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9日晚 莫高窟
本来是搭今晚7点的火车去兰州，然后回北京，早上起来收拾东西时有些不情愿，想再住些天，巧的是娄老师在北京可以帮我带些画布来。票没有退，是改签，将今天的票改签到5月9日。这很人性化，退票要收20%的手续费，过去好像是在开车前几小时退票要收50%的手续费。中午与所长在敦煌城吃羊肉粉汤和烧饼，店小但年头长，味道浓，比起北京的羊肉汤好吃多了。这家店只卖早点和午餐，下午两点多就关门，吃这样的饭最舒服了。
2010年5月2日 莫高窟
4月30日下午5点多我和所长去机场接娄老师，到机场发现有条路直接连着敦煌老机场，近看老机场墙上的雕塑并不是菩萨，而是西域一带的劳动妇女半坐的姿态，上半身裸露，乳房丰满，尤其是乳头显得很明显，这在当时已是非常开放的表现。所长说，作者是兰州机场的美工，他的其他作品的风格也是如此。当我们将车停好，看到班机正降落到地面，“忽”地掀起一阵尘土。接到娄老师和许丽鹏，娄老师介绍同机的一位北大教授，是国内敦煌学的专家，他来敦煌举办“重走丝绸之路——揭秘玄奘之旅”的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各行业的精英，据说听他讲完课后，学员们都急着脱掉鞋子光着脚在沙漠中徒步行走，在烈日下不吃不喝，来体验西域丝绸之路的魅力。因接他的车未到，所长说捎他一段，但他执意要等，我们便出发回莫高窟，路上娄老师说北京还有些凉，酒店的空调都是冷风。
许丽鹏第一次到京和同学见面，回来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载着她绕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这可乐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无比激动！只是回来去机场的路上许丽鹏坐在民生银行送行的沃尔沃XC90车的后排晕车吐了，弄得娄老师她们十分不好意思。这车的后排要比前排高，称为“移动剧院式座椅”，虽然视野好，但容易晕车，车后排中间的儿童座椅设计得最为巧妙和实用。同行的那个教授的女博士据说在机上吐了三次。接着我们到城里“回味斋”吃饭，既给娄老师接风又庆祝“五一”节，点菜的时候跟服务员说菜里不要放辣椒，可菜上来的时候每个菜都是辣的。
昨天下午和马强去机场接余丁夫妇，见到余夫人小宋，她在飞机上也吐了，一脸的难受神情，老马开车以仪仗队的速度匀速行驶，小宋一直歪着头靠在车门边。余丁和马强从1989年毕业至今第一次见面，老同学显得格外的亲。上午美术所春游是在七里镇的一家农家乐，遇到1990年我在鲁美教过的学生霍秀峰，她当时在那儿读函授，如不是所长介绍已认不出来了。李开福也从北京回来画毕业创作，他在美院读艺术硕士。农家乐的人多，上菜的速度慢，大家分成几桌，打牌的打牌，打麻将的打麻将。不一会儿，马强从火车站接马刚来，马刚是马强的哥哥，每年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授课时，在北京我们能见着。近些年，他的水墨山水画独树一帜，成为新的西北山水画派的代表。
上午和所长去城里的路上，看见来莫高窟的车一辆接一辆，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途中见到救护车，所长说这是日本赞助给敦煌市政府的。每逢节假日，莫高窟人数激增，都要派救护车到莫高窟待命，以备应急。车上各种处理急性突发病的设备应有尽有，非常先进。我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会不会用这些设备，所长说，有些设备已拆掉了。今天莫高窟的车比昨天少了一些，但还是将停车场及陈列中心前的空地上停满了，路上也偶尔见到了人们随意丢的垃圾。莫高餐厅在门口卖起了盒饭，本来天就热，人群和汽车又将莫高窟的温度提升了好几度。
