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4日下午，学术沙龙“中国青铜器的古典时代——考古、技术与艺术”于中央美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活动是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毕业季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各院校的青铜器研究学者、央美老师、同学汇聚一堂，共享学术的饕餮盛宴，为央美毕业季献礼。
沙龙由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博士后耿朔先生主持。首先由央美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做了一个旨趣说明，李军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与青铜器何干？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最早出现了“中国”两个字，青铜器艺术作为一种古典艺术，也为当时那个恢宏的时代作了一个历史的注脚；二是从器到道，道在何方？即如何通过研究青铜器追寻中华文明的秘密。考古、技术与艺术都是一条路径。三是为什么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因为恰逢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季，“问鼎中原”的谐音也可以是“问鼎中院”，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青铜器学术论坛是恰逢其时、适得其所。
在李军教授精彩的开场白后，沙龙进入正题。本次活动分为“考古“、“技术”、“艺术”三大板块，每组由两位学者进行报告，各配置一位评议嘉宾。报告结束后进入圆桌讨论环节，最后由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考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曹大志&厦门大学历史学院张闻捷
第一组“考古”的两位报告学者分别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曹大志先生和厦门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助理教授张闻捷先生，评议人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辉先生。
曹大志的报告题目为《黄土丘陵几件商代铜器的产地分析》，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铜器产地的意义，二是产地研究的方法。曹大志指出，能否制造大量的青铜容器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因为青铜器的铸造需要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支撑。因此研究青铜器的产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研究方法，曹大志将其归纳为类型学、风格分析、科学分析这三种，他认为不能只单独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例如如果只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铜器的原料来判断产地可能会出错，因为原料矿山所在地并不一定是铸造地。现在考古学界对于青铜器产地的分析往往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出土地等同于产地，忽视了青铜器的流通性，二是孤立地看某一件或某一批青铜器，而不考虑出土遗址的背景和各遗址之间的关系。此后，曹大志运用了黄土丘陵出土的几件商代铜器的产地分析案例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
张闻捷长期研究青铜礼器制度，出版过专著《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本次报告也着力于此，题目为《葬钟陈列与周代乐悬制度》。研究的问题有三个：周代的乐悬制度究竟如何陈设？典籍记叙与考古资料所见折曲钟磬存在何种异同？葬钟陈列（葬制）与宗庙礼乐（庙制）是否一致？与上述三个问题相对应，本报告最后得出了三条结论，一是通过梳理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与《仪礼》，对于乐悬制度的具体摆放形式有了一个认识：乐悬诸面的钟磬数量当基本相等，且编钟与编磬在演奏时应处于同一面上，诸面乐悬间的功能与称名亦可能存在差异（庙堂之制）；二是通过以曾侯乙墓为代表的大量实例研究发现，墓葬中所展现出的折曲钟磬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乐悬，而不能作为复原乐悬制度的依据（葬钟之制）；三是周代丧葬活动以及随葬品的选择，自有其法度和准则，既与庙堂之制有紧密的联系，但又并非全然相同，葬制并不能涵盖礼制的全貌。
评议人王辉先生表示深受启发，“对于曹老师的报告来说，我意识到考古确实不能只看重类型学，以往对铜器的风格研究较少，以后应该更加注重风格的分析和对铜器铸造的研究。张老师的报告探讨乐悬制度，葬钟的陈列是对现实的真实表现还是一个礼制的准确再现，这个研究表明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典籍，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动。”
“技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
第二组“技术”分别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剑锋副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候选人黎海超先生进行演讲陈述。评议人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先生。
