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军，197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系及美国罗格斯大学。在纽约从事艺术创作十多年，并在罗格斯大学、帕森斯学院等多所艺术院校任教。2001年回到北京从事艺术创作，曾任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主持人。倪军是美院附中的杰出校友，多年来，从事各种形式的艺术探索，丰富的艺术经历和世界游历使他对艺术现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

采访时间：2014年4月1日
采访地点：艺术家工作室
采访：张文志
责任编辑：朱莉

问：倪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工作阅历十分丰富，之前做过美术编辑、摄影记者，拍过电影，做过展览策划，后来又去做老师，电视主持人，现在是画家，这么多工作里面您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满意的就是我是一个天津人，可以用天津话说相声，但是为了让郭德纲有饭吃，所以我就没去干这个事。过去这么多年，我基本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没有单位，没有领导，没人发工资，完全是自己谋生这么过来的，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我不是说极力提倡这个状态，因为有的人可以这样过，有的人这样就过不了，但我觉得这个状态我是受益匪浅。当然我也有很艰难谋生的日子，在纽约街上可能那一天只有一杯咖啡钱，但是我还是要逛街喝咖啡，就是人要行路读书，我希望中央美院及附中的同学们，一定要到世界各地多走走，走得越远越好，愿意回家就回家，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多呆几年也没有关系。

问：您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与您自我艺术素养的形成，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哪里？

答：有关联我认为是必须的，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要找到适合他自己的状态，这个状态要有一种精神素养，有一种灵魂的深刻思索，要有一个自己和天神之间的沟通，就是说要有一个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思索，这样才能决定每天如何去行为，去创作。这就是所谓艺术家，我们这些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毫无疑问是很艰苦的，但是要怀抱理想。

问：您好像是1979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让您从天津考到美院附中的呢？

答：后来我知道，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当地少年宫、青年宫从报纸上的小广告知道中央美院附中又恢复了全国招生。我也是这种情况，当时我姓赵的一个老师告诉我附中又招生了，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写信要招生简章，学校就寄到家里边去，然后再填表报名，这样子考试。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就是一帮孩子，但也是充满着激情、理想和好奇。而且当时资讯也不发达，也没有一个网站，就是我们单线地与附中联系。

问：您在附中学习了四年，您觉得这四年的学习经历对您以后的升学也好、艺术创作也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我觉得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有积极的影响，这毫无疑问，同时也有消极的影响。1993年我在纽约特意停笔，停了六年，到1999年我才重新拿起油画笔。我就是当时看过纽约整个的欧美艺术风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把身上附中的那种气息去掉，我觉得这六年很有必要，这个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

我从不是以自己是美院附中毕业生为骄傲的一个人，可能有点自负，但我觉得毫无必要。当然附中给我们带来了速写方面、色彩方面的训练，也有幸得到王德娟、杜键、高亚光、翟新健、孙为民等老师的栽培，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一个环境，学校老师非常注重请校外各行各业与艺术文化有关的老师来讲座，文革前和文革后的若干届，谁都忘不了这些讲座。我知道DNA、脱氧核糖核酸，都是在附中的讲座，当时是中科院的一个老师给我们讲座，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而今天大家都是在那画画，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这是很糟糕的。

问：美院附中发展了60年，这次这个大型展览也将60年来的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您作为附中人，怎么看附中这些年的发展？怎么看附中在美术教育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答：我们今天来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在谈黑山学院，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黑山学院在西方现代艺术和设计历史上，有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和位置。几十年之后，对黑山学院当年种子一样的传播作用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因此3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附中60年大规模展览，也让我能够有一个机会全方位观察这个学校六十年的成果，虽然不是完全的。但它呈现的面貌促使我有很多思考，就是说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了今天，给中国美术界带来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作用，它所培养的人才之多之广，这是我们很难全面想象的。

那为什么说今天纵观附中60年的成果，有一点像我们在西方谈论黑山学院？就是说我们在回顾它历史的同时，也在思考它角色当中的一些弊端。我想附中的辉煌不用我来谈太多，作为附中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想在回顾附中60年成绩的同时更多地思考以后三十到六十年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这个面貌应该符合中国接下来艺术文化的发展。

