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报道》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左派”在世界政治中的未来，继续发展左派教育学的策略，艺术史在图像时代的作用——对我来说，这使现在许多的痛苦变得明确起来。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必须说我没有确定的或决定性的答案——或者用你的话，“权力的”来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我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权力”和确定性让我觉得这是左派病理学的一部分；我怀疑，尤其是学院左派，其已经内化的分析的语气和诅咒的态度，在大多数读者看来，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在古拉格集中营还是那样）让数百万人接受再教育和死亡集中营的模仿。而无需证实的假设，作者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正如我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设比荒谬更糟糕。但我估计这会很难结束。它给四面楚歌的人带来的舒适感非常好。
感谢上帝，左派与学院左派是两回事。左派的生存并不意味着学院左派的生存。事实上，左派的生存——也就是说，重新发现以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的名义持续地和有说服力地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各种做法——可能反而是我们所知的左派学院的灭亡。学术左派可能与世界范围内对资本的抵抗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关，而不是像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和梵蒂冈20年前那样，与流行的天主教“解放神学”的复兴有关。让我们希望这次知识分子不会赢。
左派可能会发现的另一种语调是什么？在这种语调中，当前的事物秩序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对立，左派的生存关系重大，因此，在这争取生存的时刻，左派知识分子所能扮演的角色自1989年以来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里。我认为左派需要新的理解方式和框架，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努力创造它们。我们需要更多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是更多的异端的政治思想（我们有太多的正统的和极端正统的思想）。由于学院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专家，不用借助意识形态的拐杖，任何严肃层面上的政治思考，无疑都会涉及各种合作和集体的工作。
最近，我参与写作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论战，依赖于与一位经济地理学家、一位对美国军国主义有深刻认识的小说家，以及一位研究过去和现在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历史学家的四方对话。【1】这种合作存在危险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同样有缺点，但还是出版了，正被广泛的思想各不相同的读者所阅读——与通常只在思想相似的圈子里阅读不一样。我们四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不幸的是，因为我们在这本书中结识的新同志经常用几乎质疑的口气询问我们合作写作的事实。在他们看来，尤其是其中的年轻学者，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观念。再说一次，我们不想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浪漫化。有时合作也是地狱。但在目前，这还是必要的——我们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左派知识分子（我知道这太俗了，但当前的危机意味着还要把它重新提起）不应该只为左派而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左派艺术史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不了很多，但还是有说的。尽管过去20年来冷漠的学院一直对“艺术社会史”冷嘲热讽，但对于艺术生产的具体情况，以及某些艺术作品对待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仍有严肃而充满激情的工作要做。达西·格里马尔多·格里斯比（Darcy Grimaldo Grigsby）对法国绘画的研究，就会想到《帝国爱恨》，或者弗雷德·奥尔顿（Fred Orton）和伊恩·伍德（Iain Wood）在克莱尔·里斯（Clare Lees）的帮助下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描写了鲁思韦尔（Ruthwell）和贝卡斯尔（Behcastle）的纪念碑。（后者是协同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伍德是一位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利兹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和文学的专家。）【2】
但我不得不说，这些例子，对我来说，正是因为它们的结论和思维方式的不可预测性，才从左派艺术史的混乱中脱颖而出。例如，我们没有在其中任何作品中受到这样的对待，也没有在另一件令人激动的作品中表现出艺术屈从于这个压抑的体制——也就是说，在这里，这种明显的屈从性事实被作为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不必忍受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美学智慧和“制度批判”。“正典的辩论”因正典的缺席而引人注意。艺术品既不是“颠覆性的”也不是“复原的”“覆盖的”或“反霸权的”。博物馆没有纪律和惩罚。有意识的自我正当性并不是这些作家的交易本钱，这种正当性就是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士所宣称的，他们代表了被排斥和被压迫的人。
