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9日 去东京的车上
从大船到户用了七八分钟。下站是横滨，如果走根岸线到横滨要十几站。另一节车厢的女孩在化妆，她紧闭左眼，睁大的右眼一眨一眨的。车厢之间的连接处要比中国的短，连接口的两块铁板相互错落着，不停地错位，发出“吱吱”的响声，两侧折叠的厚厚的灰色皮革也随着车的速度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紧，列车晃得厉害时两块铁板的缝隙也大。化妆女孩的腿上，放着白底黑条的大包，两条白白的腿从包下延伸出来，她打哈欠时双手拢着脑后的头发，眼睛闭得很紧，鼻孔撑得也大。从大船上车是12点，车上吃东西的人、睡觉的人，要比平时多。这趟车速度快，也颠簸得厉害，人好像睡得也香。对面的女孩我上车的时候一直睡着，右脸颧骨下面有一颗黑痣，皮肤白，痣就更明显。她头靠着车厢板，嘴半张着，两只手搁在绿色的包上，刚才还眉头紧皱，现在舒展开了。（川崎到）她的脸略微有些胖，睡得深时已没有了下颌。靠车门的一个胖小伙，戴着红耳塞，看红手机，白衬衫掖在灰裤子里，穿着柠檬黄的旅游鞋。他不看手机的时候，会用手轻轻地抿着额前的几根头发。女孩醒了，从包里拿出面包吃，她的眼睛大，像有些近视。她拿面包的手极白，显得手下的绿包更加的绿。（品川到）女孩在品川下，她走向车门时露出的左眼靠近耳朵的地方也有不少的小黑痣。
车到新桥，下站是有乐町，车没停而是到了东京。东京车站的站台都被车挡住，应该有十几个站台。我又上了山手线回有乐町的车，车开出东京站时，看见有几个站台上的钢架生着棕色的铁锈。从有乐町站出来直行三四分钟，就是出光美术馆。美术馆在一座灰色的写字楼的九层，有三个面积差不多的展厅。每个展厅将近1000平米，展览是铁斋和另外三个水墨画家的作品。铁斋的画只有三张竖条，是在出口的位置，喜欢铁斋画的人会站好半天，不喜欢的则一走而过。
铁斋的画我是第三次看原作。第一次是1986年在他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回顾展上；第二次是2002年在巴黎的亚洲艺术馆内。他是这么些年，我常常想起的一个人。在这个展览里，他的画倒是像中国人画的，在中国看他的画像是日本的。看铁斋的画是需要看原作的，不需要多，一两件足矣。展览策展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只有铁斋的三张画。他的笔墨苍润，也有些与我们不同，“不太正经”的味道，但大体是和中国有关的，包括整体上的笔墨趣味、画的题材、书法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很认真地看铁斋的字。
1985年是他诞辰150周年，在日本有着很隆重的纪念活动。1986年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等于是1985年在日本的纪念展拿到中国展。那时我是真的看不懂，觉得乱画，太糙，记得当时国画系的研究生周俊说铁斋的画好，然后就是无意间留着的一张铁斋展览会的折叠的小简介，里面有三四张画、铁斋的照片以及他的生辰年月，这个小简介一直陪我到现在，想来也有20多年了。上面的画印得很小，有时越小、越虚反而越愿意往里看。后来偶尔在国内美术杂志上，见过有介绍他的文字和画。在巴黎的亚洲美术馆见铁斋的画有些意外，那时的兴趣都在对西方的绘画上，不过他的画在巴黎还是显得别有神采。现在想来在巴黎的半年我对两个人的印象深刻，一个是戈雅，另一个是铁斋。对戈雅的记忆相当具体，具体到笔触、用笔的快慢，以及对背景的极薄的处理，我现在想起戈雅的画都是没有干的感觉。对铁斋的记忆没有具体的哪张画，只是觉得在巴黎见到和以前以及现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成了一个永恒的记忆。其实我对记忆常常是充满理想化的，包括对戈雅和铁斋。在巴黎的时候有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比较展，其实戈雅和铁斋是可以办比较展的，不过现在在我这块儿办过了。
