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国松的艺术成就，已有不少人谈论过。有关其艺术的书籍画册，在台湾已出版十多种，而在中国大陆也快有十种了。至于海外相关的著述，包括英文、德文、法文、韩文及日文者，同样为数不少。刘国松在美术史上的贡献，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有些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却未被一般人所了解。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特别着眼于他与现代水墨画的关系，以图让大家对其艺术成就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说起来，我和刘国松的相交，已快四十年了。还记得1963年秋，我在爱荷华大学休假一年，带了全家，先到欧洲一个月，在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苏黎世、佛罗伦斯、罗马及雅典，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并访问了不少学者。后来转到开罗、新德里及曼谷，又在香港住了两个月，而于初冬时抵达台北。那时经过余光中的介绍，我才跟刘国松认识。他是我所见到的台湾画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我觉得他为人爽直、坚定，而且很有抱负。我那时已在爱荷华大学执教多年，教的是东方美术史（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及东南亚）与欧美现代美术史。余光中因曾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研讨班，来听过我教的现代美术史的课，因此后来由他的介绍，我才开始注意到台湾的许多年轻作家及画家。
当年我到了香港及台湾后，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画家，筹划一个展览，赴美国展出。不过那次我到台湾，最重要的研究计划，是前往当时还在台中雾峰的故宫博物院去看画。因为那时美国有几所大学及博物馆，得到数个基金会的资助，派人到台湾协助故宫，将全部的绘画收藏及其它许多文物，拍摄照片与幻灯片，以作研究、教学及出版之用。因此我在台中住了四个月，除了有难得的机会天天去雾峰，把故宫的藏画全部看过一遍外，同时也趁机见到几位台湾画家，包括在台北还未被一般人所认识的余承尧，以及任教于台中东海大学的陈其宽与庄吉吉等。最后在我离台赴日本之前，由于刘国松的推介，得与「五月画会」的成员见面，他们包括冯钟睿、陈庭诗、胡奇中、韩湘宁及彭万墀。
这一次的会晤，是安排在台北刘国松的画室。记得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刘国松刚完成的一张题为《寒山雪霁》的画，贴在木板之上。我一见此画，顿觉数年来执教的东方美术史及现代美术史的经验，跟在欧洲以至埃及、印度及泰国一路上参访所得的印象，都在心中融会起来。我的一些艺术上的想法，竟不谋而合地在刘国松的画中表现出来，这种新的艺术结晶，指向了一个中国绘画的新方向。于是我就决定策划一个展览，定名为「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邀请的画家包括当时在香港的王季迁，还有台湾的陈其宽与余承尧，以及「五月画会」的庄吉吉、冯钟睿与刘国松。我并约请那时于故宫博物院研究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罗覃来帮忙，在台湾代为选择作品。罗覃本是我的学生，后来他出任华盛顿Freer美术馆馆长。展览由于得到洛氏基金会之助，顺利在美国一些博物馆及大学文物馆巡回展出两年。这一个展览，后来就被公认为替台湾现代美术史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建立了现代水墨画的基础。
在往后的岁月里，我和刘国松接触的机会不少。1966年刘国松得到洛氏基金会的奖助，到美国研习参观及环球旅行两年。起初的三个月，他都在爱荷华大学的艺术学院研究那里享誉全美的铜版画。我那时还在爱荷华执教，因此常到他的画室，看他作画及讨论各种艺术上的问题。其后在1968年秋，我已转到堪萨斯大学执教，因得到研究费而休假一年赴远东，其中有数月是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元画。那时故宫早已迁往台北，我就在金华街租了一个公寓，跟刘国松位于永康街的住所十分接近，因此也常见面，遂对他的艺术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还请他把早年的作品，从其亲戚朋友处借回来给我看，而完成了第一本关于他的专着，那就是用英文写的《刘国松──一个现代中国画家的长成》，由台北历史博物馆及国家画廊联合出版，这本书给予海外画家及学者更深入认识刘国松的机会。
