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学事故变成教学故事，有点口述史的意思。正好赶上百年校庆，对外叫“百年辉煌”，我这“事故”的故事就算是给美院的“百年辉煌”做个衬托吧。
教学事故的故事一：
1982年我去德国留学，是奉命去学壁画的。可惜，德国的墙上壁画虽多，美术学院里却没有壁画专业。学壁画的事只有靠自己了，见壁画就拍照留资料，见有关壁画的书就买。
我在汉堡上学。住的学生宿舍对面，拆了临街老楼，露出一面三、四层楼的侧墙。工人们先做了保温层，再做防水层，再涂白色涂料。我每天看着，以为工程到此结束，没想到又打上线格。随后的几天，这墙面在不断地变换：先是墙面变成了一扇玻璃窗；然后一只灰白花、十几米高的大猫蹲上了窗台，瞪着淡黄色的眼睛目睹街上来往的奔驰、宝马；然后出现的是汉堡市中心蓝色的阿斯塔湖，有湖畔的棕色教堂为证。
一幅满布建筑的街道壁画出现，改变了周遭的单调的生活气氛。有了街道壁画，街道不再仅仅是交通的功能，而是变得幽默，且富于幻想，通过视觉，让开车的人不觉得累，让行走的不觉乏味，是街道艺术化。街道壁画的观众是不分阶层的，所以，展示了最大限度的公共性，用艺术给城市带来朝气。
1984年底，我回到中央美院在壁画系任教，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街道壁画的概念引入中国。当时中国的壁画都是殿堂式、室内的、为建筑的功能服务的，根本没有街道壁画。为此，我在当时全国壁画大会（名字忘了）介绍根据资料整理的“欧美街道壁画”。但是，当时真正在北京的街道上画壁画，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是在中央美院壁画系的教学中做出实践。
只有在我上课的时候，才有机会完成我的想法。帅府园的老美院，壁画系的教室在学校的最北面，平房，又不大的走廊，堆放杂物和煤块，供冬季取暖。教室对面新建了一排平房，用于教师宿舍和库房（袁运生先生的家就在此处，我在本科学习时常去，回国时，袁先生已去了美国）。新建的房子与教室距离只有约五米的距离。
我向壁画系领导申请这个墙面画壁画，并申请些经费。系领导很开通，同意给学生一个实践的机会。给学生的任务其实简单：用绘画的手段变狭窄的空间为虚幻的大空间，变沉闷的色彩为活泼、爽朗的色彩，至于题材的选择以能表达青春活力为宗旨，画他们喜欢的就是了。同学们相互商量，设计出了画稿：金黄色沙滩、蓝天白云、远处的大海、近处的凉伞，还有一个小卖部，窗台上摆着冷饮。我认可了，要求都能达到，画吧！是否有一串脚印走向远方？我忘了。不用作保温和防水层，但是否用白灰膏抹平砖缝，我也忘了。大概用的是油漆吧？那时的中国还没有涂料。让他们自在地画吧，不复杂，第二天早上我再来看完成的效果。
第二天，刚到系办公室，就觉气氛不对。有人告诉我：你组织学生画的室外壁画已经被保卫处拍照存档，壁画已被涂掉，这是个教学事故。我问为什么？答：就是因为画了一听可口可乐，是歌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北京那时街上已经有卖可口可乐了。
教学事故的故事二：
当时在德国，抽象、装置、观念、波普、行为、互动、灯光等艺术形式都有，而新兴的新表现主义表现得最火爆。我关注新表现主义有几个理由：一是，它是当时德国唯一的与传统绘画有关的绘画流派；二是，新表现主义及老表现主义于中国的写意画有相似的地方；三是，边界宽，吸收的东西多，承载的意义空间大。对于我自己，还有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把书法的意味引入其中。我在德国收集的资料也是表现主义与新表现主义居多。
新表现主义之所以诞生在德国，不仅有其历史的背景，同时也有其时代的针对性，有其社会现实的需要。这个需要是首先来自于艺术家自身内在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此，作为一个艺术思潮，很快波及到西欧、东欧和美国，特别是当时的东德和意大利，尽管在各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态度。
因为是新的信息，又是与现实主义绘画有一定的接续关系，是当时的绘画界虽不见得都能接受，却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的。大家都很关注，我在《美术》杂志上也曾撰文介绍。在壁画系的教学中，自然会向学生作些解说。特别是我想激励学生在绘画过程中的主动性，而不被动的描摹对象，尝试新的画面效果，从而了解绘画可能性的多样及其可表达意义的广阔。我愿意用鼓励的方式，用不做限定的方式通过分析去教学，既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又能养成思考的习惯，也能让我从学生的探索中看到新的绘画可能。
一天，开始新的模特肖像写生，是色彩课。按规矩是先画色彩稿，尝试不同的构图和色调。一位同学说，他想把人脸画成绿色的，问我否可以。我说，可以，只是你要有个理由，视觉的或者是心理的。视觉的，要探索视觉的规律，色块对比所产生的错觉或是光影形成的补色关系。心理的，则具有象征性，个人的视觉经验产生的比喻性色彩，或者是社会性的色彩隐喻的借用。比如“绿度母”，在雍和宫里就能看到。这不是准确的记忆，按我的习惯会做这样的分析。这个学生的绿色是依据心理的，这比视觉的要难，因为看不到，需要想象力来帮助，把不合理变成画面上的合理。
模特写生画出个“绿脸”的人！这在中央美术学院大概是第一次，教室里来了好多老先生，弄得学生们很紧张。这种教学结果一定是太过分，太出格了。有人说要给学生处分，有人说下不为例就算了。央美还是宽容的，把事故化于无形。
由此也明白了传统的厉害，你不能把德国的一套搬到中国来，硬搬就要出事儿。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只是我不知道。比如：留学东德的梁运清先生、罗马尼亚博巴油训班的毛凤德先生，都曾试图把自己的所学用于中央美院的教学。
三十年之后再提这些今天看来不算事儿的事儿，只是想说：历史是鲜活的，纵横交错、色彩纷呈。可惜没有这两次事故的证据——这两幅画的照片。
马路 2015.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