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王玉平与作家阿城是好友，因王玉平在中央美院举办了一场作品展，鲜少露面的阿城破例现身，于是有了这次信息量极为丰富的名家对谈。
北京的前世今生
此次画展以近两年来王玉平拎着画具走街串巷画北京城的作品为主，虽然是以现今的北京为对象，却能看到过去老北京城宁静淡然的味道。他自幼生在北京，曾经画过很多地方，说起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王玉平说，“没事的时候往胡同里溜达，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做，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想画出来。北海这些都是小时候画过的，有点儿像回到小时候记忆里的北京，街上人和车都不多，比较安静。可能也是帮助自己回忆，人上了岁数就爱回忆过去了。”
王玉平每张平均要画三个小时，画着画着上了瘾，两天不上街就浑身难受。他说北京人爱看热闹，画得不好真挤对你，画得好也真夸你。在他画画的视频里，来往的人们常会停下来，有买菜晨练的老太太，也有拎满手购物袋的姑娘，还有情侣品头论足。最有趣的是在胡同里被居民围观，一个穿睡衣摇折扇的中年男人在旁边守了两个半小时，不断给街坊四邻讲解，“清晰，干净利落，细致，这功底起码十年以上！一看就知道是铃铛胡同，我们家门口。”路过的阿姨看到也说，“哟，画得太好了，跟真的一样。”
他的好友阿城同样是生在北京，对老北京文化相当熟悉，阿城看画过程中讲起了许多关于北京的古今逸事。
比如他看到王玉平画的雪景说，“北京的建筑就得是下雨天、下雪天才好看，因为它们是徽派建筑，在湿的地方最适宜，一干就粉了。以前北方不是灰砖，是土坯，灰砖是徽派建筑带来的。明朝朱家是安徽人，朱元璋放牛的时候看地主家是灰砖房子，等自己得天下的时候就都盖灰砖房子。明朝先是建都南京，灰砖，后来朱棣建都北京，北京也灰砖了。这对元大都是挺大改变，金、元是土坯城墙，讲究的大帐篷，后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是饮马的地方，马甸以北是放马的地方，琼岛白塔是中轴线，与元上都在同一经度。明朝忌讳，朱棣是燕王的时候北元还没有亡，建都时把中轴线东移到景山的煤山了。长城本来都是土坯垒的，现在山西以西还是如此，明朝把河北这一段砌上灰砖了。都说四合院是北京特点，其实是徽派的天井扩大了。北方风大，风进了院子出不去，裹着树叶子转圈儿，鬼打墙，只能忍了。北方一直是讲究房朝南，单面向阳斜顶陕西现在还是这样，院大不兜风，是北方民族长期积累的环保节能的做法，南方人不懂毁了。南方人在北方做建筑的另一个例子是北京的现代SOHO，高楼的窄间距造成七八级穿堂风，把小白领们都吹成前倾45度角了，文件夹一旦掉了，要找得去天津了。老北京建筑是徽派，气候环境却是蒙古，把北京看成蒙古就找到北了。长期以来北京的建筑引进都没考虑到‘蒙古’。蒙古怎么可以做玻璃幕墙玻璃蛋？太二了，没有沙尘很干净的地方才能做。”
阿城还说：“说回来老北京精彩还是在院子里，街上不行。咸丰年间，日本来了一汉学家团队，崇拜中国，结果到北京一看到处是人屎，胡同儿里成下弧形状，脏土垃圾沿墙堆上去，脏水出门儿泼街上。日本人那时候儿穷，但是爱干净，觉得打击很大，回去有几个人自杀了，还有些人从此不碰汉学。我小时候就这样，五十年代初有个爱国卫生运动把垃圾都铲了，街才平了。”
聊起过去的北京，王玉平小时候住在白纸坊，周围都是乱坟岗子，稍微施个工，挖两米就是成筐的骨头，大人小孩都有，那里过去都是葬穷人、病人的地方，刨个坑就埋了。于是阿城提起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进而引出了现在北京话的由来：“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满人进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那时闹鼠疫。因为游牧民族对鼠疫特别敏感，一看草原上有老鼠死成堆，就知道这有鼠疫，马上撤掉。当时他们一看北京正闹鼠疫，就停住了，其实满人没有攻打北京。李自成只带了几个人从瘟疫地区逃出去，到湖北被杀。之所以满人兵不血刃，是因为明朝北京人都死了，带安徽音儿的北京话儿也就没了。