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罗工柳同志的学生，习惯称他罗先生。现在，当年的同学一起用笔谈来追思罗先生，我想集中说一下对他在六十年代初那几年的认识。这不仅因为那正好是他直接教我们的几年，而且因为那是他在人生中期命运的一个转折；而透过他的个人经历把这种转折放大来看，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意义。
我到解放区以前已经见过罗先生他们的木刻，心有向往；到华北大学去时留在一部，没有机会接触三部的美术家们；1955年我转到中央美院学习，他又留苏去了，所以直到1959年他回国后才见到，从此得以亲近。那是“大跃进”已经出了问题的时候，开始酝酿调整，不久就有了中央的“八字方针”。“大跃进”当然属于指导思想的大错误，但在干部和群众中，包括我们文艺队伍中的师生在内，都确实有一股劲头，以巨大的热情工作。罗工柳一回来就特别忙碌，一个人做了几个人的事。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干部，又在艺术上刚经过难得的深造，正准备好大有一番作为。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作品汇报展览。五十年代送出国学美术的青年有一批，而老同志却只有他一个。他果然不负众望，摆脱了“土油画”的面孔，使人耳目一新。还有一批巡回展览派名作临摹到位，又令人惊叹。说当时引起业内的轰动，恐不为过。他在战争时期曾长期从事版画，解放后一举画出《整风报告》和《地道战》两件油画大作，那是在缺乏“科班训练”的条件下独特才能的创造。出国进修则大大改变了他的油画素养，大长志气。第二件事，他回来接受的任务是主管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处的历史画创作。先后两次，五九年前一批，62年又一批。这种创作作为建国初期美术的一大“工程”，成为新中国油画的一种特色，又在实践中锻炼出一支队伍。这固然是画家们努力的业绩，而罗先生作为组织者亦功不可没。回想起来，他确是当时任此职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和画家身份二者俱备，又思维敏捷，见得多，还熟悉画家。例如处理好石鲁的作品《转战陕北》有个故事。先是有人议论，说是画里“没有群众”，那可是个政治问题。罗工柳设法请示了中宣部长，部长替画家回答说：群众在山沟里嘛。这样就保护了这幅画的通过。应该说，这项工程开局之成功，为以后的组织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经验。第三件事是办油画研究班。此事的起因是国庆十周年的美术创作。领导上（听说是周扬）看到油画的艺术力量强，准备继原来的油画训练班之后再办一个班。开班不久原来主持的王式廓老师病了，学校乃请罗出马。他原先已担任美院油画系新设的第二画室主任，于是把精力转到这个班上来，而画室工作由别的留苏老师挑起来。从此他带班三年。现在一般都认为，六十年代的这个班是油画继“马训班”之后又一成功之举。罗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谙此中实际，从他的识度出发，能设计出好方案又有能力予以实现。他提出：先要补苏联大学生水平那样的课，在生活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大工作量的习作，带领全班远去新疆牧区写生几个月，保证了大家有效地放开手来练功。他推动大家深入生活，每个人都经过两三次。他又让大家接触民族传统，访问中国画家，去敦煌临摹。一环一环有效地扣紧。在这样全面安排的基础上，他指导用一年时间搞创作，不少作品是多次推倒重来的。这里特别需要因材施教，他力求把每一个人的创作兴趣都推到最足的状态上。以我的作品《延河边上》为例，他看我从延安带回来的一批草图时当即明确拍板：舍弃偏于繁杂的各种稿子，决定采用突出一对背影这最单纯的构思与构图。我在放大过程中曾经一度转回去试试其它构图，其中也受了好意的提醒。罗先生一见严肃制止，说：“要改就不要画了”，如此能谋善断，以及一次次反复推敲，使我深受教益。我体会到，作为艺术教师，也如前人论治史需要“识、才、学”三者一样，罗先生具有这三者结合而形成的对学员创作脉搏的敏感，从而能够引领各自前行。他的性格中又有一种旺气，能够把大家的劲儿调动起来，形成一派热诚向上的气场。看来这个班费了他很大的心力，是他一生中着力大而又留下很深感情的工作之一。还有第四、第五件事，他先后担任了美院的党委委员和全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等职。此外，又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工作，例如参加人民币币面设计和国内外访问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个人身上是够累的了。
他还必须自己创作。事实上他也曾很着急。有一次急了时对我说：“我都四十多了，不画画怎么行呀！”那时的风气有过这样的要求：你得把各项工作任务摆在前头，而唯独专业画画放在第二位，不然就是个人主义。这种要求偏了，罗先生有过实际的矛盾。他的艺术积累已经憋足了劲，时时蓄势待发。他创作了《前仆后继》、《井冈山》、《毛主席在井冈山》几幅历史画，又与全山石合作了巨幅的《上井冈山》。无论到那里他都抓紧即兴写生。例如到新疆，就在草原上张开画布画哈萨克牧人，到海南画了渔女，到西安一次会议上就画了那幅著名的陕北老汉。我们就近从旁观察，清楚地看到他兴感丰富，落笔成章，相对于当时一般画风来说特别志在独创，在这中间有意识地追求和形成着个人的写意风格。这除了有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例如，他经常强调齐白石关于“写生而后写意”的主张）之外，也有对外国油画的个人领会在内（例如谢罗夫给了他画法上的启发）。他有“才思骏发”、“倚马可待”的画风性格。他很高兴地请我们到西华门画室去看他刚完成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寓“我自岿然不动”之意。在当时的领袖人物形象处理上有富于诗兴的突破，虽然后来看有不够成熟之处。那幅巨作井冈山风景大写茂密重深的气象，是一天工夫完成的。当然，画得太快难免会有所失，而他在那时太繁忙了。第二次组织历史画时，让别的画家都住在东方饭店从容创制，而他个人却分不开身来。