站在陈列中心后面的山上，看不到远处的敦煌城了，是被近来突然长茂的绿叶遮住。讲解员们已换了夏装，是深褐色与白竖条的上衣和裤子，习惯了前些日子他们穿冬装的样子，还有些不适应，有些还穿了裙子，这样的装扮在洞窟里肯定受不了，常常是外面越热，洞里越凉。洞窟里的壁画不怕干旱，就怕湿雨季节。
下午在售票处门口见到保卫处的张兰，她立即站起来高喊“武老师好”，就差敬军礼了。这几天可忙坏了保卫处的同志，人多车多，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加重了。中午同母亲通电话，她说体会敦煌的东西主要是作为修养，是一种知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对。她曾在1982年来敦煌临摹，那时的洞窟还可以自由地去画。这些年我常常会翻开母亲的那批作品，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现场临和通过画册看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这是我这几天跟随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进入洞窟内体会最深的东西。
傍晚在想进不进城，感觉有些累了，就在莫高餐厅要了一碗米饭和鸡蛋炒西红柿。餐厅里五六个女孩围着一张桌子在剥蒜，她们是“五一”这几天临时来餐厅帮忙的，就住在我隔壁。
晚上洗澡，刚放一会儿热水就没了，服务员说只能明天洗，因为热水要靠太阳能。晚上10点多所长发来信息问我是否在城里，我回复说在山庄，我问他在哪，他说在城里。
2010年5月3日
今天停车场的车已少多了，陈列中心前的广场上也空了起来，接近中午时刮起了沙尘，气温也比昨天低了一些，游人减少，莫高餐厅前的快餐柜也不见了。晚上7点钟外面又呼啸地刮起了大风，土会从窗缝“噗”地一下窜进来。窗外跑过几个餐厅的小厨子，最后一个慌忙解着拴着黑狗的链子，狗高兴地摇着尾巴，等链子解开它一下子窜进了屋里。这条狗平日有时乖乖趴在地上，有时前爪搭在石阶上向远处望，每天早上我卷窗帘它都会趴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几乎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它都会叫上一阵子，起初我还不适应，现在不知道是它不叫了还是我习惯了。
本来5月份是没有沙尘的，可今年的天气反常得厉害。外面的风还在吹，掀开窗帘望去，沙尘“雾气昭昭”，有些像江南的景色了。晚上10点多，外面依然风声四起，这样的天气的第二天往往是晴空万里。住在莫高窟，夜深人静时，有时会想起在日本的事儿。常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的墓在圆觉寺，墓碑上只有一个“无”字。在北镰仓站下车步行一百米左右就到圆觉寺。小津的几部片子是从日本回来后陆续看的，《晚春》就是在北镰仓拍的，有评论道小津的电影里充满了“琐碎的、相互碰撞又相互依存的爱”。题材与极端的叙事性是小津电影的核心，他一生未婚也未有子女，但他的片子都是在讲述父亲与女儿、父母与孩子们的亲情。正是由于他的身世，他在叙述这些情感的时候，似乎更具温情，并将这种情感推向极致，使这些看似普通的题材经过小津式的“琐碎”叙述成为了永恒。我们在处理类似题材的时候容易将其演绎为“闹剧”，或喜或悲，指向性非常明确，进而也失去了耐人寻味的韵味。这使我想起了日本气象台报天气预报时的片段：“今天有雨也可能没雨，可带伞也可不带。”当然，这是他确实把握不了今天天气的时候说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的天气预报都是极为细致与精确的，但有时这种需要人自己作出判断的事情，往往显得极为重要。小津的电影时常也并不给人十分明确的情感解答，需要观众自己去认知、理解，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其作品的魅力。