从我个人直觉上来讲，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作品依然体现附中比较单一的训练，题材样式以及表现力上还有相当欠缺的地方，还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发展，另外还带有我们过去几十年强烈的艺术形态痕迹。这好也罢，不好也罢，都是我们的历史痕迹。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的同时，更多的思索未来我们如何去发展。我们今天看到附中向全国、全世界好的艺术院校输送毕业生，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多出现创造性的人才，有超级想象力的艺术人才，更多对视觉艺术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

问：您刚才也提到一些所谓的缺陷吧，那现在附中发展了有60多年了，在未来的发展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呢？哪些传统可以保留？哪些又需要改进？

答：在这方面我和马刚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捍卫十六七岁青年艺术学子对事物的迅速捕捉能力，通俗的说就是强调速写训练，全世界画画的、做视觉艺术的，不经过这个是成不了人才的。我儿子现在在读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我前些年在加利福尼亚对他的训练也是画速写，我觉得苏式的长期作业当然要减量，从作业的数量上、从每一次作业的时间长度上都要减量，但是这样的一个长期作业的概念要有，不应该去掉。我认为速写的量比我们那个时候非但不要减，加都可以，这个训练一定要留下。不是有个一万小时的理论吗？你要学会一个什么技能，先不要说你上升到艺术状态，任何一件事你投入一万小时，需要你把生命的时间、精力投入其中。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速写，我强调速写对造型能力的训练，强调在专业老师指导下的训练。

中央美院附中为什么说它有意义，它的意义堪比黑山学院，就是因为它的训练是专业的眼光，不是业余的，中央美院附中对于造型能力的训练是对眼睛、手的训练，是对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的训练。我在美国教学的时候，教美国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的素描课，我就把他们拉出去画速写。这个速写的意义就在于你的模特会自主移动，所以你要能尽可能迅速的捕捉，哪怕三条线下来。因此我在美国训练学生画速写，我会告诉模特，自己5分钟换一个姿势，强迫学生迅速的捕捉，最后训练效果非常好。

说到中央美院附中具体要保留哪些好的传统，同时要有哪些改进。看这次60年大展，以及之前的一些教学场景，同学画完后所有作业摆在那，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大家过于雷同。就人类的一个能力来讲，我们经过一万小时，五千小时也好，大家都能够画出八九不离十的一个形象，这是人的基本能力。但是中央美院附中到了三年级、四年级，如何保护这个孩子独立的创造性，因人施教，这是我们今后要好好讨论的。

问：您刚才讲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技能训练，比如像速写，但是很多高中面临一个升学的压力，所以这里面会有一种矛盾。面对升学会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也会投入很多时间，甚至是一万个小时，您对这种强化训练怎么看？

答：彻底地砸了，毁灭，我很反对这种千篇一律的像机器一样的训练方法。我个人接触过一些跟我学画的孩子，我发现很难给他们纠正，纠正一些错误比教一个不会画的人还要困难。因为他的习气已经带出来了，走偏了，而且这种习气是有绝对传染性的，现在一个班动不动就几十上百人，在一个屋里画画，这种病毒似的传染是很严重的。

但是国家的这个招生制度也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能解决的，它涉及到我们国家艺术院校够不够，以及艺术院校本身在社会当中的文化符号、文化形象等问题。招生不允许没有一个标准，如果大家千奇百怪，各种争奇斗艳，如果去评判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作为招生的老师，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据说两三秒就要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张卷子行不行，两三秒就得决定。我也看到网络上一些孩子画的石膏像之类，非常毕加索，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孩子很有才气，但这样的考卷一定进不来。所以美院附中也好，其他的艺术院校也好，在这个环境下考上的学生不代表都是才子，没考上的说不定就有大人才、大人物，我非常鼓励那些没有被专业艺术院校录取的青年艺术家们去探索自己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很宽广的。

问：因为您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想必对国外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包括中等美术教育这一块，您能讲一讲中国在这方面跟美国，跟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吗？

答：区别在于美国不强调中等教育这一块，他们就是高中到大学，喜欢画画喜欢搞艺术的孩子基本上可以如愿以偿地进入到大学的艺术系，而且入学报名的作品也没有一刀切的 一个标准。有没有标准？有标准，就是看这个孩子的创作性素质，一定还是有报名作品，二是己荐，加上推荐信，加上他高中的平时成绩，是这样一个系统。

去年我带佛罗伦萨美院的一位教授到中央美院附中拜访老校长，参观咱们的学校。那么在意大利很多地方，以及法国也有中等美术学校，也是这个制度。我想我们中央美院附中1953年建校的时候，具体的历史我不太清楚，可能也是在模仿苏联的这个制度，苏联的制度呢，我猜测也是来自于意大利或是法国，所以我们是延续了这个制度。