我们常常习惯于在经典中感受着养分，但戈雅和铁斋却给我带来了许多“未知”。这是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就像每次读铁斋的画，第一眼是笔墨，再看不是笔墨了。戈雅的艺术再精彩，但我在形容他时，是如何摆脱不了物质的，但铁斋不同，今天看铁斋的画，喜欢近看看，又喜欢站在远处看看，这时巴黎的记忆又清晰了一些，当时觉得铁斋的画有点碎，现在看又觉得不碎，其实这就是读画的好玩之处。在远处看铁斋画的感觉和离远看戈雅的感觉有点接近。近观戈雅的画时笔触的写意打动着我，离远看却还给了我一个真实的世界，一只能感觉到血管在流动的手，一个推得很远的、有着呼吸感的空间。铁斋的画近看是笔墨，远看是一团气象，这一气象特别“不具体”，也只是气象了。
这两个人，我曾单独地想过，给学生上课和同朋友聊天时都单个地提过。我自己也奇怪今天怎么将二人联在一起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理想。实际上铁斋的魅力，大部分得益于他的字。《高士弹琴图》（1923年）的字可谓神品，内容是：
高士弹琴
有人贻玉堂高士遗物中壁帋者
傲高士之笔法写之 然如其气韵遂
不可及也
大正癸亥四月
八十有八叟铁斋题于魁星阁
《溪山图》（1921年）
山居醫俗 八十有六叟铁斋
另外一幅《私鉴禅师图》（1919年）内容是：
佛鉴和尚初受舒州太平请礼辞五祖
祖曰大凡住院为己戒者有四
第一势不可使尽 第二福不可受尽 第三规矩不可行尽
第四好语不可说尽
何故 好语说尽人必易之 规矩行尽人必繁之 福若受尽缘必孤 势若使尽祸必致 鉴再拜服应而退 后鉴辞霍源源云住持当以拄杖包笠悬挂方丈壁间 去住如衲子之轻则善矣
铁斋外史画并录 时年八十有四
看铁斋的画和字，有时觉得他特别“讲道理”，有时又觉得“蛮不讲理”，但那种扑面而来的东西却始终不能忘怀。其他几个人的作品量大，是延续着宋画的感觉，但已有了足足的日本画的味道，铁斋的画与他们放在一起写意的味道更浓。展厅的外面有一个休息室，靠窗的位置有两排沙发，窗外是一大片的绿色，一条很宽的河。围着有绿树的地方，四周的建筑物有：新宫殿、法政大学、二重桥、樱田门、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家庭裁判所、中央合同厅、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东京的城市状态可用密不通风、疏可跑马来形容，这种树好像比日本乡下的树还要绿，是我们在国内无法想象的那种绿，所以有些像假的树。
从出光美术馆出来是帝国剧场，好多人在门口吸烟。我问售票的女孩是否可以买票进入，她说票已售完。今天上演的是帝剧《放浪记》，应该是话剧。其实我挺想看日本的歌舞伎，电视中经常播，它太怪异，其中有些地方和京剧又很像，确切地说，有点诡异。
从东京回来直接到了藤泽，去一家旧书店买了几本杂志，这家书店是在去游行寺的路上。店内老人好像有八九十岁了，除了旧书还有一些小玩具和瓷器。这个书店我来过三次，每次进门只能从书架缝隙里看到老人拿报纸的一只手，这几次去她都在读报。今天车上读书的人多，但基本上到后来都是眼睛闭上了，手拿书的姿势都没有变。从藤泽回大船，在站台等车的时候，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孩子在每辆车开走时都要挥挥手。
回到大船时想吃肉了，饭店里炒的都不太合口味。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卖一种叫“镰仓煮”的食品，是六块红烧肉装在真空的袋子里。这儿的红烧肉比国内的东坡肉还要软，接近我们小时候印象中猪肉罐头的味道。它是冷冻的，酒店又没法热，今天我买了一袋，打算到酒店对面的中华料理要一碗面，将肉泡在面里吃。