1971年暑假，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为该校所属的新亚书院艺术系未来的发展作规划。我首先就推荐刘国松到中大任教，而自己也于1972年秋，去中大客座一年。因此我们又常聚在一起，看到了他许多的新作。于是我对其艺术创作的新发展，以及其教学理念与方法，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现代水墨画」一词，现在已被人普遍使用，不过这个名词，还有许多含混的地方，需要作出澄清。从一方面来说，「水墨画」就是国画，因为国画乃以水墨施于宣纸之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水墨画」此一名词的应用，只是最近数十年来的事，它所指涉的对象，乃与传统国画不同，而多少受了西方的影响，具有一种兼中西之长的作风。「现代水墨画」主要的工具与材料，仍是传统的毛笔、墨及纸，但其在技巧的运用与造型的表现上，却跟传统国画截然不同，由此就逐渐形成了「传统国画」与「现代水墨画」的区分。而在现代水墨画的领域上，推动最力的就是刘国松。
所谓的「现代水墨画」，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刘国松提出「中国画的现代化」口号，而出现的一种新画风。当时「五月画会」的各个成员，如冯钟睿、胡奇中及韩湘宁等，都由油画转向了水墨画的创作，庄吉吉亦在油画中加入水墨趣味。「五月画会」的艺术追求，遂在当时非常保守的台湾画坛上异军突起，他们极力摆脱传统国画的支配，决心创造出一种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与此同时，四、五十年代出国赴美的曾幼荷与陈其宽，也不约而同地在做同样的尝试。后来一度由纽约回香港的王季迁，以及返台定居的张大千，则打破传统的窠臼，而建立自己的新画风。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在法国的油画家赵无极与朱德群，也偶尔画些水墨画。
这种新的艺术潮流，其实跟五十年代台湾的文艺发展，在目的与表现上，有极其相似之处。当时的一群年轻作家们，多少受了台大外文系教授梁实秋的影响，如白先勇、聂华苓、王文兴、余光中及叶珊等，掀起了一股文艺复兴的气象，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的地位，早已十分稳固，因而这一群年轻的作家，迅速地建立起他们的地位。但在现代水墨画方面，由于台湾画坛传统国画的积习太深，虽然年轻画家们也得到一些长辈的支持，如艺专校长张隆延，以及师大教授虞君质、孙多慈及廖继春等，但现代水墨画家的创作一直受到保守派猛烈的攻击与打压，甚至用政治力量去迫害他们。
相反的，刘国松的创新画风却在美国大受欢迎。他于1966年到美国后，举行了一连串的个展，从洛杉矶附近的LagunaBeach到纽约市，从明尼亚波里斯到达拉斯，在各地都备受赞赏。而同时于美巡回展出的《中国新山水传统》，也很受欢迎。如此一来，现代水墨画就成为一个新的国画运动，给予刘国松很大的自信心。到了1967年底，他在美国与欧洲的旅行结束回台湾，便创立「中国水墨画学会」，积极推动现代水墨画的创作。
1970年，刘国松在台湾领导的现代水墨画运动，又与香港的另一群新派国画创作者，即吕寿琨及「元道画会」的成员，结合起更大的力量。他们联手在台湾与香港举行了「中国水墨画大展」，通过这类联展活动，让彼此可以互相观摩与勉励，而促进现代水墨画的发展。到了1971年，刘国松应聘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后，更把现代水墨画的运动在香港进一步推展起来。他在中大艺术系开设了全世界第一门现代水墨画的课程，并于校外部开办现代水墨画文凭课程，培植了不少香港的年轻画家，他们于1976年成立的「香港现代水墨画协会」，经过二十五年的努力，成为了香港画坛的中坚分子。
事实上于七十年代，刘国松的画在国际上建立起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他一面应美国威斯康辛的一所州立大学及爱荷华大学之聘，出任客座教授，一面又在各地演讲与展出。他的足迹遍及北美、欧洲、亚洲及澳洲，成为中国画家在国际上展出次数最繁、作品藏点最多、绘画名声最响的一位。刘国松的艺术成就，主要是把中国悠久的绘画传统，用创新的技巧与方法，参以西方的理论与创作观念，融会而成一种新的艺术结晶。他沿用了中国传统的笔、墨及纸，作为基本的工具材料，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加入不少西方的因素，创造出崭新的绘画技巧与风格，能够充分反映其个人的人生理想，以及当前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二十世纪中，有无数的中国画家，不断摸索中西合璧的艺术表现，然而其中绝少像刘国松的现代水墨画创作那样，既保留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又把握住这个时代的精神，兼容中西文化之长而进入一个新的绘画境界。
刘国松所提倡的现代水墨画，对中国大陆的绘画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1975年他到爱荷华大学任客座教授，全家卜居于爱荷华城。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大陆从文化大革命转向对外开放的阶段。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国际写作研讨班，最初由美国名诗人安格尔主持，后由聂华苓接掌，每年都在欧亚许多国家邀请二、三十位知名文学家来参加研讨班数月。大陆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后，数年之间，名作家如巴金、曹禺、萧干、毕朔望、艾青及王蒙等，都受邀到爱荷华大学来参加研究讨论，刘国松也参与了一部分的活动。经过聂华苓的介绍，他认识了诗人艾青，两人十分投契，很快便结成好友。艾青虽以新诗闻名，其实他的主要兴趣，却是在美术方面。三十年代初期，他曾赴法国学习美术，回国以后，就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授，负责艺术理论的课程。艾青于1980年与刘国松在爱荷华城相识后，就常到刘的家中看他的创作。由于他的介绍，刘国松便开始与大陆的艺术界有所接触了。
