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杂志1：青年艺术家作为一个地域或民族画坛中最活跃、最能标识其艺术未来发展方向的群体，其作品面貌以及所能达到的水准是一个地域或民族艺术成就发展方向的参考，具有地域或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前沿性以及创新性，那么您认为青年艺术家群体目前的整体面貌和活跃状态是怎样的？

王萌：“青年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现在和未来都意义重大，其内涵绝不止于“年轻”，“青年艺术”理论上可以建构为“价值更新”的决定力量，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形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走向。他们作为改革开放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其中很多还有海外留学背景，具有更多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质，也不乏社会氛围对于传统文脉连续性的呼唤，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与老一代的艺术家有所不同，这一点也是中国社会自身进程与全球秩序重组现实下的文化表征。目前青年艺术的创作和策划活动非常活跃，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苗子，很多策展人和批评家以及收藏家和艺术机构都已经开始推动，形成了活跃而充满活力的局面。这一代艺术家从艺术的精神气质、视觉观念和文化立场，都在一种我所提出的“发生性文化态势下”正在生成属于自己的范式，从他们客观的体量和能量潜力来看，正在构成新的势力，而且前途令人期待。就我个人来讲，主要是从策展和艺术批评开始，如果从策展艺术家年龄代际看，是从徐冰、刘小东、谭平、喻红、王怀庆、孟禄丁等等那一代起自’85新潮的艺术家开始，大概2012年左右我的策展开始侧重青年艺术家（在此之前我于200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策划成立过一个50人的青年艺术组织“后话语沙龙”，有过一些前期的实践），关注和合作的艺术家从孙原&彭禹、王光乐等70后一直贯穿到迟群、卢征远、李易纹、陶娜、尚一心、董源、李姝睿、韦加、李博、赵一浅、贺勋、詹蕤、钦君、董大为等一批80和90后的青年艺术家，这是我个人“策展转型”的自觉转向。我曾在接受《东方艺术大家》杂志的专访中提到“关注当代艺术的发生逻辑”，从“发生逻辑”视角看，201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策划“从现代出发”的60后大展后（这个展览后收到很多策展邀请，但精力有限，都有意识拒绝了），我就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新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生态，从“策展”活性的可能性空间看，毫无疑问，青年艺术就是建构未来的主力军。因此可以说2012~2015以来，我的批评视野就逐渐从对50、60后艺术家的研究策划外，开辟了新的疆域，也投入了主要精力。包括联合寺上美术馆和正观美术馆在美术馆作为“文化发生场”的新功能定位下，实现了以“实验室”和“研究室”为方法论对青年艺术生态进行梳理提示的系列策展和批评实践，在此过程中也有很多艺术机构和收藏家参与进来，甚至他们很多都从展览上开始了对“新一代”艺术家作品的收藏。在我个人推出的“今日绘画中的媒介与方法”、“来自水墨的新语境”、“抽象艺术新一代”、“图像研究室”等等连续性群展之外，其他艺术机构和策展的同行这段时间也开始推出了一些带有“青年计划”色彩的项目，可以说，对“青年艺术”的关注，已经掀起了新的高潮，无论是中国本土还是西方世界，都很关注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场域。

《艺术市场》杂志2：从2012年至今，中国艺术市场经历了几次跌宕起伏之后，很多艺术投资人或艺术市场参与者将关注力转移到青年艺术家身上，并且青年艺术家也成为艺术市场的新的宠儿，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价格上的优势，但是目前很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很高了，那么在您看来青年艺术家的市场状况是怎样的？他们作品价格整体上还具备这样的优势吗？

王萌：我不是专业做市场的人，但在中央美术学院系统学习过艺术管理专业，近年来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已经成为业界的领军人物，看到了一些情况，大概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些分析角度。从较为全面的市场观察来看，应该说2005~2008这几年以50、60后为主的这部分群体的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价值表征和自我诉求的艺术家们的市场是高峰期，而这里面的“西方做局”和“西方动机”曾经引起中国批评界激烈的讨论，有的批评家还写过严厉的批评文章。客观看，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对这个市场板块的釜底抽薪式震荡是不可忽视的；微观上也出现了境外借高利贷炒“中当”的投机商如股市中经常听到的令人遗憾的案例，这足以说明当时作为市场热点的“中当”艺术品的利润驱使效用是多么富有魔力地引诱着投资人的灵魂。应该说之后到2014年，“国画”市场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井喷式”爆发，“国画”和“水墨”开始崛起为强势板块，据统计有的艺术家一平方尺可超过半百万人民币的惊人高价，众多国内的投资人争相“抢购”，追捧艺术家的狂热现象再次在艺术市场的“板块滑动”中再现，可见资本市场“艺术品投资”热情之高涨。但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画”市场也遭遇了震荡，那些无视艺术的本体价值，特别是无视真正学术内涵的投资人损失惨重。市场再一次证明，过分“任性”挤压学术的“简化市场”排斥学术的做法，是危险的。有了对市场的长期近距离视野，再回到你所提到的问题，其实目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整体上还是具备很明显的价格优势的，除个别艺术家外，大部分还都是“价值洼地”，但是艺术家自己必须清醒认识到保护价格的重要性，业界也必须反思“过分投资”所滑向的“投机浪潮”必须引以为戒，市场需要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走向专业和健康。

