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迟到千禧年，艺术批评的失语已经成为艺术界的普遍共识，人们常常将其原因归结于艺术市场的兴起，导致艺术创作的目的更加现实，从而与理想化的艺术批评发生分裂；而市场效应的持续增强，则进一步将艺术批评挤压到更为边缘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但除此以外，从媒体变革的角度来看当代艺术批评的平庸化和边缘化，或许也不无道理。千禧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普及的时期，这与批评失语的话题时间相当。而最近十年，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社交软件的普及则将艺术批评推至更加尴尬的境地：互联网上超过3000字的“长文”便少有人读完，而对手机读者而言，“一句话批评”更加有效、更受欢迎。那些长篇大论的精彩描述或深刻剖析，在互联网和手机终端上，已然无人问津。
实际上，就评论的篇数和字数而言，在活跃的艺术市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条件下，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是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但人们所怀念的，并不是抽象的“艺术批评”，而是基于文化启蒙、前卫艺术理想，以及纸质媒体共同塑造出的那种特定的艺术批评范式。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艺术批评从来就是那样的，也不意味着艺术批评在未来也一定依然会是那样。古典时代有古典的艺术批评形式，而现代艺术批评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艺术批评不仅对应着艺术自身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范式，而且也是其同时代媒体形态的产物。甚至在现代艺术的不同阶段，艺术批评也远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功能和作用，这些差异与艺术、媒体的发展与变革息息相关。
在18世纪，艺术批评指涉的不仅要宽泛得多，而且常常也并非是学术性的分析。刊发在格里姆主编的《文学、哲学与批评通讯》中的狄德罗等人的评论，是最早的现代艺术评论，它们大多数是描述性的，用文字去转述绘画的内容与风格。那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到现场观展，其他地区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描述来了解艺术沙龙的状况：有哪些艺术作品，那些艺术作品如何。同时，艺术批评也会对艺术作品做出价值上的判断，但在艺术批评的早期，由于其信息传递的功能大于价值判断的功能，因此，描述仍然是艺术批评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是二者沟通的渠道，首先，他有赖于艺术作品的公共化，面向社会的开放，其次，必须要有相应的大众媒体作为其传播载体。宽泛意义上的艺术批评随处可见，也许是画廊中的谈话，也许是沙龙上的辩论，但被人们确切定义为现代艺术批评的东西，并不是随意说出口的言论，更多时候是指付诸于笔端的理性文字。而且，这些评论并不再仅仅是对艺术作品内容的文字再现，转而成为艺术作品精神价值的生产方式。
在资产阶级不断兴起，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公共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大批量印刷的报刊杂志在全社会兴起的基础上，艺术批评开始了范式转型，从信息载体转变为价值界定和观点辩论的手段。此前，绝大多数沙龙评论集或刊物，主要面向的是贵族阶层的读者，而在19世纪，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向社会进一步开放和拓展，大批量、定期印刷和发行的报刊杂志扮演了民主进程的载体，现代艺术批评，正是在这样的媒体基础上诞生。艺术批评的专栏在各大媒体竞相开设，通过约稿和投稿，人们在这个媒体平台上发表自己对新艺术的看法，甚至彼此交锋。这与同样产生于资产阶级内部需求的新的现代艺术彼此应和，相得益彰。不难看出，艺术批评的兴衰，以及其范式，与具体的时代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艺术、不同的媒体，会催生出也许完全不同形态的艺术批评。
典型的现代艺术批评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在封闭的“艺术世界”价值生产链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艺术作品创作完成后，批评家通过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进行历史和理论的定位，从而判断其创造性和精神价值。这些被艺术批评所认定的价值，通过传统权威纸质媒体的传播，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因此，现代艺术批评常常被看作一项公共事业，通过学术及其特定的传播方式来凝聚“意义”共识。无论是印象派，还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批评在推出这些风格流派的过程中，正式起着这样的作用。然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写作和阅读却因其个性化、特色化、地域化、零散化、娱乐化导致艺术批评价值界定的危机，公共文化丧失来其权威性，每个人既是读者和信息接受者，也是作者和内容生产者。