在过去的某个年份里边，也几次传言说是要取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为这个四年制度很尴尬，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美国是延续了英国和德国的教育系统，我们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苏联的学校体制，我们也有美国的，比如说燕京、北大、清华。上海、南京的很多学校1949年以前受法国的影响也很大。

这个学校接下来怎么发展，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不管它的渊源是什么，以前也有传言要改为三年。我是觉得读中央美院附中有一些亏欠，就是说读了四年还是中专毕业，很多人上大学就要比别人晚一到两年，这方面怎么办？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问：刚才您提到附中是中专毕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中专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很多人中专毕业就能进入社会工作，但现在本科毕业的就业都跟不上。在这种大环境下，您觉得附中这种制度应该怎么更健康的发展呢？

答：这里边有一个冲突，我到附中三年级的时候对生活就有点难以忍耐，那个年龄也比较狂妄，那时我就想出去闯世界，而且附中还加了一年，这一年实际上加在了美术训练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时候年轻艺术家可以自己去发展学习，可后来又进了一个学院，学院的东西跟附中又有很多重复。这是一个矛盾，你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矛盾。在五六十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附中毕业生，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走向社会，在社会当中发挥他的能力，发挥他的作用，同时也获得的一定的资历，而且没有大学一些过于学术的束缚。后来就不同了，似乎附中变成现在一定要升学，不升学的话会很尴尬，因为你的出路很有限。

教育部最近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我们国家要将600所左右的四年制大学转为中等职业培训学校，这是我国教育方向一个重大转型，就是要加强职业教育方面的人才培养，这一点是在学今天的法国、奥地利、德国。在法国登上埃菲尔铁塔或者蓬皮杜的顶上，俯瞰整个城市，觉得特别漂亮，因为城市建筑的屋顶好看。法国的职业学校有一个专业就是屋顶专业，而且这个专业也很受尊重，收入也很可观，生活也很自信。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走这条路，愿意读大学的自己进大学，今后马校长给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学生发一个师傅证最好了，专业可以是修屋顶、刷油漆，这都非常好，一定要务实。

问：您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用旁观者的眼光看中国艺术、中国美术教育的十多年发展，您觉得现在的情况跟您那个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您又是怎么看这种变化的？

答：历史没有如果二字，可取不可取反正我们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打开国门与西方融合，那个时候我们对美国的想象仿佛今天我们对月球的想象。今天我们去趟美国像是去趟贵州，去趟巴黎像是去趟河南，我觉得这个已经变得很普通。我个人非常歌颂这样一个社会的变化，毕竟是一个进步。在这种大进步前提下，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保持开放、保持向全世界敞开的胸怀，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永远保留下去的一个心态。我们之前那一代人是一种愚昧、固步自封的二傻子状态，完全不正常，当时的中国就是今天放大的北朝鲜，非常滑稽。因此打开之后所有的结果，我们都要接受，包括今天当代艺术当中一些浮躁、艳俗等等，我个人觉得都很正常，没有这些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发展。

在当下，我们应该思考接下来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如何有一种更开放的思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依旧学习别人，去模仿哪个国家，我们应该有主动的创造性思想，结合我们过去的历史思考未来。

从中国美术馆的附中60年大展，我看到一个现象，我不过多地强调过去那种现实主义，但总体来看，我们的面貌过于单一，包括雕塑，设计就更不用说了。我看我们今天的设计还不如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还不如张光宇、庞薰琹那一代人的设计。如果我不说它落后的话，那也是一种滞后，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思想的惰性，思想不够宽泛，去掉智慧思维的形式非常严重。我们以后在文化发展中应特别注意这方面的纠正，我们今天在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类似于考前班的问题，思想单一。我们应该从制度上、从大家的心态上更包容、宽泛。

另外我也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允许艺术方面私人办学的问题，就是公私结合起来办。何以今天这个时代，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进入，我们还不如林风眠先生那个时代，还不如刘海粟先生那个时代。在艺术办学上，那要解决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现状，八千人的考场出来的都是一个样子的考卷，这个举国之力解决得了吗？这还需要高层有这个意识的转变，但是具体的执行上要靠社会，要靠艺术家们，要靠艺术教育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