1981年11月1日，由李可染任院长的中国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全国著名的画家，都获邀参加开幕仪式，刘国松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却也在邀请名单中。刘国松于是认识了大陆画坛的许多名家，如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陆俨少、黄胄、吴冠中、程十发及叶浅予等。他还带了两张画参与成立大会的展览，那虽是其作品首次于大陆展出，却马上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注意。当时全国美协的主席江丰，即当面邀请刘国松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开个人画展。此展于1983年2月8日正式举行，受到热烈的欢迎，轰动了整个大陆画坛。
刘国松的展览，为中国大陆的艺术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本来大陆的美术自解放以来，一直受鲁迅三十年代所提倡的木刻运动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社会写实主义的理论，遂一直以此为宗旨极力反对欧美抽象主义的作风。因此1982年时，由波士顿博物馆应美国政府之请，办了一个美国绘画展，到北京与上海展出，其中十多张的抽象画就遭到中方的反对，几经交涉后才勉强得以展出。然而艾青等人于刘国松的画中，却看到了本来已存在于中国艺术传统中的抽象美。这种超以象外的美，在刘国松的抽象手法处理下，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书画相结合，推向更高的艺术境界，而构成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表现形式。因此通过刘国松的作品，抽象画就开始被大陆艺术界所接受了。
国内艺坛的绘画大师与理论权威，都参加了刘国松在中国美术馆个展的开幕式，而在媒体的大量报导下，全国各地不少文艺界人士与美术爱好者，都赶到北京参观画展。刘国松也在展览期间，前往中央美术学院作了三次演讲，当时吴冠中在场聆听后，就紧握刘的手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黄苗子与郁风听完演讲后，即邀请刘氏夫妇去他们家过春节，并在杂志上为文加以推介。至于李可染，则叫李小可带了机器去做录音。刘国松的北京个展由于空前成功，于是受邀移师至南京江苏省美术馆、广东画院、武汉美术院及哈尔滨黑龙江美术馆继续展出。在其后的两年中，他又到全国十八个城市举行巡回展览，其中包括上海、杭州、福州、长沙、太原、西安、重庆、兰州、乌鲁木齐以及其家乡山东，处处皆引起轰动。于是1984年刘国松与李可染同时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特别奖，可见他在艺术上的创新成就已受到中国美术界的高度肯定。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陆画坛上，形成了一股刘国松旋风，对国内中青年画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促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画画风的转变。而当刘国松发现国内有不少画家，也正走向「现代水墨画」之路时，他就于1987年开始，在台北的《文星》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介绍他们，当中包括吴冠中、周韶华、石虎、于志学、谷文达、江中潮、段秀苍、舒春光及杨晓村等，同时也介绍许多中青年画家到台湾展出。这在在表明刘国松对大陆艺术发展的关怀与重视，以及对两岸文化交流的苦心与热忱，而他为此所作出的贡献，至为关键与重要。
由过去中国大陆所举办的几次水墨画双年展，还有去年广东美术馆的「水墨实验二十年」及西安美术学院的「首届西安国际抽象水墨画大展」及学术研讨会，都说明了刘国松在倡导「中国画现代化」运动的功绩，以及鼓吹「现代水墨画」创作的成果。从1961年开始，刘国松在台湾背负着「艺术叛徒」的罪名，揭竿而起去革中锋的命，一路走来可说始终如一。他的影响力由台湾到香港，而后遍及大陆各地，还到达东亚儒家文化共同体中的国家，乃至海外的华人世界。因此许多原学传统国画的改弦易辙，本习西画的浪子回头，可说是从绘画的两端投向融会贯通的现代水墨画，而充分体现了讲求中庸之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无疑的，现代水墨画在刘国松的扬厉下，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绘画的主流，并建构起中国艺术的新传统。
（文作者为旅美艺术评论家，前美国堪萨斯大学荣誉教授）
转：http://www.ccnt.com.cn/culservice/document/2002.05/002003_2002.05.08.1020843144.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