《艺术市场》杂志3：近年来,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开始崭露头角，且展览频繁，那么在您看来您挑选或评价青年艺术家作品的时候对其评判标准是什么？（比如天赋、勤奋）

王萌：在我的策展和批评实践中，比较重视的是艺术家的核心职能——艺术探索中的创造性，我会系统考察艺术家创作的“个体语境”，考察他作品的上下文关系，特别是他有没有对于创作的独立思考和精神立场。我会去艺术家工作室看他的作品，也会有意识给他提几个问题，从他的回答中我会透视和鉴别艺术家。我希望艺术家的创作不依赖于某种“固化”和“结壳”的惯性思维，能够在社会进程和文化变迁的节奏中找到自己，有艺术创造的理想和追求，并赋予实践具备探求的能力。我还比较注重艺术家是否能够对艺术本体问题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叫“艺术家”的人都具备的。包括一些有志于艺术收藏的人士，向我咨询一些意见，我也会很客观给他们观点，甚至告诉他们一点鉴别的收藏方法论，分享一点思路。

《艺术市场》杂志4：从2012年底到2014年青年艺术家的热潮似乎是来去匆匆，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艺术市场尚不成熟的弊端，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了青年艺术家的市场竞争性存在很大的泡沫性以及炒作的行为，对青年艺术家作品价值是否也要重新评估？

王萌：这是“粗放型”艺术运行机制的必然结果。很多投资人和收藏家找我讨论，有的说自己要反思，有的心里意识到但是嘴上还碍于面子，虽然她们有的已经在“追热点”而“轻专业”的行为中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在我看来，能够勇于提出“自我反思”的企业家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有可能成为艺术世界升级的进步力量。宏观上看，中国艺术市场界在金融海啸后“外资”势力锐减后，本土资本逐渐成为顶起市场的主要势力和阵容，但从本土资本的具体属性来讲，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中脱颖而出的投资人，他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艺术收藏和投资的“跨界”中不同程度还存在着“自负”心理，认为在其他领域叱咤风云，来艺术界根本不用听专家的意见，只要按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艺术家合作或者“高价求购”他们的“艺术”作品，就一定可以成功。这一基本逻辑是害了大部分资方的主要源头，由此而进一步“行为化”所导致的艺术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我们常讲的“粗放形态”的运行机制。这里有很多误区今天不系统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价值”，特别是学术判断被一部分不是很懂艺术的经纪人和投机方“设局”边缘化了，没有系统艺术专业知识的资方与他们共谋，建立起了一种比较“粗放”的，显著特征是不推动学术建设的“初级市场”，并在自己所建的环境中“艺术”。你所提到的“泡沫”是必然的。所以对于“青年艺术”，我们应该有所理性启蒙，必须重视价值与价格的内在关系，必须重视学术的核心价值，必须给艺术家营造一个好的探索氛围，优化机制，让“创作”、“策展”、“批评”和“收藏”能够在一个好的环境中各自发挥作用。不然的话，艺术的核心问题被遮蔽，你投资的对象还存在吗？

《艺术市场》杂志5：就目前中国艺术市场的现状而言，尽管它已经自发性的开启了规范化、专业化、健康化发展的趋势，但离真正达到规范化、专业化、健康化的市场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在未来相当的一段时间内青年艺术家群体还将面临不甚规范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像之前青年艺术家“来去匆匆”的热潮还会再出现吗？还是市场将树立新的学术标准？

王萌：艺术市场的规范化和学术标准的推动需要“理性”、“信念”，甚至需要一定的“理想”，它与社会整体经济和文明的进程是一致的。这个进程已经开始，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