2010年5月5日 莫高窟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一大早我和所长上山写生。山上是一片片的防沙带，靠近莫高窟后山是一层防沙网，沙尘过后人们会将阻在网外的沙子清走。据说美国人曾出主意用玻璃钢罩，然后用鼓风机吹来防沙，这主意乍听就很离谱。以老姜为首的治沙队在山上已工作了五六年，他们用木桩揳进沙丘里固定住草绳编的固沙网，离远望去防沙带是一片片覆盖在沙丘上的草方格子。早些时候，铺好的草格子有些被沙子盖住，有些地方隐约露出些草的痕迹。清晰的、厚厚的、黄黄的草格子是新铺上去的。在阳光的直射下，铺满草格子的部分颜色深，就像是沙丘的暗部。今天从远处看沙丘呈木头本色，有些像木雕。前晚先刮沙尘后下暴雨，雨过天晴后，冲了“淋浴”的“沙漠”神气多了，它凸的部分是重色，凹进去的则是淡黄色的细沙，应了传统“染高”那句话。治沙站有三间屋平房，左边是寝室，中间是办公室，桌上有两台电脑，右边是厨房，旁边的小屋是水泵房，“轰隆隆”的声音特别大。在这里收集资料的刘本立是中科院寒旱所的研究生，他每天在山上收集不同风向、风速所产生的沙尘的数据，一个接着一个风杯在记录。插在沙漠上的两个三角形的铁皮盒子的坡面有着阶梯式的进沙口，他说迄今为止没有比这更好的测量沙尘强度的方法，只能一直用这种传统的方式。由于下过雨，上午还是清爽的，甚至有些凉意，向远望去像海平面一样深深的蓝色，那是绿化带。天空的蓝显得很透彻，被风吹起的云一会儿在天空中成几条平行的白线，一会儿又迅速散开，断断续续地很有层次，一会儿又忽然出现像飞机划线一样的斜的腾空而起的气体。沙漠上的天空单纯得只有蓝和白，当你沉浸在蓝与白的交响中，不多时天又灰了下来，不是纯的灰色，倒像是沙漠、白云和蓝天三色的混合体，常常让人始料不及。老姜他们的治沙队有一台加长版的红色拖拉机，大轮子的轮毂上写着“红骆驼”，可载三十多人。除了治沙外，他们几乎包办了研究院所有后勤工作，一、二、三号宿舍楼，美术所都是他们承建的。前晚下大雨，樊院长给娄婕主任打电话问陈列中心后院的几箱东西是否盖好，娄主任立即通知老姜，很快四五个人开着“沙漠王”（四轮摩托）赶到现场和樊院长、娄主任一同参与抢险工作。
老姜中等偏上个头，常年在沙漠上，皮肤已被晒成古铜色，像黑人一样，胖胖的肚子，人显得结实健壮。他在你旁边的呼吸声就像是打鼾声，常常有种错觉以为他睡着了。下午我让他坐在拖拉机上画写生，他右手扶着方向盘，左手按在腿上，望着远处沙漠中微微聚集的治沙带，神情中充满了自豪感。
治沙队的队员虽没有老姜黑，但个个也是红里透亮，除了因为太阳的直射，吸足了太阳能量的沙漠所散发出的热浪也像蒸汽一样烘烤着治沙的人们。自从他们到来，莫高窟的治沙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画完写生，老姜便急着去找他的队伍，沙漠中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爬上近处最高的沙丘，仍然见不到人，只隐约听见砸木桩的声音。
站在高处，只能望见灰蓝色蒸汽中的火车站和机场。刚才和余丁通过电话，他和夫人正在机场准备返京，现在能瞧见一个小白点从地上徐徐升起，然后掉转方向向兰州方向飞去。一个人在沙漠中看看周围，看看天空，不一会儿有一团旋风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转着就过来了，它像长了眼睛似的沿着轮胎的印在跑，快到我面前又顺着车道印拐弯了。此时我口渴得要命，估计嘴唇已干成白色了。我给所长发信息：“侯所长，速带瓶水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所长的车“一骑绝尘”地疾驶过来，车还未停稳，我拉开车门，将一瓶矿泉水一饮而尽。
今天是侯所长的生日，移动公司给他发了短信提醒他，要买个蛋糕送来。马强定了沙州大酒店为所长祝寿，等我和所长夫妇赶到时，马强和他的担儿挑考古所的张清涛和马刚已在等候。张清涛的女儿张怡欧正在读高中，她写的一篇关于二氧化碳对壁画影响的论文还获了奖。宽敞的大厅中只有我们六个人，菜点得好，是“平中见奇”那种，韭菜盒子，鲜肉煎包，玉米、南瓜、山药、红薯的拼盘最受欢迎。席间大家笑声朗朗，整个大厅竟没有其他的客人。有时不去包间就在大厅里就餐反而舒服，主要是空气好，小小的包间再加上吸烟，时间长了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晚餐快结束时又换了个服务员，马强一见就说她像菩萨。她头小、身体宽大，双下颏微起，她的老家在陕西，小时候在七里镇长大。洞窟中的菩萨形象常常能在敦煌的街上看到。
