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5日晚，“徐悲鸿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开讲，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宋晓霞担任此次讲座主讲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理论出版部主任红梅副教授担任主持。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展：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 ”系列讲座第二场。讲座中，宋晓霞教授通过重新认识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与历史观念，反思现代中国的“写实主义”与我们自身的社会和现实的直接关系。
讲座伊始，宋晓霞教授首先指出，我们今天对于徐悲鸿及其艺术的研究，不应再简单地、重复地进行价值判断，而应透过百年的视野，力求还原其在历史场景中的真实、鲜活的形象，更应在艺术本体层面寻找被长期忽略的新的方向。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方案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方案在当时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的形成处于怎样的形势和语境？这些或许才是我们今天更需要加以系统思考的问题。
为了更加有效地呈现徐悲鸿所处时代语境中的问题意识，宋晓霞教授从文学与美术两端进入，在陈述中引入胡适、陈师曾、陈独秀的中国文学美术现代改良思想，以多条线索共同构建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的境遇。在分析中，宋晓霞教授将“取”与“舍”作为关键字，具体地说明了胡适等人在面对古、今、中、西不同文化资源中的抉择与得失，以及在“取-舍”之间反映出的评判方式。同时，宋晓霞教授强调，对他们取舍方案与现代路径的分析，并非是对其结果作是非功过的价值判断，而是将他们内心的问题意识视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开端，借此体会到其所持有的对历史的认识，即他们的历史观。随后，宋晓霞在讲座中又援引了作为这段历史的局外人与见证者——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的评价。一方面，苏利文看到了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变革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国文学与美术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这场运动“确是一场中国人的运动”，“表达的是纯粹的中国人的真实感情”。宋晓霞教授认为，这种“真实情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诉求中取舍各异、方案纷呈之下的思想前提和共同基础。
接下来，宋晓霞教授着重审视了徐悲鸿在此语境中开掘的美术现代之路，并分析了其内在意义。徐悲鸿在《国画改良论》中提出“故学画者，宜屏弃妙袭古人之恶习（非谓尽弃其法）一一案现世已发明之术。则以规模真景物……”宋晓霞教授围绕这一论断进一步说明，“现世已发明之术”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西方写实造型的一整套方法，包括比例、透视、解剖、明暗、光影、体积等等。徐悲鸿一方面是以现代核心的价值“科学”为追求现代中国美术的路径，以扎实准确的视觉形象扩大艺术的社会效能；另一方面，徐悲鸿“取欧画之写形之精”的改良方案也是呼应他对中国传统美术不足之处的判断，开启了中国艺术重新回归现实世界的道路。而后者源自康有为在百年前变法维新的思想，反映出徐悲鸿的思想脉络与认识前提。
为了更具体的呈现徐悲鸿在艺术探索上的现代性自觉，宋晓霞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徐悲鸿在留法期间创作的具有浓重东方意蕴的油画作品，借此说明，徐悲鸿留学期间的努力方向不仅是以学习为目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内化为“我用”的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只是一种媒介，而目的是为了完成或者说追求现代中国艺术的创造。引西润中——将欧洲科学的造型方法用于传统笔墨的革新，是徐悲鸿理想的改良中国画的途径。也就是说，在面对古今之变的取舍选择问题上，徐悲鸿首先是要保留笔墨形态的，但是这种笔墨变革的路径是引入科学作为核心方法。而要将这两种基因不同、系统不同的文化体系结合起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宋晓霞教授以徐悲鸿在1931创作的水墨画《九方皋》以及他笔下流传度极广的奔马形象为案例，从艺术本体角度对徐悲鸿的改良思路予以简要分析。首先，徐悲鸿并非简单地把素描搬到中国画的画面上，而是仍要以水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他的笔墨之中融入、吸收了素描的造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把素描转化成了笔墨；其次，徐悲鸿的笔墨特点虽然具备传统笔墨的形式，但是为了服从物像轮廓以及形质的需要，弱化了笔墨自身的表现性，以服从物像结构的表现需要以及空间透视的整体需要。客观来看，徐悲鸿的水墨削弱了传统文人画的美学意涵，但同时也开创了新的美感。对于20世纪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样式，也包含，甚至创造了新的价值和发展动能。无疑，对这一路径的探索部分偏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价值选择，但也因此重建了中国画的入世精神，反映出中国现代画家的观照态度，更体现了画家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的新的方式。
此次讲座将对徐悲鸿的解读拉回到艺术本体，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呈现徐悲鸿在20世纪美术现代转型语境中的取与舍。背景宏大，但着眼却皆在精微处。讲座最后，宋晓霞教授总结道，站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命题作一个客观而深入的分析。借助此次大展使我们能有机会看到经过系统梳理的徐悲鸿的大量作品，而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彩墨或水墨的方式呈现的，虽然这类作品不像他的大型主题性创作那样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指向，但却呈现了徐悲鸿更为精微的精神世界和更具个人志趣的艺术面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作品中徐悲鸿运用了传统文人画中的“寄寓”和“象征”的方式，说明了与传统相断裂的现代性中所寓的复杂性。
围绕此次演讲内容，在场的听众积极踊跃提问，围绕“20世纪中西美术的视角互换与反思”、“现代中国美术之路中的线性发展观”以及“徐悲鸿与近代留学生群体”等多个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互动交流。
文/郑石如、潘晓华
图/潘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