这家中华料理的炒菜做得一般，量少，但面做得不错，来这儿的人大都是吃面的。面上来时，我打开袋子，将肉倒在面汤里，泡了一会儿，肉块的中间还有些凉，还是那种罐头味，好像没有面里的肉片好吃，也许泡在面里，它的味道被冲淡了。
2009年5月11日 大船相铁酒店
晚上把明天上午寄走的书和行李收拾了一下，最后清理桌子的时候莫名地有些伤感。我3月26号住进来时桌子上有一台超薄电视、一部电话、一个装手纸的盒子、一个烟灰缸、一个小竹筐内有一个头发吹干机和一个加湿器，靠桌子角上有一个台灯，抽屉里有一个手电筒、一本酒店的介绍和一根上网的线，左下角有一个小冰箱，里面可以放两瓶奶和面包等食品。
这45天的时间里，因为在桌子上画画和写东西，每天的电视节目单成了我的擦笔纸，已攒了厚厚一叠。桌子上墨盘、涮笔的杯子、毛笔、墨汁，杂乱地放着，酒店的清洁工只要你不放进垃圾筒的东西她都不动。这一个半月里，桌子上的灰尘很厚，我每天还是要用纸擦出我用的一小块桌面，加湿器、吹干机上面都是小毛毛的灰尘。今天我整理完东西顺手将桌子擦干净，清洁工每天除了桌面其他地方都要清扫，换枕套、被罩、床单，更换卫生间的毛巾、浴巾，清洗坐便器，最后是吸地。这个房间有十二三平米，一张床占了大部分空间。住了十几天我才知道床可以靠窗边挪进10公分，这10公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的椅子可以稍微活动开了，要不桌子和床之间的空隙实在太小了。空间虽小但却很舒服，每天晚上弄得杂乱的房子，第二天下午回来时，整理得有条不紊，干干净净，心情也好，而且安全，陌生人不让进楼，只能在大堂的厅里等，建平来我这儿，都是在大堂打电话，然后我下去。
2009年5月13日 北京
回国前与建平去千叶美术馆，看了良宽的字。这是川端康成与安田杈彦的收藏展，展览大约有二十几张良宽的书法，大大小小，还有一幅他的自画像。江户时代的文化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鼎盛时期，因为有铁斋和良宽。这两个人走的是两个极端，却涵盖了东方文化的精髓，铁斋的入世和良宽的超然同样动人，这两个人走到后来已经不是画和字的概念了，中庸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但二人的感官世界又无疑有极端的倾向，这是日本与我们对中庸理解不同的地方。
到了千叶，与在镰仓的感觉差异很大。同是连锁店的“大户屋”，在镰仓的味道鲜，餐前服务员上的有冷水和热水两种，在千叶这儿是先交钱，只有冷水，溜的肉段也是前几天炸好的。这里中国人多，但属于东京地区，所以人们还是愿意居住在这儿。
5月11日中午，从大船出发去成田机场。车上四五个人，发车是13点42分，到成田机场是15点27分，经过户、横滨、品川、东京、成田二机场、成田机场六站。我来得早，机场没什么人，安检很松。
我坐的是从美国飞来的NW29班机，在东京中转。现在流感盛行，成田机场也紧张起来，尤其是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来的航班，医生要先登机给每位旅客量体温，确定没事儿后再离机，但这种流感的早期是不发烧的。登机后有个别旅客带着口罩，机组人员中有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中国的乘务员每人带一个大口罩，日本和美国的没有带。
快到北京时已是晚上10点多，显示屏上的飞机转了一个圈。广播说首都机场跑道紧张，降落要慢一些，我通过窗口向后望，是一排闪着灯的飞机，一个亮点跟着一个亮点，距离都一样，有些像公路上的汽车。飞机停稳后，大家把行李拿下来准备出舱，这时停机坪上来了两辆闪着黄灯的面包车，旅客被告知回原座位，医务人员要登机体检，于是旅客又将行李放进行李箱里回原位，这时又通知不检了，可以下机。在出关的通道里有两台红外线扫描仪可以观察到人的健康状况，然后通知前面的疫情检查口，有问题的就会被叫到旁边的小屋里。在排队检查时，会不时听到机场的人在喊：“穿黄衣服、里面是灰毛衣、短头发，戴眼镜的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