在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说，从前那种围绕现代艺术展开的，基于平面媒体的艺术批评业已变得边缘化，但这并不代表“艺术批评”已经衰亡或消失。相反，也许艺术批评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观众和读者，只不过不再像报纸或杂志上那样长篇大论，而是被分拆为不同类型的、更为零散的“信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看，首先，它的写作主体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对艺术提出的看法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艺术批评家发出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运营者，也是艺术批评的写作者。其次，个性化编码与创意式解码使得新的艺术批评变成了短平快、直接简单的信息互动，被视为艺术批评应有的社会责任、学理、深度让位于娱乐、消费，在这个个性话语场中，普适性的批评标准和批评价值被消解。这些艺术批评常常直奔主题，很少顾左右而言他的现象。
反过来，那些巴不得从人类和艺术的诞生讲起、饱含理论深度的经典批评，多半发表于各类学术期刊，有时也被平行转载到互联网中，但其点击量则常常惨不忍睹。它们逐步让位于零散的、图文结合和视频信息，这些信息的集合体无论是在信息的广度、深度，还是评论观念的多元化方面，均大大超越了某篇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评论。如果我们围绕搜索引擎对某一具体艺术家、作品、流派或事件进行阅读，就能够轻易的获得关于它的背景、过程、结果、现场、不同看法和后续，同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组合，并一步进行判断，而无需仅听从某位权威专家的指导意见。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显示，中国手机用户规模7.24亿，使用手机上网比例96.3％，资讯消费占网民上网主流，时长占29%。微信日登录量9.02亿，公众号月活跃量350万，月活跃粉丝量7.97亿。在线直播用户规模3.92亿。
手机将人们的零碎时间利用起来，有时也将人们的完整时间切割成碎片，一方面使得我们可以在乘车和等待的短暂瞬间可以阅读、获得资讯，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短暂的阅读时间更倾向于选择短小精湛的文章，而不是涉及前因后果、台前幕后的详尽长评。AI（人工智能）的发展则有可能取代编辑和编辑部，AI技术支持的偏好推荐，正在取代传统的主动搜索和浏览器推送，能够按照相关性，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进行记忆，为读者自动过滤、选择出最喜欢的内容，读者通过点击推荐的超链接便可以获得自己最想要读的信息。与此同时，Facebook、微信这样的个人社交平台自身所设定的“朋友圈”便意味着某种人、某类信息的集合体，能够让读者获得特定的相关信息。
艺术批评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信息，而信息的获取方式决定了它的本体特点，因此，今天被广为阅读的那些艺术批评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并且以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以及它们的综合体展现给读者，通过互联网上的多媒体方式，信息雪球越滚越大，无论是丰富性、独特性，还是综合性，都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评论，而其社会功能同样也发生了转变，既不是对作品信息的描述，也不仅仅是精神价值的认定，而是与娱乐、消费紧密捆绑在一起，并进而成为艺术自身生产的一部分，艺术家、观众、批评家身份互动、转换，甚至结合在一起，艺术批评由精英走向大众，批评的媒体化与媒体的批评化同时发生，紧密融合为一体。艺术的普遍价值和“共识的神话”被打破，“艺术世界”的稳定结构因此倾塌。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现代艺术批评逐渐衰亡，但并不代表艺术批评自身消失，它业已通过媒体的变革转换为全新的样式。
媒介的变革并不仅仅只是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互联网产生和广泛运用的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人们赋予它一种乌托邦色彩，认为它将更加民主，形成新的治理结构。无论是对于全球政治，还是现实生活，互联网就像一个无限开放的“广场”，每个人都变成了上帝，无所不知。在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看来，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建立“全球共同体”的新平台，能够促进积极的讨论，从而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与此同时，这个信息漩涡还能容纳无限的多元化信息和个性化观点，成为一个比“报纸”更加深入、及时和透明的争论平台。但它的背后和未来如何？特朗普政治和最近网红的“区块链”带来了新的反思。也许，互联网将会更加无赖，演变为流氓政治。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现代生活”受到启发，无所事事的人流连和占领城市中心形成的道路网络和郊区，“满街乱跑”。从街区网络时代到信息网络时代，他们被“守护着信息、电子邮件和网络”的武装警察所追捕（《无赖》）。他们对“网络民主”（《无条件的大学》）意味着什么？就像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笔下游手好闲者冲击古典美好生活，带来新的现代生活一样，由于信息网络的根本特点，生存于社交互联网络中的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经由“报纸”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带来极大的挑战，乃至威胁。
二者的角力也许并不会你死我活，它们产生于共同的土壤中，具有平衡性，从而最终演变为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的奇观，也提供了我们认识媒体变革时代艺术批评的基础。艺术批评曾经并不是“我们习惯的那样”，也不会永远是“我们习惯的那样”。也许，我们需要适应艺术批评演变为消费和娱乐的政治奇观。
［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4期，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