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显赫一时的奥匈帝国已经衰微，但它在欧洲文化艺术史上却经历了一次缤纷灿烂的人类创造力、想象力的迸发。它的影响和结果令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古典时代希腊的雅典。在美术、建筑、音乐、文学、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以及工艺设计和新兴的电影艺术上，维也纳为20世纪迅速发展的世界做出了极好的榜样。我们不能忽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改变了西方社会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古斯塔夫•马勒尔和阿诺尔德•舍恩贝格被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音乐上的巨人；亚瑟•施尼茨勒是最有影响的德语作家之一；古斯塔夫•克利姆特、埃贡•席勒、奥斯卡•科柯施卡，以他们表现观能敏感和肉体与精神的痛苦的艺术展开了与传统学院派的挑战；奥托•瓦格纳、阿道夫•洛斯对建筑艺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领域发动了变格；坎里希•冯•斯托海姆、弗里茨•朗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记者提奥•赫尔茨企图成为实现认《圣经》预言的人，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有这些好象是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19世纪末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
当时的帝国心脏维也纳是贵族、有钱人集聚的中心。他们庇护、资助艺术家多半出于自身风雅以及地位的要求。维也纳的上层资产阶级不仅经常光顾戏院、歌剧院、美术展览，还鼓励他们的子女习绘画、弹钢琴，以响应政府对艺术的要求。帝国在衰落下去，却企图以一种艺术的圣光掩盖其垂死的难堪，然而正是这一垂死的魅力感染了整个这一代艺术家。在绘画中体现出一种感伤而又无奈的抗议。也许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殊时期所产生的特殊影响，敏感的维也纳人慢慢远离政治，而热衷于文化艺术。从1890年到这个世纪初，维也纳中上层阶级的杰出人物再也不是热衷于权力的政治家，而是演员、艺术家和批评家。
正因为很多艺术家来自中上层阶级，他们对这一历史时期帝国所产生的垂死魅力也有更多的感染，因而有更浓的传统意识的反抗心理，然而帝国的衰微又使他们变得颓丧，他们开始畏缩到自身，企图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躲避一个腐朽的社会。弗洛伊德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先知，提出一套崭新的理论。可以说，这一时期先进的艺术，除了统治阶级的支持，艺术家内心烦扰也滋育着这一时期艺术家的画面。
维也纳的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极其重视相互的联系，形式不拘一格。这对新观念的形成和交流无不帮助。当作曲家马勒尔感到身心衰颓萎靡时，他去拜访弗洛伊德；当小说家施尼茨勒的生日来临，弗洛伊德给他寄去一封热情赞扬的信当作生日礼物，信中谦逊地称自己是“施尼茨勒迷”；画家克利姆特在阿尔玛•辛德勒与作曲家马勒尔结婚之前，曾徒劳地追过她；马勒尔去逝后，阿尔玛又成了作家弗拉姆•韦尔非尔的妻子和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的情妇；科柯施卡曾画过建筑家阿道夫•洛斯以及诗人兼批评家卡尔•克劳斯的肖像；作曲家舍恩贝格除了音乐上的追求和创造，还试图在美术上有所发展，他画了他老师马勒尔葬礼的场面；马勒尔的墓是由建筑家的瑟夫•霍夫曼设计的；而马勒尔夫妇的朋友克利姆特又同霍夫曼等人一道创立了“分离画派”。
咖啡馆也是加强人们联系的一个理想去处。著名小说、传记作家茨威格在回忆他19世纪末在维也纳时这样写到:“生活在这慰藉精神的气氛中是甜蜜的。无意识间，个人已超越了自己的民族，而成为国际主义者或世界公民”。他发现从维也纳的咖啡馆能很好地了解这座城市本身。付一杯咖啡的钱，可以在那里坐一天，看报、聊天、会朋友。新观念、新思想可以在这里萌发、汇聚、交流。当然也有带着极端痛苦生活在这帝国首都的人。弗洛伊德曾声称他仇恨维也纳“窒息人们欲求发展、奋斗的希望”。不过他仍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军队开进维也纳。
