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为中央美院艺术硕士讲西方艺术理论与方法论课时，涉及到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莱格尔兄弟的艺术观，这两兄弟中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被称为大施莱格尔，曾在波恩大学教书。备课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大施莱格尔在波恩大学执教时的上课风格与众不同，他的课堂具有一种仪式化色彩。上课之前，他的仆人会先进教室，把蜡烛摆好，把他喜欢喝的糖开水调好。然后，仆人消失。待仆人再次出现，将主人的手提箱拿到教室，并恭敬地点燃蜡烛。最后施大师翩然驾到，开始上课。据说有一次，仆人将这套架势照例摆完后，施莱格尔踱入教室，发现竟空无一人。施大师正要发飙，却看见一些搬运工进入教室，在每一个学生桌上放上蜡烛，点燃，再把各种讲义摆好。然后，一个搬运工毕恭毕敬地俯身守在门边，拉开门，学生们这才鱼贯而入。施莱格尔被这个场面惊得目瞪口呆。这次“行为艺术”的策划者是该班学生中的一员，后来成为了诗人，名字叫海涅。

更有戏剧性的是，海涅从波恩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猛烈批判了以施莱格尔兄弟为首的德国早期浪漫主派无视现实、沉湎宗教的颓废精神。早年的恶作剧预言了后来师生二人在文艺主张上的分道扬镳。而身为莎翁剧作最出色的德语译者的施大师，也对这个调皮的后生既喜爱又无奈。

故事很鲜活，当我在课堂上引述这样的情节，能看到台下每个倾听者的会心一笑。仿佛大施莱格尔的浪漫贵族劲头（北京话曰“范儿”，很有意味的一词儿）和他那一套迷人的教学程式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上演。我甚至有些羡慕大施莱格尔，不单为着那刻意营造出的浪漫情调，更心仪于那种古典学院的殿堂式的课堂。今天再难看到这样的一种课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正在慢慢的变化，这不仅仅反映在老师“走下神坛”的渐渐湮灭的威严，更显现于学生对于知识、对于理想的态度转型。

这样一则欧陆文坛的轶事使我迁想到很多电影里的场面。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里，茱莉亚•罗伯茨面对一班艺术史系的女生，第一次踌躇满志的走上讲台，却被事先自习了所有课堂内容的调皮学生搞得下不来台，当幻灯片一张一张走过，换来的是一身冷汗；后来她终于找到了杀手锏——现代艺术，新的价值观为学生打开了另外一个原本陌生的世界。应该说这部片子本身并不高明，好莱坞味儿越演越浓，但它昭示了一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奇异关系，即征服和被征服，武器是新鲜的知识和智慧，是眼界的开拓和经验的补益。相比来讲，另一部片子《死亡诗社》就显得更加浪漫，善于刻画人类内心的导演彼得•威尔在片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最理想状态，当罗宾•威廉斯主演的教师在一所以刻板、封闭著名的学校里，要求学生撕掉书本上的苍白语句，而鼓动学生站在桌子上读惠特曼的诗，我相信所有观者都在为这一场面而热血沸腾，人们仿佛可以看到青春在这样的引领下生气勃勃地绽放。为此我一直以为该片的港台译名“春风化雨”太过柔弱而不足以描述那种成长的剧痛和欢愉。另一位我很喜爱的导演艾伦•帕克，在其早期作品《荣誉》（Fame）中构想了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课堂。在这里，艺术学院的孩子们为了追逐荣誉和梦想，在良师的引导下尽可能地释放自己的才华和勇气，片子收尾的全体大合唱一段令人过目难忘。

这样一些场面也使我回忆起一些教过我的老师。小学二年级时有一个教自然课的青年老师，经常蹬着摩托来到学校，把吉他带到教室里弹唱，他只教了我们一个月的课，令我吃惊的是时隔二十几年我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叫“韩默然”，还有他的吉他轮指的曼妙声音。现在想来，这位戴着蛤蟆镜的八十年代摩登青年堪称我们当时的偶像。对于心智成长的孩子来说，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学时代的众多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教中国文学的先生，他的字帖一样的粉笔板书让值日生不忍擦去，他朗诵诗歌的抑扬顿挫使听课者如沐春风。还有教西方美学的老师，他爱卡夫卡胜过一切，英年早逝更使他成为我身边诗人形象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
课堂已经被人们给予了太多梦想与希望，这里改变人的知识、智慧和人生。事实上，课堂的“仪式化”有很多种方式，除了敬畏的气氛和恭敬的师生关系之外，还有性格兴趣的灌注、人生经验的交流，还有面对困难的鼓励和点拨，还有身教多于言传的心光映照。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课堂本身就是一场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