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6日  莫高窟

敦煌博物馆在沙州市场对面，两层楼，琉璃瓦，有些像北京农展馆的缩小版。博物馆的广场中央有一个雕有三个骆驼的棕色石雕，它的右侧是敦煌剧院，现在已改为溜冰场，只是在它后面楼的平台上，每天晚9点有秦腔的演出。广场石雕的四周已成停车场，车停上一天是三元钱。停车场的收费员是一位老人和一位老太太。老人深蓝色的遮阳帽，深灰色的四兜上衣，扣子一直系到领口，黑色的宽松的裤子，右手夹着黑色的小皮包。今天老人显得年轻，把平日花白的胡子刮了，他坐在石雕的背阴面，老太太头戴黑红格头巾，黑底绿花的口罩，坐在车场的入口处。这时一辆黑轿车开进来，老人挺着肚子走过去，收了三元钱的停车费，又慢悠悠地走到石雕旁坐了下来，他的右手按在石雕的底座上，圆乎乎的手指短而有力。

沙州市场的北门是一个大牌楼，上有一个黑底金字的牌匾，写有“敦煌夜市”四个字，下面是两扇红色的大门，门槛有点高，要抬起脚才能进去。大门上方挂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1993-1995年度全国文明市场”的金牌，金牌两侧有两只面对面的卧羊的雕塑。大门与市场之间有一个近二十米长、宽七八米的通道，左边是卖食品的专柜，玻璃柜台侧面写着“敦煌特产”，上面密密麻麻摆着各种饮料，柜台后面的墙上是青绿山水的瓷砖壁画；右边是卖敦煌纪念品的专柜，柜台后面的墙上是画有莫高窟的磁砖壁画。穿过通道，广场中央有一座嫦娥奔月的雕塑，周围摆了几十桌大排挡，右侧是老陆烧烤，上次来敦煌我和马强在这家店狂饮三瓶白酒，第二天看洞窟时腿直发软。

晚饭在“许记羊杂粉汤”吃，要了一碗羊杂汤。厨师是一个小姑娘，她切了几片羊杂，她的父亲进来替她做，她的母亲也进来卖窗口的炒羊杂，只见她母亲浓眉大眼，说话也冲。这时进来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小孩，要两碗肚丝汤，说不要加辣椒和花椒，她一听就急了：“不加这，不加那，只剩下盐味了，怎么吃？”她这一嚷嚷，那对夫妇便不做声了。她从冰箱里拿出羊杂切好，再浇些羊汤，所以羊杂有些硬，汤也咸，其实应该有一口锅一直小火焖着羊杂，盛上一碗吃就是了。

现在大约是晚上7点半，天还很亮，吃饭的人不多。广场上的大排挡的人都集中在新疆抓饭摊前，三个维族男人在烤着羊肉串，肉串的个儿特大，还有烤鱼和蔬菜，旁边的一口大锅里是抓饭，孜然夹着羊油的味道混着“呲呲”的响声，浓浓的油烟在市场里弥散着。西边有一条长近一里地的无公害产品市场，入口处有两个水果摊，里面是四五个卖卤肉的玻璃柜台。这儿的卤肉有猪蹄、肉皮冻、烧鸡、肘子、口条、猪耳朵、猪尾巴，肉可以切成片或丝，加调料来拌，与内地商店的副食品柜台差不多。旁边有一家卖调料的商店，一进门便有一股五香大料的味，左右正前方各有五层货架，货架上有四十余种调料，其中辣椒末就有十一二种，有做卤肉用的白芷、榨菜、红枣、小米、花生、胡椒、姜粉等散装的调味品。从店里出来天已渐黑，摊主们开始收拾东西，市场旁的步行街人开始多了起来，数“敦煌夜光杯”后的霓红灯字样最为醒目。步行街中间有三个满脸笑容为游人擦皮鞋的中年妇女。沿步行街向西走是一个更大的广场，广场中央的舞台上正举办“敦煌市移动杯文艺演唱会”。天还没完全黑下来，今晚的月亮特别圆，月亮的周围是一圈晕染得十分均匀的淡黄色，月光和灯光将整个广场映得亮亮的。舞台前方有几十张桌子的大排档，但人极少，倒是排挡两侧挤满了看演出的人。