那真是一个艺术家的极好状态。反映在他的艺术思想上也是如此。他从杭州美专参加抗战，是位老延安，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打过游击，信念和素养都是具备的，又经过深造。于是到那几年，他特别突出艺术中的独创，见之于他的作品、教学和《油画杂谈》等文章中。关于创新，他一再地对我们讲：“要新、奇以至到怪的程度。”“老一套的不要，抄的不要，耍把戏的也不要”，等等。他特别寄希望于从中国传统里得到启发而推动中国油画，提出过一种很有开创意义的论点，即：中国传统是如此之丰厚，你在一个点上下功夫钻进去，就能带出一大片新的创造来。事实上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那几年他热心于钻研石涛的笔墨与《画语录》，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回到书法。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罗工柳是从事我们这一行艺术的老同志中间教条主义气息最少者中的一位。这种特色当年已闪烁出光彩，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他个人在人生中期艺术生命的光辉令人钦羡的显现。
当然，这是共产党和人民事业对他的长期培养造就的结果。特殊地说，则又是六十年代初几年社会情势在文化上曾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期的积极效果。57年运动以后又是大跃进，荒唐的主观意志搞得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时中央做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正在往下一点点地克服偏向和困难。在文教方面也有缓解，大家都知道周总理（还有陈毅同志）专程到广州几个会议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礼”——不应该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方面搞系统的政策条文规定一样，文艺上有了“文艺八条”，也是纠“左”，把一些搞混乱了的问题端正过来。我记得文化部开过一个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我们学校按这个会议的精神总结了党委在前三年的工作。美术界人们的心态一时显然有所舒坦下来。记得艾中信先生写的《油画风采谈》历数中国油画一代代的种种特色，侃侃而谈，人们争相传读。董希文先生沉郁了好几年，这时二进康藏，画出了更充满豪兴的精品新作。我替学校党委访问几个系的多位教授和青年教师，他们都以安下心来好好工作自许。政策一符合实际就得人心，调整方针之效如立竿见影一般。尽管那反“左”的步骤实际上还是很有限的，但好气候确实出现了。罗工柳之所以能够有那么意气风发的姿态，那么才华出色，那么富有成果的工作表现，在客观方面就是由于有这种气候。他曾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这个班的同志们说：“过十年，大家就都出来了！”
然而这气候短暂。关于形势的变化，后来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句话：“‘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末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这是指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正是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不但否定了短暂的相对宽松期的气候和积极成果，而且一步一步变本加厉，从62——63年算起的话，也就三、四年光景，就发展到“文革”十年动乱。在这后来几年的风声之下，罗工柳的处境是怎样的呢？起初，是他的作品《宁死不屈》受到指责，挂上了又撤下来。63年油研班结业展，江青跑去看了，据陪同者传达：她指责了好几幅作品，尤其说《红色娘子军》一幅成了“蓝色娘子鬼”。那时江青还没有后来那么猖狂，后来就把《延河边上》扣上了“歪曲主席形象”的政治帽子。这些也都打在罗工柳身上。63年以后，他就再没有创作了。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使罗更加沉重。64年美院被责令搞“城市四清”，罗工柳作为党委委员受到严厉批判，被当作“修正主义边缘”上的人。接着又一批革命历史画创作，也根本没有他的份。到林彪委托江青召集的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的批语中提出1949年之后十七年是一条“文艺黑线专政”，罗工柳就和许多忠心耿耿为人民文艺事业工作的党内外同志一起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他在“文革”中多受磨难，失去自由，关进“牛棚”，挨打、被抄家、作品成了“黑画”，到农村割麦子时还要在田头接受批斗。但他却在困惑中越来越努力思考。记得“批林批孔”的时候，他硬是不参加，学校派人去劝他，他强忍着一言不发。后来才知道，他对这个运动的矛头所向心里是有数的。到“文革”结束时，他已经年届60岁了！
现在回顾起来，罗工柳在人生中期本来发展得正旺，正在为文艺事业奉献的时候，我国思想文化方面错误指导思想下的乱象却在酝酿和迅速发展，于是他突然转入逆境的痛苦：不但对学生有过的乐观预言没有实现，而且和大家一起陷落在灾难之中。要不是这样，以他本来那样的积极状态，他原可以自己并带领年轻人在艺术领域里做出许多光采的业绩来。他的遭遇变化，作为一个时期共同命运的缩影，深刻地表明了艺术家个人才智光采与历史环境的关系。
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40年。这一页历史虽已揭过去了。罗先生不幸在久病之后于前年去世。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来说，往事深深地留在记忆里。可是今天来做回顾，比我们年轻的人也会感到重要、也能当作历史的经验吸取吗？坦率地说，我确实不清楚。刊物索稿，我又一次回望前人未曾消逝的背影，从而被唤起一种守望的使命，诚挚地期望人们能记住历史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景象，做好现在的工作。
文/钟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