2010年5月7日 莫高窟
中午侯所长接我去吃羊肉粉汤，见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便问这么热的天何以如此？所长说：“你见过过去卖冰棍的老太太大夏天用棉被盖着冰棍吧，还有陕北放羊的羊馆三伏天还披着老羊皮袄，这是可以保湿和保温的。”夏天如果穿得少，身上的水分就会被烈日吸干，这个道理似乎听说过，但我从未试过。
途中看到一架国航班机降在机场，从5月1日起国航开通敦煌至北京的直航，以往都要到兰州转机。今天的羊肉粉汤的羊肉有点肥，所长说他喜欢吃有肥肉的羊汤，羊骨头肉已经卖完了。回来的路上祁连雪山又出现了，停车后我站在座椅上，上半身探出车的天窗拍了几张片子。这雪山的雪没有去榆林窟路上见的清晰，但雪成片成片的，很有型。等驶上去莫高窟的路，所长说他有些磕睡，由我来开。不一会儿所长的鼾声由弱到强，音响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两种声音此起彼伏，让静静的沙漠变得“热闹”起来……到莫高窟我十分小心地几乎用怠速过隔离墩，车身轻微的颠簸还是弄醒了侯所长。我说我是准备再开几个来回，让你好好睡的。上个月所长在美院讲课，有一天傍晚我去留学生公寓找他，到五楼的电梯门一开便传来一阵鼾声，我顺着声音走去，果然是所长的房间，里面的鼾声大得足可将门顶开。我敲门无人答应，于是拨手机，房间内响起了手机的铃声。
下午马强带我到莫高窟门前的收发室办了手续后进159窟，此窟位于九层楼的西面，美术所的李冰凌和李玉华在窟内临摹，这是中唐时期的洞窟。李冰凌采用的是工笔重彩的方式，先勾线，再晕染，洞窟内有她用没骨方法画的一张壁画，生动有趣。我见过李冰凌的工笔画作品，线的功力扎实，心态平稳，人物形象简洁耐看，色彩晕染得恰到好处；李玉华则是先将赭石的部分涂满，方法更具民间色彩。
这种临摹工作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2010年5月9日
今天中午将改签的车票退掉。昨天和母亲通话，她说1982年来莫高窟时，每天吃馒头蘸洒了盐的辣椒末，吃了一个月。很奇怪，敦煌缺水干旱，人们却喜欢吃辣的。川菜在这儿很普及，很多原来不辣的餐馆，现在菜里也放了辣椒，上次在莫高餐厅要了一盘鸡蛋炒西红柿，竟是辣的。
七里镇有个大农贸市场，敦煌城里面的人都喜欢来这里，市场上有各种蔬菜，豆制品，生熟肉，样样俱全，与北京的菜市场并无差别，只是价钱要贵，一小块豆腐四元钱，是北京的两倍。七里镇的公交车是免费的，去商店买电器出示七里镇的户口本就打折。这里地域虽属敦煌，但行政区域算青海，是青海油田总部所在地。总部的楼建得有模有样，旁边是雕塑公园和游泳馆。这里的人们收入高。老公在遥远的油田工作，媳妇便开着各种中高档轿车，在去莫高窟的公路上撒欢……像列支敦士登在欧洲是占的瑞士的土地，却是富得流油的独立小国，七里镇有点这个味道。油田的子女高考算青海，录取线要低一些，所以敦煌城有点门路的人，也常想将子女的户口转到七里镇，但较繁琐，需要到西宁办手续。
市场里有一种当地产的小水萝卜，靠近根部是红紫红紫的，越向下就越淡，这种红紫的颜色有些像蚊子叮到皮肤上的颜色。这种小萝卜的须子很长，且打着弯。当地产核桃的形状是椭圆形，表面光滑，有原味、奶油味和椒盐味三种，核桃仁和平常吃的没有什么区别。西红柿干红得有点像放了色素，所长拿起尝了一个，说没问题，因为每个颜色都有变化，放了色素的颜色是一样的。
午饭我们在敦煌山庄，其中有一道菜把摊鸡蛋饼卷成卷，然后蘸有酸辣味的调料，味道香极了。回来的路上谈到当年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出走一事，后来常莎娜曾去杭州找过她，据说她当时只是在远处望着正在劳作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