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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积墨画

时间: 2009.1.6

对于积墨法人物画的思考,大约是十年前开始的。当时我花了一幅藏族老汉,气势宏伟,这种效果,是由大的构成所产生的效应,过后,想到是否能在此基础上再用墨的方法中,找到突破呢?

人物画从汉、唐、宋、元以下,在表达技巧上,基本上都是在线的勾勒基础上,然后在线的框内填颜料。清末任伯年是传统人物画的最后一位大家,他的人物画,仍属勾勒后填色范围之内。有一幅《酸寒尉》是对着吴昌硕写真的画,是当场挥毫而成。也许是因为他对人物的直觉有强烈感受,在下笔用墨中,情不自禁地把平时花鸟画中所熟悉的没骨法水墨,用进了人物衣服的表现中,达到他自己以前人物画从来未曾达到的效果。这幅画也是我早期写实水墨人物的重要参照。但这幅画仍使用一次完成的墨法,没有用复笔。从我过去的人物创作实践中,隐约感到墨法中用复家的墨,有时会出现特殊效果。并联想到,在山水画早期,唐代以前,也是勾勒加填色。而到了宋代,山水大家荆、关、董、巨、范宽、郭熙等,名家辈出,成为历史上千年未曾逾越的高峰。而技巧上,就是从勾勒填写,转向勾、?、皴、擦、染,使山水画一下跃入高峰时期。其一是宋代山水进入高峰以后,审美的风向转向山水。当时虽然有李唐、李公麟等人物画家出现,但一是强弩之末了。张择端等画家,在描写社会生活时,技巧达到了顶峰。不过他的市井风俗画,在审美取向上,仍敌不过山水画。其二大约人们会凭直觉,以为山水是草、树、土、石的合成,是一种混沌相结的物象,是一种十分繁复的世界,就应该用上皴擦,而人物头面,既要干净、衣服也是光板而平整的丝棉织物,与皴擦无关。所以明代陈老师脸虽然很有才华,但仍是从勾勒的变形入手,从未触及把填色改变到皴擦上去。

而现代人不同了,李可染山水画画出了光影,林风眠用复笔加厚色,也画光影。现在还有不少人把天和水根据反光原理画成黑、灰色、效果也很好,我们过去画的写实人物画,已经在勾勒之间,加入比较多样化的厾、点,现在是否也可以把山水画中的积墨也搬入人物画中来呢?我估测,在分量感、厚重感、质感等方面,的确会有很大的表达力。也许,在厚重这方面的道路上,会推向空前的极致。

清澈、透明的墨色在一次性渗化中完成,这是近代写意花鸟画水墨技巧的追求,水墨透明目标,无论是齐白石、潘天寿、他们的水墨常给人感觉似玉一样清润。而黄宾虹在传统山水画本来就用皴、擦、点、染的基础上,走了积墨法,应是比较顺其原有笔墨特点去推向前的。现在,我要借用此法用在人物上,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尝试。没有实现以前,支持我的只有一种想象力和信念。

我最早用达摩像试画,达摩是神,过度的夸张墨法,也许或方便一些,先找容易的作突破口,应该是合理的选择。

最初,我只是在偶然有机会的时候去试试,过了一、二年,我忽然悟到,我的积墨法设想,其实源自藏族题材的需要,是生活的感受,早在我的艺术冲动中埋下了种子。

当我在1983年第一次去青海大草原写生时,昆仑山大草原恢宏旷莽,一望无际,那里长期生活着的藏族男女,有一种与天共有的壮美气质。牧马、铁剑、狐皮、珠宝……,我好像走进一个古代神话的王国,但我在画完一些自以为画得不错的画面以后,总似乎有某种不足的遗憾。我觉得原来的那一套写实人物的水墨法,是轴取文人的写意点厾笔法而成,它是透明的,滋润的。而他的厚重感仅仅是依赖线的某些气质的联想得到的,优点是简练明快。不足是它比起山水中的积墨法,那种一次完成的单层水墨,总觉有欠厚重。他像抒情的丝竹,而不是交响乐。我因此一直想能否突破,让我笔下的藏族人的骠悍,用浓重、浑厚的笔墨去尽情发挥。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一个画画人的梦。坐禅可以悟道,我的水墨也能悟出“道”吗?