满人和蒙古人进京后，蒙八旗在海淀外围，内城是满八旗，生的小孩都是三河县老妈子奶大的，牙牙学语，造成现在我们北京话的根儿是三河县老妈子的。‘母们，哟，喝，您瞅瞅，别介呀’，都是，满蒙贵族无非是语速慢，矜持；奴才要语速快。游牧民族的语言特点在北京话里也有混杂，比如黑不溜秋、乌漆麻黑，呼啦啦，咕噔噔……后面有叠音的都是游牧民族的特点，唇齿音特别多，喉音没有，声音不靠后，广东话的声音是靠后的。”艺术与语言、审美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阿城亦是画家，在1980年代是重要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说自己是一失足变成了文学青年。在阿城眼中，王玉平是现在中国油画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但市场搅得大家没有心情去辨别，因为如今钱是量化标准。他认为，模糊不清的民族艺术成分到王玉平这里才有了样子，之前不少大家都曾有过努力，但是王玉平“他善用品色，很多人用不好，找不对关系。颜色关系里，必须有调子里的灰，哪怕只有一笔，品色才对，特别亮。他画里的模特挂玉的红绳，在白底子上就会只是品色红，但在灰调子里，红就发光。”
“欧洲是多云天气，一切都理所当然笼罩在灰调子里，马蒂斯想玩品色，但不敢一品到底，结果还被称为野兽派，品色在欧洲就是野兽，没教养。高更也是这样，跑到热带去，还是不敢放开了画品色，很可惜。高更和梵高的分手，是梵高要色更品，终于见到日本美术,狂喜,成为他去世前一大题材。不过日本哪怕是民间的浮世绘，都有兰灰、绿灰或紫灰，中国民间才是纯品的世界，另外的说法就是恶俗。张艺谋就是追求品，但是不懂先要有灰调子，才会有品色的明亮，所以两头都没着。玉平做对了，做好了，他的画在欧洲也会得到充分感受的。法国的维雅尔，小时候家里是裁缝，满眼都是布的颜色，他的绘画成就，在我看就是将灰调子和品色搭配成优雅。同是纳比派的勃纳尔，相对就收敛多了。玉平在灰调子与品色的配合上，非常锋利，非常敏锐，非常迷人。中国人对品色是有感情的，过年过节都是品色，西方的调子系统是排斥品色的，太跳。”
王玉平谈起用品色，自己心里有豁亮的感觉，阿城的解释十分有趣：“这还有萨满教的原因，驱邪，给中国人心里很大的安慰，有潜意识里的传统。所谓民族的，让我来说就是萨满的。萨满那些巫婆神汉一身的品色，只有它能驱魔、召唤祖先。像张家口往北蔚县的刻纸，刻完拿品色一点，一沓全都有了，窗花绣样都是品色。玉平还有很多随机的痕迹。品色、调子、随机痕迹，三样一起，已入化境。”
对颜色的认识和语言有关系。阿城说，法语里，颜色是复合词：这个调子里的红和那个调子里的红。所以法国人天生是画家，他按语言去调色。东方是蒙古，因为蒙语对颜色的描绘也是复合词。他当年插队跟内蒙人说，那白马很漂亮，人家反问你说哪匹，哪有白的？而我们的语言红就是红，不会说处在什么调子里，汉语关于颜色的复合词非常少且单调。语言会影响一个人去辨识，调子是偏绿或是偏蓝，法语、西班牙语都有很精确的描述，从小妈妈跟孩子说把什么样的毛巾拿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画家了，只是没有拿画笔去调那个颜色。我们看到东西，描绘它的主要特征，是符号性的，之后它反过来就异化了你的眼睛。你按符号去辨别，虽然看到了调子，但语言异化了，怎么去分辨？
关于审美，阿城说如果用语言表达，会歧义很多。“我们对脑的研究突飞猛进。所有感官信号进来都变成脑语言，也就是变成某种频率，这个频率如果和你生物本能的频率谐振，就是“美”的。你接受的频率越是复合性的，例如音乐里的和声，或者绘画中的调子，所引起的生物本能的频率就越多，感受就越丰富。频率谐振大于思想，思想是符号组织，频率是本能。语言会异化我们的感觉，所谓民族，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区别。”
“艺术到当代则异化为文本，都必须归为思想、语言能够解析的文本。文论家、策展人成了主流。美国学生去修艺术学分，问学到了什么，说学到了思想。必须文本化才能批评，没有就不能批评也就不是艺术。可是文本不谐振，只有直觉才谐振。中国在上世纪有过一次文本化，就是文化大革命。文本化的结果就是艺术家会退化，艺术家退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艺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