维也纳作为庞然奥匈帝国的首都，一直吸引着帝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们到她的环境中来求名发迹。假如一个年轻的匈牙利人懂德语，他毫无疑问会抱有此种理想；犹太人便更是如此，加之帝国对他们采取容忍态度，大批的犹太人涌入，并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深信他们的未来与帝国的命运紧紧相联，帝国的兴衰直接影响他们最终复国的神圣目标。19世纪末，犹太人已占维也纳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大多数居中上阶层。很多艺术家、知识分子都有着犹太民族的血统，如弗洛伊德、施尼茨勒、克劳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茨威格，作曲家阿诺尔德•舍恩贝格和古斯塔夫•马勒尔。他们都出自犹太血统的家庭。马勒尔是在皈依了天主教后才被任命为国家歌剧院的院长，因为约瑟夫皇帝绝不会允许一个犹太教徒来领导他的歌剧院。这一时期，反犹太情绪在维也纳渐渐变得激烈，其目的主要是削弱犹太人占多数的中上阶层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影响。
1860—1870年间，维也纳中上阶层在宽宏开明的约瑟夫皇帝诣谕下，开始犬兴建筑。主管这项活动的为中上阶层中的自由派。今天维也纳很大一批历史性建筑物都兴建于这一时间。著名的维也纳环形大道以及道两旁的歌剧院、国会大厦、维也纳大学、市政厅和一系列新巴洛克风格的公寓大楼。环形大道及其两旁的大型建筑把维也纳旧的市中心团团包围起来，仿佛这批中上阶层的自由分子是想以建筑艺术来体现他们对帝国势力的维护和巩固。然而他们的做法显得笨拙，他们企图以综合了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的宏大建筑物把自己堂而皇之地写进帝国历史的大系表中去。这段时期，环形大街几乎是中上阶层人们的代名词，维也纳的环形大道可以与巴黎第二帝国风格和伦敦的维多利亚式艺术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在维也纳美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也受这批自由派控制的学院派，以模仿古典传统为准则。他们成立的“艺术家协会”吸引着不少年轻而有才华的艺术家，画家克利姆特、建筑家约瑟夫、霍夫曼等当时都是该协会的成员。1897年，他们又成立了“奥地利造型艺术家协会”。然而不久，由于观点上的分歧，克利姆特、霍夫曼等19人退出了造型艺术家协会，宣布“分离”。这时的克利姆特已是一个接近成功的青年画家。1885年到1891年，他从政府方面——主管环形大道及其建筑的中上阶层自由派——获得大批定件。他为美术史博物馆、宫廷戏院绘制了寓言和历史题材的壁画以后，名气大增。1897年，克利姆特35岁，已是维也纳的著名画家，同时也成了“分离派”的主要人物。但维也纳却没有注意到一股“离经叛道”的趋势已经形成。“分离派”的响应中有画家、建筑家、工艺设计家，他们嘲笑学院派们苦心经营出来环形大道及其建筑，他们追求新的艺术观念和风格，称道当时法国、比利时等地兴起的“先锋派艺术”，并认为艺术是解脱所有来自外界烦扰和压力的避难所。
然而，“分离派”运动的命运是不错，这一温和的挑战被中上阶层的实力派欣然接受。皇帝的政府为这一艺术上的繁荣颇为骄傲，甚至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克利姆特继续获得大批的定件。但他在为维也纳大学创作象征医学、哲学、法律三幅作品时，“分离”的火花照亮了这个维也纳。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们为克利姆特所创作的那些感觉痛苦、刺激官能、体现出强烈情欲的肉体所激怒，更不能容忍画家对大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所持的怀疑态度、保守的政客们趁机要政府禁止维也纳美术学院接受克利姆特作为教授。这一度对克利姆特打击不小，他甚至曾沮丧地对一批评家说：“我真想抛开这一妨碍我创作的非理性的东西，我要重新自由，我不要政府的任何帮助，我否定一切！”忿怒之下，他买回了为大学所创作的作品，绘画主题随之趋于表现被压抑的欲望和内心的沮丧和无奈。