正在演唱的是位身着蒙古服装的中年女人，唱的是《蒙古人》。在她左侧的舞台上不断地吹出许多泡泡。报幕的小伙子打了一条白红相间的领带。接下来是六位蒙古族姑娘表演《快乐马》，舞台上的泡泡又吹了起来，音响的杂音大，但丝毫没影响演员和观众的兴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音乐慢慢响起，姑娘们的动作变得舒缓起来……有日子没听音乐的我有些激动，又一首欢快的音乐响起，姑娘们的动作开始“忙乱”起来，但还是挺有章法。“草原美，没有我们的姑娘美”，接下来是一位身着蓝裙子、棕色长靴的姑娘在独唱，这时气泡吹得更高，落下来的时候好多都落在姑娘的脸上，仔细看气泡都是五颜六色的。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好多抱小孩的人都站到了四周的休闲椅上，姑娘唱的歌词里好像有“汉子威武雄壮……”夜色又暗了一些，月亮也显得更亮。月亮一亮，周围晕染的光环好像暗了下来。姑娘的第二首歌好像一直在唱：“从高原来，呀拉索，高原红……高原蓝，人都说高原美……”她的第二首歌唱得放松多了，身体也松弛了，尤其是脖子的动作丰富了。接下来是新疆舞《雅克西》，虽放着新疆音乐，但姑娘们除了服饰变了，跳的仍是蒙古舞的感觉，音响里的男女声对唱十分刺耳。此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人们都在看演出，周围小吃摊的主人的表情都有些凝重。我左边的“大连馋猫鱿鱼”的主人双眉紧皱，背着手在餐车前来回踱步。大排档的人还是不多，每个桌上摆着六瓶啤酒、一盘葡萄干、一盘瓜子、两盘花生。接下来是着一身晚礼服的王老师在唱《月牙泉》，曲调不太上口，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走了。虽在敦煌，但前几个风格浓烈的蒙古歌舞使我仿佛置身于美丽的“那达慕大会”。

沿着步行街回到沙州市场，在市场的西北角几个蒙古族装扮的人在演唱，周围聚了一些人。他们唱得比前个演唱自由些，有点街头演唱的味道。旁边电视屏幕上放着敦煌壁画，小吃亭上面的大棚顶垂下了许多条小红灯笼，整个市场像过节一样。这样热闹的夜晚与莫高窟的宁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近几天每晚上6点左右，我本能地反应是否应搭班车进城。前天画完写生出来散步，看见下班的人都往班车上拥，我也挤了上去。那时我并不知道坐班车去做什么，只是上车，随着人们去有人的地方，这种感觉在每天下午6点前后特别强烈。

蒙古的歌声又将我拽回市场的西北角，穿红色蒙古袍的中年男子正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得投入而动人。他红红的脸，小眼，高高的颧骨，不自主地晃动着头和身体。在他后面是小吃店玻璃窗露出的面无表情地咀嚼着臊子面的男男女女们。原来是观众点歌，坐在大排档的客人不时给报幕员递条子，伴奏的是弹电子琴和拉马头琴的两位小伙子。接下来报幕员说：“将这首《等待》送给所有的朋友，祝大家在沙州市场玩得愉快，吃得开心！”报幕员黑黑的眉毛，双眼皮，脸也是黑黑的，上身穿淡棕色毛衣，腰间露出白色的衬衫的底边，牛仔裤，鞋尖带有小花图案的黑色瓢鞋，肉色丝袜，她的腰细，臀部有些靠下，不过整个人显得聪明伶俐。她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脚跟翘起身体向前颠了一下。没有观众点节目时，拉马头琴的小伙子把麦克风摆到琴前，自拉自弹起来，他的琴声和旁边游客们喝酒划拳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快夜里11点了，坐侯所长的车回，他的夫人娄婕老师也在车上。她说有时月亮亮极了，就像白昼一样，公路也变得清晰，是可以关掉车灯开的。

昨天晚上我和侯所长、娄婕老师、马强、李林、高鹏、牛玉生在“一清斋”吃饭，本来是我召集的，可娄老师事先把账结了。席间老牛喝得不少，大家回忆起80年代中期在美院读敦煌班的经历，那时李林、马强、老牛、高鹏都是敦煌班学员，黄均先生曾给他们授课。其实我们上美院时黄均先生还在，但那时的“八五”美术新潮对传统的东西视而不见了。现在想来能够看到那批老先生如何作画，如何看得传统，是多么幸运的事。当时黄均先生应培养几个助手，把他那套东西继承下来。黄均先生有段小趣事：有一天，他打着伞去协和医院，看完病后雨停了，他顺手抓了一个东西举回了家，到家一看，是医院痰盂上的带把的盖子。我曾在1986年见过黄先生，那时国画系给李可染、叶浅予、刘凌沧先生祝寿，黄均先生也在，其中一张照片是我们与卢沉先生、周思聪先生在几位老先生后面的留影。

