氛围乃至政治博弈等多方面因素时的际遇，及其背后潜在的问题与可能性。

如何让中国呈现在国际视野中的艺术样态，能够达到与国外主流文化圈的交流？这是刘礼宾思考的起点。他认为，其一，国内当代艺术与双年展机制作为一种咬合机制，成为决定海外认识中国的某种形象展，从而建构了国际上所认识的中国艺术的基本形态；其次，当代艺术和艺术类型，与中国教育体制和官方美术体制之间存在分类机制的差异；第三，当代艺术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海外策展人的策展理念倾向于让基于政治图像、文化图像转译的政治波普艺术家，与基于材质创作的艺术家群体成为主流，并进一步成为某种中国文化身份乃至国家形象塑造的规约。第四，当代艺术作品对艺术机构空间维度的倾轧持续存在。第五，基于当代艺术的传播现状，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已形成一个独自的场域，几乎与中国传统艺术完全隔离。第六，当代艺术的艺术在场。包括“一带一路”的相关艺术交流与传播，各地艺术乡村的改造计划，很多选择以当代艺术为载体。伴随各个高校当代艺术人才招生培养的扩大趋势，刘礼宾认为，当代艺术已然形成了全球语境与国家认同的脉络，作为一种通约性对象，当代艺术实则发生在文化强国与政治博弈的脉络之上，已然具备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写作中的种种因素。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央美术学院马菁汝从自身的社会学与艺术教育学的跨学科背景出发，以《文化共融：社会美育与中国当代艺术国际传播》为题分享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经验。马菁汝认为，艺术文化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纽带，其中存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传播与共同构建美育共同体的问题。在此种跨学科视野下，中国经济转型期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及艺术教育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马菁汝基于中西方美术教育比较的实践和研究，提出“社会美术教育学”这一概念。社会美术教育学和艺术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研究，其理论和实践成果需依靠艺术传播完成，两个学科高度紧密关联。以威尼斯双年展为例，构建社会美育共同体的落脚点在于公众，如何让非专业的人理解艺术作品、艺术价值、艺术美学、艺术哲思是现阶段需美育与传播协同作用的重点。国际传播方面，以纽约华美协进社为例，探讨梅兰芳访美作为中学西传成功案例所提供的榜样价值。如何将优质的艺术传播带给大众，是今天探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美育重要的任务。她以亚投行艺术品与艺术展览为实践行一带一路国策，通过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传播，在中外交流碰撞中吸纳国外文化的精髓，也是在传播和互动中让世界了解中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人文精神，提高文化自信，树立民族形象。

中国文艺评论（中央美术学院）基地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文艺评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傅怡静

中国文艺评论（中央美术学院）基地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文艺评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傅怡静作最后一场主题演讲，题目为《丝路画卷上的云山两径——“一带一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两条路径》。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新时代创作图景，傅怡静指出，目前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中存在两种创作状态，第一种是关乎历史的记忆，创作者在铸造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特定题材的图像建构，即历史画创作。通过历史画视觉模式的叙事与塑造的分析，历史画目前存在三种动向：对于传统历史画视觉模式法人拓展和延续，丝路主题创作的诗性表达，以及在历史画中探寻绘画性的语言。三种动向亦说明历史画创作在表现国家意志和历史事件之间，为艺术家个人意志的表达预留下极大的空间。第二种创作状态是通过丝路写生关照现实，创造出一种当代性叙事。以刘小东与刘商英的创作实践为例，傅怡静指出写生与生俱来具有的在场性、记录性与当代性，因而给予艺术家巨大的自由表达空间。

傅怡静通过引申各时代美术家与美术理论家对主体性概念的讨论，认为主题性概念的模糊和多元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当下的“一带一路”主题创作大致可分为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命题性创作与个体意识觉醒下的主题创作自觉。傅怡静在对比两种创作路径及思考二者的得失中，得出互鉴与启发——重大题材主题性创作胜在政治性、系统性、规划性，失在概念性、模板化，隔离感。个人意识的主题性创作胜在艺术性、在场性和当代性，弱在功能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因此，主题美术创作应妥善处理四个维度方面的关系，即主题性与主体性、艺术性与功能性、历史性与当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将中华民族传统与当下创作的文明成果呈现给世界，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纵深发展与广泛艺术传播。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艺术互鉴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现场

尚辉作出研讨会学术总结，他认为，本次研讨会恰切地表达出艺术互鉴和文化传播的主题。上半场如王镛、罗世平、李淞三位先生从美术考古的视角出发，呈现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在美术中的体现。通过他们的研究，可见今天艺术史学的发展，一方面注重美术考古与田野调查，另一方面艺术史书写也改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书写格局。下半场聚焦文化传播，展示出艺术家与理论家在“一带一路”架构中进行的当代人文表达。他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圆满召开也带来三种启发性，第一，“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艺术史写作，通过“一带一路”的文化理念获得新的扩充，改变了原有艺术史写作格局；第二，“一带一路”主题性美术创作创作类型是依托“一带一路”文化理念下组成的一种新的当下图像叙事；第三，文化尤其是美术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形成新的美术理论的自觉。文化和艺术的互鉴与传播是美术发展的生产力，不仅仅是艺术语言和社会形态的迭变，这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所讨论的核心。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艺术互鉴与文化传播”会议议程

撰文｜孟希

责编｜朱莉

图片｜李迪、周丰、魏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