这样的想法越到后来就越渴望,越渴望就越不满,于是禁不住在笔下找寻感觉。画达摩时试探着画,画古装人物中,也试探着画,画藏族老人、妇女,更要去试试。记得我画《大山的回忆》时,线点、水墨已基本画完,开初也觉得当时还不错,但第二天,当我想起曾有积墨的追求时,就对自己非常不满意起来,觉得六十几岁的人了,还是这样徘徊不前,实在没有出息。于是下决心要在这张画里一定要画出成果来。

画中的老太太,粗糙干枯的白发,刀刻一样皱纹的脸,我在作画过程中,时停时画,整整用了一周时间,层层积加,最后把某些部分画成了漆黑,那是出人意外地浓黑浓黑。最后效果,连我自己也吃惊,因为我已超过了预想,那已是积墨画在脸部运用的极致。于是我连续画了同一类的画八、九幅,把那一年的时间全部用了进去。

这种做法,也多少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有好几次,我看到在前卫艺术的展览中,在全幅纸,无数次的加重墨,画面上几乎已看不到任何浓淡区别,但也决非平板简单的一大块黑板,而仍有着不断复加的痕迹;也有用渲染法的,在原地不断加重。这些画大多没有形,或简化形,他们的独到处,的确已到了极致。这些画家显然比我大胆的多。当然他们花的是抽象画,我画的是人物积墨。首先,我是从对人的敬重开始的。藏族人民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我想让天地间人的这种特有的气质,留在之上。那时我的艺术的梦,我要让积墨的特殊处理,是人物画表达出视觉上空前的冲击力。

后来又想到用积墨法画龙灯节。这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节。我是浙江中部山区里长大的人,我家地处金华、义乌、浦江三县交界处,这样一个三县交界地方,实质是处在三个县之间的大山中。民风敦厚、淳朴,像桃花源里的人,总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在儿童时代,村子里常有一些节气和节日的特殊活动,现在回忆起来,有点像电视剧中人进深山探奇,遇上了特殊的民族。有一次一位朋友跟着我进村,他忽然说:“你们这地方的人,木讷得有点发呆,木讷得出奇。”但我就是在这样出奇的地方,在农民群众中长达的。我比较了解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叔、伯、父辈,或同辈的方姓堂兄弟,或同村同姓邻里。我们老家村子现在是三百来家的大村子,这么多的子子孙孙,据族谱上说最早到这山窝里来定居的第一代先祖,是一个牧鸭子的老人,距今已有六百来年历史。可是,这村子的主体,实质上基本都是农民,世代没有出过什么大官、名人,不过,我从小对于这些农民,不但有我们都是乡下人的朴素感情,因为当儿童时代,我一直把我村五里路的小镇――横溪市,当作城市,也把横溪小镇上的人,当作高我们一等的城里人。同时,我又觉得我们村的乡亲们大都外观朴实,而心灵都是很聪明。他们能精耕细作,他们能做酒、酿酱,尤其是各种节日风俗各有一套成规,做起来信守不渝。每年清明节上祖坟,种公祖田的人家把一箩筐一箩的馒头、米、稞、挑到山前后的山腰上祖坟前,这时,村子里每个男丁,都集中起来,形成长长的队伍,一路上山下山川流不息。每一男丁都领到二只馒头或米稞。至于祭祈而留下的祭肉,大家按男丁分配,大约每人可以领到半两熟猪肉。肉虽不多,带回家,还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来自祖先的赏赐!

我与小伙伴们出去割草、拾柴、立刻会感受到在这些农业的劳作上,自己“才能”太差,而他们既有牛劲、又很聪慧。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农民只有朴素,没有城镇人的习气和俗气,而在智慧的天赋上是不会亚于城里人的。