给我们上菜的服务员看着像典型的维族人，一问却是汉族，她如果穿上新疆的服装那就是地地道道的维族姑娘了。

2010年4月27日  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坐落在莫高窟的对面，中心是深灰色的二层楼，楼前有草坪和回廊，楼内宽敞明亮，上下二层均有吸烟区，内设有饮水机和微波炉。中心分五个专业研究室：1.保护研究室；2.修复技术研究室；3.土遗址保护研究室；4.壁画数字化研究室；5.信息档案研究室。

目前，敦煌研究的重点已转向壁画的保护工作，这是未来的重任，大量的客流量使保护工作变得迫在眉睫。

2010年4月27日  莫高窟图书馆

图书馆在美术所的后院，途经一个叫”青春”的雕塑：一个女青年手拿草帽，背着行囊向前行的姿势。这个院极安静，图书馆分里外两大部分，外面是阅览室，里面是书库。自从1944年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至今，已拥有专业图书和期刊约15万册，是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敦煌学专业图书馆。马强的夫人李茹在此工作，她于1999年在日本神户大学东洋美术史专业学习，后又取得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学位，主要负责莫高窟的资料编译工作。李茹的姐姐李萍现是研究院接待部主任，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神户大学研修日语，高端的日本团来莫高窟都是由她讲解。我曾遇见她在藏经洞给日本来宾讲解，声音温婉而雅致，来宾们听得直入迷。

2010年4月27日晚  莫高窟

昨天下午，在陈列中心库房里见到董希文先生在1944～1945年间画的《莫高窟全景图》，此图长十三米左右，宽一米，从未发表过。画面中的许多铅笔线都保留着，是铅笔辅以淡彩的效果，这应是近半个世纪最后一张艺术家完成的科学严谨，又极富绘画趣味的全景图。画面中详细地记录了每个洞窟的位置，应是从左至右画开来，开始时色彩丰富，越向右色彩越趋于放松和单纯，这是从局部仔细看的结论。画面整体感仍然很强，尤其是蓝天的色彩就像是刚刚画完一样。现在不清楚当时是董先生自发为之，还是受常书鸿先生之邀来完成此画。董希文先生的画“帅气”而“文气”。同时看了他临的254窟《舍身饲虎图》，画面颜色整体偏冷，侯所长说当时壁画的色彩应是这样的。这幅临本的绘画性极强，其实临摹本身也有创造和想象的成分，只是后来我们常常混淆了临摹与复制的概念。另两幅董先生当年的纸本创作也藏于该陈列中心。看得出他在体会敦煌壁画的同时，也想使之与自己的创作有关，这是不同时代的人，感受敦煌壁画后面临的相同问题。这两幅纸本创作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没有感觉到是60多年前的作品，作品的气息仍然很新。前段时间在北京画院曾举办过董希文先生的回顾展，我错过了展期，后得到一份展览的图录，他有许多小幅油画、水粉写生，极为精彩，画幅虽小，但含量很大。他的油画和素描以及彩墨一看就是中国人的画，这与他对敦煌的临习与研究不可分。其实大家都在谈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在董希文先生的作品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

陈列中心的库房管理严格，必须有两位工作人员在一起才能打开库房大门。通往库房的走廊天棚的中央空调是后安装的，大约占了五十厘米的墙高，这使走廊的竖条窗也缩了五十厘米。陈列中心由日本人设计，大体感觉还是与莫高窟融为一体的。我1997年来时好像刚建成不久，我曾用“跋山涉水去见思念了很久的恋人，可到了恋人的身旁，却硬要你去看她的照片”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现在想来，“看她的照片”也是一种美。

下午，所长送娄老师去机场，我便搭他们的车。快到机场时，看到一架客机起飞，这是我到敦煌后第一次看见飞机。数次路过机场，只见白色的塔台和候机楼静静地闲在那儿，这是晴天在看，如遇到沙尘天气它们便无影无踪了。飞机在跑道时速度有些快，我们以为是刚降落的飞机，以这么快的速度，我想是可以直接冲过公路的，没想到它腾空而起，在空中斜着转了个圈，向兰州方向飞去。进了机场的大门，我说，我得好好看看，因为来时大家忙着寒暄，没来得及看看候机楼是啥样子。候机楼从入口看呈扇形，黑色的大理石外轮廓，深蓝色的玻璃里面已有排队候机的人。候机楼不大，咖啡厅、商店占了里面一半的位置。与娄老师同行的许丽鹏上衣有一排黄色的骆驼图案，娄老师说骆驼好像都戴了口罩，我说是沙尘暴来了。她们是去北京炎黄艺术馆商议7月份展览的事情。许丽鹏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京，听说她精通电脑设计这一块。换登机牌时，侯所长和娄老师在算着靠左边窗还是右边窗，这样可以看到祁连雪山拍些图片，在拿不准主意时，为了保险起见，靠左窗和靠右窗的座位都要了。送走娄老师她们，我们便去火车站。机场旁建了好多小商店，原以为是可以挣钱的，其实人们来机场上飞机和下飞机，都匆匆走人，没人会在这里停留，这些店也就空落落地闲在那里。

