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各个地域性的水墨画派，广东的“岭南画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谈及“岭南画派”在今天的延续或对于今日广东画坛的影响时，围绕着“后岭南画派”是否存在的问题又存在着一些争论。但无论怎样，作为当代广东花鸟画坛标志性人物的陈永锵在作品风格上深受岭南画派的影响，在艺术水准上能够代表当今岭南地区写意花鸟画的艺术水平，乃是众人公认的事实。
岭南画派创始人、“岭南三杰”高剑父、陈树人与高奇峰，曾被称为革新中国画的先驱，至今他们亲授的弟子多还健在，当今在广东学习中国画的艺术家其根或深或浅，或多或少都还连在“岭南画派”上。所以在今天，虽然岭南画派已经成为一个美术史概念，而且边沿模糊，又被不断泛化，但是岭南画派对广东画坛的影响是深远的。陈永锵早年曾师从于岭南画派传人梁占峰先生，1978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当时的导师有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林丰俗、陈金章、梁世雄等一批岭南画派的传人。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后，陈永锵曾任广州画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务。陈永锵是一位勤奋多产的画家，自1973年起，其作品均入选历届全国美展；1985年以来，曾分别在广州、深圳、北京、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台北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国，举办过40多次个人画展。
在当代写意花鸟画创作领域，陈永锵是最富激情的创造者和革新者之一，是以笔墨与色彩抒发心怀的“豪放派”诗人。他继承了岭南画派的优秀传统，使传统写意花鸟画的抒情路数从缠绵走向奔放，由虚幻走向真实；他的作品不再拘泥于传统文人笔墨的田园风格和现代西方科学观影响下的自然写实，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求诸内心的真情实感的流露，通过主观意识的加工再现自然造化之美对于人心灵的冲击。
与当年岭南画派的创作宗旨相一致，陈永锵写意花鸟画的个人艺术特色很大成分来源于中西、古今艺术资源的融合以及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艺术化合作用与文化张力。在早年从学时期，陈永锵特别重视写生，他的创作吸纳了多种西方现代绘画因素，尤其借鉴了十九世纪西方现代派、印象派和表现主义作品注重画家主体内心情感抒发的创作理念，勇于强化视觉美感本身的力量，大胆使用鲜活的色彩、营造斑瓓的画面，从而构建出一种浑厚刚健、恢宏大度而又充满勃勃生机的新画风。如此一来，陈永锵的写意花鸟画艺术虽然来源于岭南画派的嫡传，却超越了后者清新明丽、雅致婉约的境界，而呈现出一种热情浓烈、浑厚粗犷的精神气质。
关于陈永锵艺术风格的精神向度与地域性气质的归属，是一个复杂而耐人寻味的问题。2003年11月底，中国美术馆举曾办过一次“陈永锵艺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很多艺术理论家、批评家都围绕着陈永锵与岭南画派或“后岭南画派”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而且普遍认为对于陈永锵艺术风格渊源的解读程度将成为回答“后岭南画派”是否存在的关键所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陈永锵写意花鸟画在当代广东画坛的重要意义。有意思的是，与会者对于陈永锵艺术风格的地域性归属的问题并未达成一致。一些理论家如张道兴等人认为陈永锵作品的地域性风格很强，“一看就是广东的”； 朗绍君却认为陈永锵的画“有一种北方的刚直的气质”；刘曦林也认为陈永锵的画“与广东人和江浙一带的才子不一样，有接近北方人的个性和气质，有凝厚、明媚的表现。”；邵大箴则指出“陈永锵是从岭南画派出来，但是吸收了北方的营养，兼收南北之长。”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作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呢？而陈永锵的写意花鸟画更倾向于南北风格的哪一路呢?