龙灯的情结,实际是儿童时留下的根,在农村,过年算是最有意思的日子,而龙灯对人的印象最让人兴奋。
板凳龙是一种把龙灯结扎在五尺多长的木板上的灯,再把上百的登灯连在一起,前头又举行龙头,最后一节是龙尾,连成浩浩荡荡的龙灯长列。有意思的是每条灯都是农民自己亲自动手,规格只有长、短、高、矮的规定,此外,其他竹编收工,完全可以按自己想法来完成,用不了太多的技艺。在竹条架上,糊上绵纸,洒上胶矾晾干后不但直面紧绷在竹龙架上,纸也变成易于受墨的材料,画起来方便。于是家家都投入龙灯制作。而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画家。其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无师自通。甚至第一次拿毛笔。但大家兴致很高,都能自以为是地去完成,一、二百多只灯,也就变成一、二百种各不相同地工艺创作,每位画手都按自己爱好,画他自以为是的画,有花、有鱼、有人、有山水、有故事画、猪、狗或神仙,全可入画,况且风格不限,随性之所至。这一龙灯长列,是一个几百张画的大画展,是最率真、最无依傍的农民画大画展,而且大都有水墨画的意味在其中,勾线以外,就填染料,并也不妨加点淡墨。所以这农民画还是和中国画有联系的,是很有民族特色的农民画。我家画灯大都是母亲,有时也让我露一手,我就去搬《芥子园画谱》,是抄袭的,真没有那些农民画的生拙可爱。

我也曾去镇上、县城看龙灯就有华贵、精致的气质,但总不如自己村子里的好。好在哪里?农民的灯是天人合一的,没有一丝做作味,从真率、从生拙、从野性上说,我们村子里的龙灯才是品味最高的,像一张农民剪纸,虽然粗糙,但有艺术真味。

将儿童时的龙灯情结,变成具体的一个画面,又要用水墨画的积墨法画成,对我来说既要胆量、也要体力,还要有十足的信心。因画面、画中人物多,那时我已七十开外,已是一个真正的老人,虽然我的自我感觉还像六十岁差不多,不过实际年龄所形成的总体退化,我自己是清楚的。但一个画画的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还是在创造,一旦创造停止,生命就失去真义。继续探索是唯一的一条路,别无选择。

我用两个半月时间,完成这次探索,基本达到预想效果。但从开始到画完这幅画,画面的构图在进行中不断变换,前后的构图变换达一、二十次之多,有厚厚的一碟。而构图所用去的时间,其中两个月是在草图中和变动中度过的(水墨完成稿只用去两星期时间),因为找不到方向,反复找不出一个有希望的构图,心里十分烦躁。好像野兽被困在笼子里,又好像处在无法解脱的梦魇中,有时我不理解,为什么平时认为应该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变成束手无策?人被自我谴责、前途无望所包围,这种感觉是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几乎要向命运发出失败的呼喊。两个月,在痛苦中挣扎中过去,连续三四生病,也没敢与家中人说起。

其中矛盾焦点,主要是生活真实和艺术表现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其次是线、点的中国画的技巧中,应怎样更好地去处理夜和灯的矛盾。

中国画从早期发展到今天,创作的过程往往是凭着艺术的幻觉去构图、去描绘。不论唐代佛教壁画,墓葬壁画,以及宋元的全境山水,长卷人物等等,以及后来的文人画,总是在“中得心源”的状态下进行的。全境山水是不可能有真实透视点的,也没有画境的实际出处,即使画家标明画华山,那也大都仅仅是作者对华山的某种感觉而已。我刚进美院那年,看见黄宾虹先生拄着竹杖,站在西湖边,拿着小本子,面对玉皇山作速写。我当时还是刚进学校的学生,偷着瞧一眼,使我大吃一惊,那本子上所画的,几乎和眼前的景色毫不搭界。我在很长时间,直至四、五十岁,对此仍迷惑不解。近年来才渐渐悟到,老先生显然没有按现代写实方法作写生,而是写他心里“看见”的一种感觉。原来,这“中得心源”的含意,是非常宽厚的。

潘天寿曾说:“国画是画看见的东西,不画不想看见的东西”,而黄宾虹小本子上的写生,实际上是对眼前风景的一种感受的纪录,而这纪录,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独特的艺术幻觉,或只是艺术想象。

龙灯处在黑夜的人山人海种,喧闹声、锣鼓声、爆竹声,是一个既看见又实际看不见的热闹非凡的场面。如果用现代的夜视镜看场面,那是一片蓝灰和人影,那也并不是我看到的龙灯节的真心感受。龙灯节用写实的方法是无法画的,因为现场除了星星点点之外,到处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而人声、锣鼓声、爆竹声又怎样在画中去助威?

我已走入死胡同,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呢?