途经敦煌老机场，那儿已被外栏杆挡住，隔着栏杆望去，是很整齐的一块棕色长方形，上面有分散不均的洞窟的图案，还有一个白色的小菩萨在建筑中间。建筑物上有“敦煌机场”四个繁体的行书字，左边是蓝白色的塔台。所长说这个机场现在还在用，是作为备用机场。这个老候机楼的设计，一看就是有敦煌特色的，也显得朴素，而新机场的样式安在哪个地方都合适。随后我们去敦煌火车站，站前的施工正在收尾阶段，这是甘肃第二大车站。候车室没几个人，这儿有去乌鲁木齐、兰州、西安、酒泉的客车，站台上停着晚上要去兰州的车。离我最近的一个车厢的车门的漆已残掉了好几块，露出铁皮的颜色。上次离开敦煌坐的就是这趟车，夜里从车厢连接处会不时地窜进沙尘，弄得整个车厢“乌烟瘴气”的。站台上方的顶棚设计得很现代。列车的那边就是沙漠了，这车站只有一条铁路，只能向东开，去兰州方向，去乌鲁木齐要在瓜州转线。有些像烟台，铁轨是到头了，再往前就是大海了。

站前广场也有一片类似商店的建筑，不知道是否会遇到和机场旁商店同样的境遇。车站的候车室正对着去莫高窟的公路。我跟所长说，应建一条通往莫高窟的小铁路，就三节车厢，是那种老式的，有些像镰仓驶往江岛的那种火车。游客下了火车，直接乘小火车去莫高窟，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晚上高鹏请吃饭，我们来到一家肥牛火锅店，斜对面是马千里就读的小学校。前几天，我坐马强的车在校门口等马千里放学，我说看我能不能认出他来，没想到放学的孩子太多，我的眼睛根本不够使。在我一边想三年前马千里去北京时的样子，一边在孩子中间寻找时，马千里早已上了他爸爸的车。这家肥牛店的羊肉特别嫩，席间马强、高鹏、李林都夸所长对大家好，十分宽松，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心情是不一样的。晚饭后回莫高窟，这是我坐所长的车回去最早的一次。天还没完全黑下来，路过收费站时，漂亮的女收费员面有羞涩地偷偷地瞟了几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所长，车拐入了去莫高窟的公路。我开车，所长坐在边上，远处灰蒙蒙的山的轮廓有些清晰，与地接壤的部分，已是雾气昭昭。我问所长，这是雾还是沙尘？他说是沙尘。这段路我开得不快，前几天开马强的车时，就喜欢慢着开。从敦煌城到莫高窟是25公里，落差有200米，是一种缓慢的落差，到了水站感觉是走了一半，见到莫高窟的灯光，感觉到家了。

回到山庄，门锁着，我去前面的餐厅拿钥匙，因只有我一人住在这儿，平时前台的女孩儿出去都把大门锁上。餐厅七八个在莫高窟施工的工人在吃饭，一般晚上6点餐厅就下班了。前台女孩这几天染了偏红的头发，穿着也漂亮了。她平时除了打扫走廊和客房，每天中午锁上山庄的大门到餐厅帮忙，常常“害”得我中午顶着烈日写生回来，却进不去房间，又要折回餐厅找她取钥匙。中午，美院国画学院的张猛老师请所长、马强和我吃饭，席间有嵇馨和李江涛两位学生班长。嵇馨讲，她的爷爷嵇春生老先生曾在1962年9月随文化部敦煌莫高窟考察组来敦煌，她随身带了她爷爷当时在莫高窟的留影，照片中有常书鸿、樊锦诗、刘开渠、王朝闻、段文杰、嵇春生、关友惠、何鄂、李承仙、霍熙亮、史维湘和当时的考察组组长徐平羽。从嵇春生老先生当时的工作日记中得知，考察组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洞窟保固工程，治沙、壁画及塑像的保护。时隔近50年了，现在莫高窟的人们仍在围绕这几项内容在默默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