这以后，克利姆特的画面题材总是死亡和情爱的纠缠，或表现内心的痛苦和无边的郁闷。他于1901年画成的《朱迪丝之一》可称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朱迪丝的形象显然已不是少女，她脖子上的黄金装饰似乎在扼制她的呼吸，从而形象地暗示出一种暂时的、慵懒的满足，同时又体现某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她的眼皮无力地半睁半闭，有些睡眼惺忪；双唇似乎在期待梦呓；慵懒、困乏的神情表示出她对睡眠的渴求。这完全是一个意味死亡和情欲纠缠一体的寓言式表现。克利姆特在后来许多作品中都以此主题统治画面。他的作品《希望之二》以不同的形式阐述出同样的主题思想。一个怀孕的妇女，低头垂眼，注视着自己膨胀肚皮上的一个骷髅头骨——情欲与死亡；在她装饰华丽的长裙下面，几个满面愁绪、神情困乏的女人半身像更加重了主体形象的无可奈何的忧郁以及内心的沉重感。
“分离派”另一重要画家埃贡•席勒认识克利姆特时，还是美术学院一个极其忧郁的穷学生。他虽从克利姆特那里得到许多关键的启发和影响，却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发展他的艺术。他不似克利姆特那样喜欢用寓言的手法,而且赤裸裸地暴露人被扭曲的灵魂和精神,以及极端痛苦的肉体。在他们的画面上,人们再也感觉不到现实还有任何迷人的表皮,也再没有能滋润生灵的可能,只是一片的粗糙和艰难,窒息的空气,内心的压抑和神经质。他在1911年画的一幅自画像清晰地反映出他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怀疑和紧张感,尤其是精神的紧张,近乎断裂和由此给人的折磨。1914年后,席勒基本上过离群索居的生活,然而他勤奋地画着,主题精神没变。这之后不久,他与他画室附近的一个名叫爱狄丝女子相爱并结了婚。批评家们注意到这以后席勒画面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有时甚至近乎温柔的人情。他的《家庭》一画便描绘了他、他的妻子和他们正在期待的孩子,画面气氛是非常和平的。然而现实毫不留情地否定了这幅杰作。1918年,他们夫妻双双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当时爱狄丝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曾是“分离派”绘画一员猛将的奥斯卡•科柯施卡比席勒年长4岁。他的作品代表着与“分离派”和克利姆特的再分离。他的作品以痛苦的紧张,疯狂的颤抖和跳动,撕裂一切的色彩顿时震惊了整个维也纳。人们在他的作品面前感到惶恐不安,视如洪水猛兽,终于也遭到了贵族的低毁。新立的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甚至说:“这家伙的骨头应被砸碎”。
科柯施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离开了维也纳。后来他成了表现主义画家。
除了绘画，“分离派”运动所倡导的“青年风格”在其它艺术领域,诸如建筑、工艺设计方面对古典学院派也进行了冲击。建筑家奥托•瓦格纳同克利姆特相似,先是为环形大道及其建筑的设计工作,后背弃而去,成为“分离派”运动在建筑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为维也纳有轨电车的40座站台作设计时,他将古典艺术中有活力的因素与“青年风格”清晰的线条结台起来,并以独特的工艺方式,将玻璃和铁结合在设计中,这一风格另一重要的建筑艺术家阿道夫•洛斯在建筑与家俱的设计上更强调对材料本身的运用,反对繁琐的雕琢与过分的装饰。他认为建筑和家俱是为了给人以舒适,而不应成为体现设计者本人技能或主观意志的途径。他声称不接受任何风格,或根本就不要风格。他对古典建筑物表面繁复的装饰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认为建筑表面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这一点对现代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维也纳突然由一帝国首都变成一小小共和国的首都。同时市侩主义和反犹太情绪加剧。大批艺术家、知识分子开始离开维也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达到高潮。到此,可以说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维也纳为中心的一次文化高涨运动彻底结束。
文/李述红
原载于《世界美术》1987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