既然艺术出自心源,生活只是原始材料,重新取拾,重新组合,才会有出路,后来我舍弃了人山人海的知觉,舍弃透视中人物远近组合矛盾,舍弃黑夜的知觉,人物以少胜多地去概括,以平面法组合人物前后关系,以模糊灰色代替夜色,就基本上走出了死胡同。回头想想,其实传统中国画中,此法比比皆是,而我却为何不敢用呢?是生活的浓烈真实,刺激我不敢大胆舍弃某些真实,怕那样会丢掉生活气息。看来人物画的大场面,怎样去处理,在很多地方还要重新审视。

大龙头和第一排抬龙头的人,形成一直排,这时构图的关键。如今龙灯都用干电池了,一是轻,二是不会起火。早年的龙灯是用竹条制成,里面点蜡烛,龙身龙头,比现在大四五倍,那外观及气质,要更有土味和野味,也更有形式感。于是我不但画成了老式龙头,并放大了体积,一个龙头,占了两米半画的一小半。三排人,全部取消远小近大的透视法,处在一个平面上,使人物在平列中,一下热闹起来。

水墨的模糊使人处在迷糊的印象中,在灯光反射下,形成对夜的一定联想。

大画的形式处理,主要抓住“以大作小”的办法。主次问题的整体调整是大画的要害,如能浑然一体,也就达到了整体感。

这些积墨画共八幅。其中大多以老太太为题材。我时候回顾,大吃一惊,为什么会画了那么多的老年藏族妇女?

人的潜在意识,平日自己是不清楚的,其实年纪大的老太太,在我记忆的深处有着非常地位。我自己的家、外婆、祖母,以及母亲和姨妈(在我两岁以后,长期住在外婆家,是姨妈抚养长大的),而在藏族中,妇女的地位很重要,是一个家的主角,为此,我第一次上大草原,自然地搜集了不少老太太的形象资料。而回头构思创作时,常常是老太太首先从印象中跳出来。

《大山的回忆》,这是一张象征的画,藏族老太太的形,是铁塔形的外观,但脸上刀刻似的皱纹纪录了一生的艰难。大山的背景既是她一生的见证,也是她一生的隐喻。

《闲看行路人》,我曾读过吴昌硕的诗,“借问恩怨在何许,一语不答重行行”。我以为人生要自信,不去理会一切干扰,向着自己预定的目标,永不停步。

《老屋》,老屋中的老人,她的记忆中又太多的故事,但也没有必要向人说起。

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对书法忽然大有兴趣,并从此养成爱书法的习惯,只要十分,二十分钟都可能去写写字。更主要的书法问题变成脑子里经常活动的注意点,于是又想把书法中的一些想法带回画中,这就是我近一年中画的那些新构图的古装人物画。

这些年,从美术各种现象看,美术出现一种回归的趋势,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冲击,使中国画美术领域,发生很大变化。冲击所引起的作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当然,正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目前美术风格之空前的多样,尤其在中青年中,都各创自己独有的面貌。中国画领域也是如此。不过,这种追逐和吸收西方现代倾向的另一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或淡化。也许,正是这种倾向引起画家们的自身警觉。各地方,各画种中的一部分画家,开始注意对传统的研究,意图在风格创新中去的传统文化的经验,作为新突破的依据。

我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吸收了些现代的形式感以后,艺术的前途该如何走下去?由书法的兴趣而转入古装,这实际上是我追求的一种回归现象,是希望自己在线点的笔墨基础上再一次反省,再向提高的方向努力一次。当然这也许与年龄有关。

近两年常生病,主要是老胃病,是一种肠胃的神经性验证,虽然没有器质变化,但总是连续一、二个月饮食不调。生活、学习、工作大受影响。在一个是右膝酸痛,说是膝部老化磨损所致,也就是说,已到了老年的时候了。我计算一下,如老天帮忙,再十年,也已到八十五岁,人的精力和生命,已近极限,如何用好这十年,是应冷静地想一想。

裴先白同志对我说过“你以后就两条:一是身体搞好;再是画几张好画。”此仍知言也,一片真挚的知言。
回头看看我五十年艺术生涯中,一直在追寻艺术的真意义在哪里?寻寻觅觅,似乎也很努力,又好像在黑暗中摸索,摸索到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我应该回头清理一下,把那些能用的再整理提高,不能用的就此再见。
“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是庄子说的话,现在看来更有道理,知识爆炸式的今天,学问也好、做事也好,真是人生苦短,赶快抓紧。

方增先  (此文原刊于《荣宝斋》第1期,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