崔剑锋有着理工科的教育背景，目前在北大主要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其报告题目为《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历史初探》。崔剑锋首先详细的介绍了铜（Cu）这一化学元素和古代常见铜合金的种类。他认为，中国古人选用锡青铜的原因在于锡青铜具有金黄色的金属光泽和良好的机械性能。崔老师说：“本报告旨在通过总结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期）全国出土的青铜器的技术特点，进而与二里头文化及其后的商周的青铜技术特征进行比较，试图梳理中原青铜技术发展的源与流。”他对龙山晚期（公元前1900年之前）的中国境内发现的青铜器的科技分析结果进行总结，样本为二里头遗址已经进行检测并发表的52件铜器的数据以及一件渣和一件铅片的数据，尤其关注了其中的铅含量。以中原地区为参照，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青铜器铸造划分为四个技术圈：西部的甘青技术圈；北方技术圈（朱开沟与夏家店下层）；东方技术圈（岳石文化）；南方技术圈（石家河文化）。通告各技术圈的对比，提出了中原砷铜时代的假设。结论为西北早期的冶铜技术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较大；北方、石家河、岳石等中部、北部、南部的青铜技术很早就具备了本土化的特征，产生原因虽然尚不明晰，但是对其后中原青铜技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原地区早期（二里头一、二期）的青铜技术与西方关系密切，之后便偏向了南方和东方化，二里头四期确定了与西方青铜传统迥然有别的中原技术传统。
黎海超演讲题目为《西周青铜器生产、分配体系新探——以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为例》。他指出，研究青铜器生产、分配体系的目的在于弄清以下三点：诸侯国是否有独立生产铜器活动？西周王朝是否向诸侯国分配铜器？同一墓地不同质量、不同背景的铜器来源问题。黎海超对叶家山墓地的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按照铭文和质量）、微量元素分组研究、铅同位素研究，并参考了其他诸侯国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叶家山墓地中，绝大部分铸造质量较好的铜器，使用了相同的铜料和铅料，应当产自中央作坊，可能由中央统一分配。数量较少的本地式铜器，使用了不同的铜料，应是本地生产的产品，所用铅料则可能来自中央分配。这种情况广泛见于西周早期其他诸侯国。表明在西周早期，高质量的铜器和原始瓷器等珍惜资源可能均是由中央统一生产并分配。但不少诸侯国本地也存在规模有限的铜器铸造活动。
苏荣誉先生对两位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认为科技分析尤其要注意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现在有部分研究者急于发表文章，在这方面不太注重，因此，他对两位年轻学者的严谨表示赞许。
“艺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苏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翀
进行了短暂的茶歇之后，沙龙紧接着进入了学术报告的第三部分——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编审苏辉先生首先做了《表里如一：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取向》的报告。主要分为三方面，即梳理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学术史；总结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的角度；纹饰和器物研究的统一。研究青铜器的角度是多样化的，包括考古类型学、艺术学、宗教学、神话学等，苏辉认为要综合运用。他总结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的三个视角：年代——以西周龙纹玺的断代为案例；地域——以海昏侯墓父乙卣的来源地为案例，他认为断代在西周有待商榷，根据纹饰研究可能是出自于山东地区，应是商末或者商末周初的东西；礼域——不同纹饰类别对应于不同礼制用途。苏辉最后强调了纹饰研究应该与器物研究相统一。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候选人张翀先生。演讲题目为《风格与族属：以宝鸡弓鱼国、戴家湾铜器为例》。张翀从风格与族属、隐藏与凸显的兽面、地域空间与艺术渊薮等方面对宝鸡弓鱼国、戴家湾的铜器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弓鱼国文化是介于商周之间的文化，其勃兴受到商文明甚至是西南文明的影响，又启发着姬周文化。在宝鸡地区，又与后来成为主流文化的戴家湾、石鼓山发生互动。其文化主体在西周穆王之后突然消失，也可能与使用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的族群有着极大的关系。
圆桌讨论：众学者探讨“中国青铜器的古典时代”
圆桌讨论环节由苏荣誉老师主持。在此环节，苏荣誉老师、李军老师、杜鹃老师、王云老师等人与六位做过报告的年轻学者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包括将石鼓山与宝鸡弓鱼国放到一起讨论的依据、鸟纹和龙纹的区别、隐翼龙纹的判断、装饰的单位、正面纹饰和侧面纹饰出现的早晚、单元复古与整体复古、纹饰和器物研究如何结合、不同材质的风格等等问题。
最后，由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尹吉男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尹先生结合自己的考古学和艺术史的学习和研究经历，认为目前艺术史的风格分析与样式研究存在一些困境，以前的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是粗线条式的，但随着学科架构的不断完善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知识更新很快，深入细致的局部研究越来越重要，比如说一个人的签名，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变化，在何种情境下写的也很重要，是主动还是被动，是高兴还是痛苦，都应当注意。因此，应该进行一些多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本场青铜器学术沙龙这种不同角度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文/陈玉莲
编/林佳斌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