正如我所说，没有一个恢复对艺术批判性思考的。你会发现，我认为最近的这些艺术史分析的模式大多是惰性的和自我挫败的，我目前的大多数学生也同意我的说法。（这是委婉地说。）那么，没有食谱，只有一个建议。我们现在的学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不断演变的视觉化机制中：一种特定的不断更新的成像和图像技术，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技术携带着一种特定的认知潜能（和反潜能）——一种认识论、一种伦理和政治。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要人们理解这个趋势，而有些人（较少）则设想对它的抵制。他们甚至被主流媒体告知，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图像战争”。但他们怀疑，在这场战争中，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基地组织本质上是站在同一边的。他们要求艺术史学家帮助他们思考图像世界的替代方案，即“图像”等于即时性、透明性、快餐化、通俗性、语义扁平化和持续的流动。
还有其他的选择。旧时图像的巨大多样性为它们提供了存储空间。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过去的人来说，应该有可能向我们最好的学生展示一幅画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视觉交流一直在努力摆脱和超越语言或视觉的界限，视觉被认为仅是语言的一种功能，是一个词语被定义为已到极限的世界的工具。因为成像——想象，否则——一直是人的主体创造的（总是断断续续，总是逆势而行）记述人的苦难和渴望的伟大方法之一，即使权力也无法立即地或完全地和不可撤销地实现的目的。记述仍然存在，虽然少得可怜。在许多情况下，将它们从谎言和虚假的事实中释放出来，而这些谎言和虚假往往构成了艺术史的来世。【3】一位俄国革命的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内战时期的“黑色”经济证明了“人类在为生存而必须交换商品时，在交易方式和手段方面的坚持不懈和独创性”。【4】不言而喻，人们力求扭曲和中断已建立的再现系统。对物种来说，生存涉及到许多层面的抵抗。
这些问题更为紧迫，我应该补充一点，因为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左翼教育学，目前都有义务与新势力产生的图像意识形态和图像生产的关系作斗争。特别是，我们面临这样一种观念，即在我们的时代，语言世界和视觉世界之间已经跨过了某个门槛。并不是说语言的领域已经被证明对人类来说是不必要的（只有少数傻瓜玩弄着语言完全被抛在脑后的想法），但是它的发展、结构和经验的贡献越来越受到移动视觉阵列的不同节奏和透明度的干扰、超越。有人说，我们终于有了一种可视化技术，它可以真正模仿语言的灵活性和想象力，但通过其独特的生动性和对世界的承诺来增强这种力量。语法被透视所取代。
我不相信这个故事。相反，我们现在的图像制作手段让我觉得仍然完全处于语言的魔咒之下——这是它们主要的麻烦。它们是某种语言使用的工具：它们的图像清晰度、图像流、图像深度和图像密度的概念都是由与之平行运动（畅通无阻）的商标、品牌名称、产品口号、压缩的电视广告的伪叙事、引述、聊天节目的决定的。广告牌、网页和电子游戏只是这个半言语交流的世界的投影——完美主义、完美的陈词滥调。他们真的是（正如他们的智囊团继续宣称的那样）一个“话语”-阅读，一个隐藏的谎言回声器。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需要指出看与说，或词语与视觉结构之间的界限。正如我所说，必须保持一种真正建立在语言边缘的视觉性的概念——绝不完全脱离它，也就是说，绝不脱离话语的束缚，而是能够并且愿意利用符号和姿势，比如，或句法结构和物理（视觉的，材料的）间隔之间的差异。那么，我对图像的当前状态持模糊的看法，不是出于怀旧的“以标识为中心”，而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图像机器充斥着世界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商品信息、简单节拍、标语、10000张通向意义快速门票）提供了足够的视觉效果。
我说“我有一个模糊的观点”，但对于一个作家和老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观点是否与其他人的观点产生共鸣。我想是的。这并不是说我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魔法般地不受奇观的引诱。当然不是。但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至少在美国），新的情况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似乎经历了过度的想象，但正在恢复。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我担心左派艺术史家很难回应他们最好的学生的要求。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相信，或假装相信，我们的任务是使年轻人（和老年人）摆脱文化的错觉。当几乎再也没有人有幻想的时候——当我们的年轻盟友迫切地想知道图像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时，为了与当前的反文化幻想作斗争——左派面临着一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不得不摆脱最宝贵的陈词滥调。但我相信，在这种必要性中，存在着希望。
注释：
【1】雷托尔（伊恩·波尔，T·J·克拉克，约瑟夫·马太，迈克尔·瓦兹），《折磨的力量：新战争时代的资本与幽灵》（伦敦和纽约：封底，2005；有编后记的新版，2006）。
【2】达西·格里马尔托·格里斯比，《极端：后革命时期法国的绘画帝国》（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弗雷德·奥尔顿和伊恩·伍德，克莱尔·利兹，历史碎片：重新思考卢瑟韦尔和贝卡斯尔纪念碑（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当前的艺术史的观点，我们最好的（最“历史的”）赫罗尼姆斯·博斯的思想研究指南，一个西班牙的僧侣-图书馆管理员在博斯死后一百年写的。左派和右派都认同。因为弗雷·何塞·德·西格恩萨说过，博斯并不异端。我也期待着对尼乌韦克克伯爵解释古斯塔夫·库尔贝的高涨的兴趣，当然，还有帕特·罗伯逊对菲利普·罗斯的诠释。
【4】爱德华·哈内特·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3卷本（伦敦，麦克米兰，1952-1954），卷2，240页。
（英）T·J·克拉克
易英/译
原文刊载于《世界美术》2019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