作为一位艺术家，陈永锵的个性气质鲜明突出，他喜爱浪漫向往自由，同时也有很狂放的一面。但是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倾向往往被隐匿在他准确的造型能力背后。他的作品既有诗意和才情，又十分注重严谨的图式和写实的功底，在作品题材、图式与风格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陈永锵把山水画中的诸多手法和表现因素引入花鸟画中，一方面吸收了一些笔法、墨法与皴法，一方面在物象造型上，把树木、花果的结构用山的形状表现出来，使画面充满了一种源自自然的象征意味和奇诡曼妙的氛围。他的作品《绿荫》（2003），以浓墨渲染的手法表现了树下庇荫处的一角，将树干的形制表现成山脉，呈现出了以浓墨为主多种层次相互掩映、墨色结合的个人风格；《果实》（2002）则将一只南瓜表现为一座陡峭坚硬的山，也取山水画之皴法，加以渲染，充满了一种雄奇而诙谐的趣味；《木棉》则将树枝用山的纹理加以描绘，把木棉花的雄风充分地表现出来，画面中从树上落下几朵木棉花，题诗“木棉落朵不飘英，掷地闻其声。” 强调了木棉阳刚坚韧的另一面性格特征，显示了画家观察的独到和胸有丘壑的才情。
此外，陈永锵花鸟画十分讲究笔墨的韵致，他的作品多中锋用笔，得雄犷阳刚之意。陈永锵在线的使用上往往独具匠心，有时以“实有”的线作物象轮廓，有时以“虚有”的线营造画面的形式感。在他的作品中，《绿乡》（1998）、《一柱金瓜挂岭南》（2002）属前者，而《渔舟小唱》（1998）等作品显然属于后者。
实际上，陈永锵的写意花鸟画，写意之下的本质还是写实，这种工写结合的审美取向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的画往往带有一种厚重的雕塑感，在空间层次的处理上个性鲜明，这来源于他经营位置时的局部放大、近距离描绘物象的观察与表现手法。如《睡莲》（2003）截取了几朵睡莲花冠，以特写描绘的手法将盛开与含苞待放的花朵集中于一个纵深空间中，显然这是山水画常用的图式，而运用在花鸟画中就产生了一种奇异而新颖的韵律感；《原上金风》（1999）则取一丛殷实繁茂的向日葵，画家把花叶以山脉的形象加以描绘，将本为平面的空间立体化，在以往多被表现为优美、清疏的植物花卉之间发掘出了雄浑大气的性格特质，令人联想到范宽《溪山行旅图》的风神。
陈永锵花鸟画的“大气”在画坛是出了名的，也有人将他的花鸟画称作“大花鸟”。陈永锵的“大花鸟”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作品气魄之雄浑阳刚，二是构图尺幅的开张充盈，三是使笔用墨的强劲厚韧。
北京的著名花鸟画家郭怡孮先生提出过一个“大花鸟精神”的概念，谈的是大花鸟画的精神层面，他理解的“大花鸟精神”包括以下四方面含义：“一是花鸟画要描写生命，不是浅层次的肖似，而是表现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二是要突出精神性，表达作者的情感精神及其所感所悟；三是作品要有较深的文化内涵，在反映人与生存环境等诸多方面着力；四是要高扬社会属性。” 以这几个角度来看陈永锵的花鸟画，我们会发现这种“大花鸟精神”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深度。
陈永锵自己曾在《张扬生命》这篇文章中说：“生活的经历和阅历，使我有缘与原野上的生命（包括人、草木、禽兽和鱼虫）接触，以至作或深或浅的感情交流，他们首先是 以外在的朴素美感唤起我的关注，继而是以他们内在的，具‘人格化’的深层美感，构成我与他们‘思想感情上’ 的共震和鸣！从而便产生我想表现的此时此刻心绪的创作欲望和艺术灵感。严格地说，我并不是纯粹地表现审美对象的自然美，（尽管我很看重自然美）而是在表现我 自己对生命得一种感知和呼应。愿望就是：对生命的张扬！”在陈永锵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饱满张扬的热情、那种亲切浓郁生活气息，和沉郁壮美的诗意。
著名美术史家陈少丰先生在评论陈永锵时曾说：“他不像有的画家那样俯视自然或仰视自然，而是以劳动者的朴实心态平视自然，所以笔下的草木更可亲可爱。” 的确，面对自然造化，陈永锵的一腔热情在执著、投入的艺术创作中得以抒发和升华，因此他对于自然的态度不是浏览欣赏般的轻松，也不是敬畏式的严肃，而是怀抱着一种感恩的、亲和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农民对于土地的情结相近。同时，这种情结也扎根于陈永锵对于岭南自然风光与岭南地域文化的眷恋之中。曾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张“广州名片”的陈永锵曾将岭南文化的特点概括总结为包容性、务实性与平民性三点，他说是“岭南文化滋润了我，也成就了我”， 他的艺术是南国的沃土薰风养育出来的，因此才富于田园气息而蕴含着质朴感人的力量，同时他的艺术创作也为岭南艺术界注入了一股雄强劲健的风格。他创作的十米长卷《南粤雄风》（2001）在2003年底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生命•阳光•大地———陈永锵晋京画展》中引人注目，这幅长卷将岭南文化中潜藏的雄劲风骨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堪称陈永锵花鸟画精神的代表性杰作。
陈永锵曾说，他想在2008年之前画60张树，为自己的60岁生日自贺。当艺术创作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时候，艺术作品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组成部分。陈永锵信仰生命的悲剧性，因此要怀着感念的心情，洒脱的心态生活、创作，他曾经在作品《鱼》中题诗“两岸繁花不碍我，一川风雨且由它”，这种轻舞飞扬、放逸达观的气质，不也正是画家陈永锵其人其作带给我们感动之所在么？
于洋 二〇〇五年秋日于京东南湖
（该文发表收录于：中国国家画院策划《中国当代画品•雄浑刚健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附：陈永锵简历
1948年生于广州，原籍广东南海。1973年从事美术创作，1981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入广州画院，曾任该院院长。自1973年至今，作品入选历届全国美展作品；曾于广州、新加坡、澳门、香港、台北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陈永锵画选》等个人画集六本。代表作品有《土地》、《木棉》等。现任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