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欣（以下简称孙）：杨老师您好！通过一些资料我了解到，您早年很多时候是在野外创作的，足迹遍步“无人区”、“荒芜地”，在“沼泽之地”塑造生命气息。有趣的是，我们这次访谈是关于工作室主题的，这就涉及到工作室的有形与无形之异。那么，您个人认为，艺术家创作与实体工作室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杨茂源（以下简称杨）：对我来说，可能未必需要这样一个（实体的）工作室。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知识结构、工作方法也不一样。工作室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的事，因为我在家里画画也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一段时间去外面走得比较多。当时有种野外创作的习惯，或者说是工作经验吧，它的形成跟我在外旅行的过程是有关系的。九十年代初，我曾因参与一个考古课题而奔赴新疆考察，那是对考古学者新发现的一座古城遗址进行地理调查的项目。作为一位艺术家——这一特殊行业者，我也参与到一些具体的工作之中。这对我之后工作的一些方法、角度产生了影响，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

孙：历史可能使思路更开阔。您的第一个画室在哪里？

杨：第一个画室应该是在美院二年级，二外旁边。最开始和几个人合租。大家都没有钱，四个同学租一个破院子。后来，迁到美院工作室。我们都不在宿舍住，而是睡在有设备的、车间一样的工作室。

孙：您是做版画出身的，但平时阅读到的有关您的信息大多集中在油画、装置甚至雕塑方面。这其中是否有何特殊的缘由或动机吗？

杨：版画对我来说，有时候不是很方便。因为它需要印刷。虽然我自己有印刷机，但必须得有工艺。因为都是大油墨，必须亲自用手去做，整天弄得手都是黑的。我最近找到了一个版画工厂。那里有工艺，只要去画就可以。版画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就不允许说一句半。不像雕塑，手感和泥的关系可以处理成很多你察觉不到却令人兴奋的地方。雕塑很复杂，再干净也复杂。而版画可能就是一个“灰”或者一条轮廓线就搞定。不像油画，要有颜色、关系、空间等的考虑。版画系的人一开始就接触语言本身，就有一种有关语言的意识。记忆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版画语言本身从生活而来。它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抛开纯技术层面，剩下的东西都是比较有意思。此外，版画系是最早接触材料的专业。一片树叶到机器上一印就很好看，这是最早的复印术。有时候，脏衣服在机器里一印就是很好的作品。这样使得学生对材料没有生疏感。

孙：您认为创作空间跟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希望它跟您的生活刻意地保持距离还是希望两者尽可能地接近？

杨：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个两平方米的工作室，一张桌子，够我一个人坐的，就是非常理想的创作空间。这个空间百分之百是我的，就象一个“发动机”。但是我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有一个沙发这么大的空间就足亦，干活可以在外面。厂子、单位都可以，我希望工作室更纯粹。因为工作室大了，要么变成一个陈列室，要么变成一个车间，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孙：您早期的时候比较喜欢野外的环境，待在不固定的创作空间里。那么，之前的创作和现在这种固有的空间，您觉得哪一种创作方式更适合自己？现在的工作室有没有其他的功能？

杨：我过去旅行的那段时间常带着一个愿望——即希望尽可能多地由着我的性子去把身体展开。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获得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来自于你自己。换句话说，我是特别渴望了解我自己的人，所以一直以来对于田野工作有一种好奇。对于西北地区，搞不清楚为什么喜欢，反正有一种力量让我震撼，让我觉得跟它有一种关系，然后就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很多方案、工作笔记和计划都在旅行中产生。我经常开车，很不靠谱地乱开，反正油箱是满的，随时停车就画。我开车的时候脑袋就像在一平米的办公室里，但我要是真正在工作室里就是一个工人，就干活，脑袋是停止的。工作室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车间。

实际上，我思考问题的地点更多是在车里，这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车里的本子经常拿出来画。半年后，把原来的画拿出来再整理，觉得还可以的就继续。所以，很多作品都是在几年前感觉的沉淀。

孙：您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习惯或者爱好？比如有一些画家喜欢听音乐、喜欢看着电视画。

杨：重复做一件事，要么听评书，要么听演义。听着听着就感觉不到声音了。

孙：很多评论家在对您作品的表述中都提到文化性、哲学性、历史感等等这些。而在我看来，除了这些之外，您的作品还带有某种隐喻的文化功能。牛羊让人联想到古代祭品，乌鸦预示着生死轮回。读您的作品，总是让人触及到许多心灵深层的东西。

杨：我们接触最多的动物就是马、羊、牛这些。当时做“马”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愿望，实际上它也是我阶段性思考问题的方法。即：想找到一种跟人很密切的动物失去所有的意义，并在造型上完全毁灭。所以当时希望有意识去强调马本身的质感。为什么用真实的马皮呢？首先它是有温度的，对人心理有这样一个暗示。我希望从雕刻、造型、语言本身来说，它是消除我们所有经验之外的东西。除了脑袋、马皮必须有之外，找不到任何跟马的形体有关的东西。

之后做《牛胃里的食物》。那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去过蒙古地区，在牛胃里，我看到了玫瑰红的血液。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色度很高，天光反射在血上是玫瑰色，闪耀着温度的。紧接着胃里剖开之后是绿色的，很温暖。这种材料对我来说印象是去不掉的。刚好在做颜料的时候，突然觉得画画应该找一些颜料，于是把这种视觉经验转移到了其中。

孙：看到圆形的马、牛、羊，体会到从内而外迸发的趋势，最终形成失重、极致的圆的过程。而一系列被打磨成接近于圆的胸像，则是一种往内走的架势，复归为另外一种永恒。

杨：“圆”对每个人感觉都一样。面对一个天大的鸡蛋，人的心理会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但绝对不是愤怒，不是暴力。如果是三角形，会产生跟“圆”截然不同的一种心理反映。这实际上是一种完美，是时间最后留下的东西，带有自然暗示的痕迹。

孙：好像给人感觉多了一种沉重的东西，少了些调侃的东西。这是不是跟您的经历和心态有关？

杨：我认为，调侃有时候可能会更严肃。调侃太多了就不稀奇了，如果只有一两个，那它就是最深刻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身体本身的暗示。我去任何一个新地方，一定要看城市博物馆，哪怕时间相当有限。其次需要一本辞典，诸如此类。因为它对我来说是最真实、最可信赖的东西。

孙：您从90年代开始就画“土地”，把它自身那种掩埋一切的力量呈现得相当到位，好像是跟你在西北考察的经历有关。

杨：那是一种经验的获得。因为沙漠的场景很大，有时候上面掉根铅笔也会显形。把这种经验纯化，不需要画些树啊，车啊之类。土地与其上的生成之物，可以演变出任何文明。（需补充……）

孙：您对于色彩的把握比较准确，光之于色的温度感触尤其敏锐。

杨：我有一个在工作室内的作品。每天第一屡光透进屋子的时候，我在工作室画下它的痕迹，过一小时再画一些，依此类推，一直到光影从屋内消失。然后你会发现，颜色也是有生命的。每个小时的色温都会不一样，通过这些颜色可以想象当时围绕着你的色温。令人感兴趣的是，光在不同时段、不同温度内所发生的不同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能控制的。

孙：这种敏感或许是源于您之前奔赴田野的发现。在历史性与流行性、永恒与瞬间、绝对与相对之间做出选择，并赋予想象以生命。

孙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