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于新疆工作过15个年头，把那里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凡是曾去新疆写生的画家，仿佛都与我有些缘份。20多年前，知道司徒乔曾于1943至1944年间在其不惑之年有新疆猎画之行，就对他多了些兴趣。惜彼时，其《新疆猎画记》尚未出版，直到1999年，司徒乔夫人冯伊媚著《未完成的画》（司徒乔传）再版时附印了《新疆猎画记》，2002年笔者在广州拜读了家藏司徒乔全部遗作，司徒羽女士又提供了其父若干报刊资料，对司徒乔当年在新疆的艺术生活方有了较为明晰的了解，我也仿佛又回到了新疆那片苍凉雄奇的土地，回到了热情好客的新疆各族人民之中。
一、现代画史与西部写生
司徒乔之新疆猎画，并非偶然现象。古代虽交通不便，在佛教盛行的时代尚有大量画家在丝绸之路上与西北画家往返。后来新疆人改信伊斯兰教，近千年间已少有画人到边陲作万里之行。20世纪以来，交通条件现代化了，又陆续有画人西行，尤其三四十年代，由于战争的原因，在中国西部聚集了一大批美术家，尤以战时延安画家群和战时重庆画家群最为集中。战时延安画家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庆的另一批精英人物是当年改革中国画和油画的主力。庞薰琹、张大千、关山月、赵望云、常书鸿、沈逸千、董希文、韩乐然、吴作人、司徒乔、黄胄等此间更纷纷投身大西北，跋涉甘肃、青海、新疆作旅行写生，开现代画史新风。赴西北写生的美术家虽然不曾像延安画家那样以版画等形式发出了抗战时代的最强音，但却勇敢地走出了象牙之塔，使艺术贴近了人生；他们开拓了视野，充实了学养，转变了画风，甚至塑造了艺术个性；发现了敦煌、克孜尔等古代石窟艺术遗址，从广度和深度诸方面改变了对中国绘画和雕塑传统的认识⋯⋯因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西北地区的旅行写生，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促动了一大批艺术家实现了由师古人到师造化的转变，由远离大众到亲近大众的转变，尤其新疆、青海、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激活了画家的创造活力，为现代美术史留下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画卷。司徒乔便是这西北写生行列中的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尤其是新疆写生成为他艺术旅程中一个耀目的亮点。
二、司徒乔新疆写生行踪
大约是1943年初夏[1]，重庆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前线视察团”，刚从新加坡养病归来不久的司徒乔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怀要求随行，遂应允参加该团西北视察组。但他在西北走了几个月，只见到一处抗日前线，遂将视线转向西北风光，并于华山写生之后，决意由兰州赴新疆。此时心境：“像疾箭射出地球以外，我从中原射向新疆。”“许多友人的劝阻，不会消减我的游兴。”[2]
根据冯伊媚《未完成的画》、司徒乔《新疆猎画记》和有关画迹，笔者绘制了一幅司徒乔新疆写生路线图（见上图），并稍加说明如下：
重庆（1943年初夏）—西安—华山—西安—兰州（华山在西安东，故需由华山返西安后方能从西安至兰州）—武威—张掖（司徒乔抵张掖时，已离敦煌不远，因搭乘甘肃油矿局汽车和其他几位专家同去新疆而不便多停，未能去敦煌，遂叹曰：“惜抵张掖时，望着去敦煌的路而不及一游，弥怅怅耳！”[3]—嘉峪关—猩猩峡（今名星星峡，位于甘新地界）—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1943年10月初）—阜康（游博克达峰）—乌苏、精河、霍城—伊犁（今伊宁，1943年11月上旬）—巩哈（今尼勒克，产马名城，至1944年1月，在此拜“马老师”并画马）—返迪化（由此转赴南疆）—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城—墨玉—和田—皮山—洛浦—于田—返迪化并循来路经兰州、西安—重庆（1945年初）。
司徒乔逾时近两年，拖着病体，乘大卡车，或骑马，或步行，作万里西北之行，在新疆作画280余幅，并为画史留下了记述北疆写生历程的《新疆猎画记》和《留别伊犁》二文，激情难抑，故文思如泉涌，恰如古人“诗思直上天山云”之情慨。其时，新疆在反动军阀盛世才统治之下，司徒乔之一言一行均被盛世才爪牙记入“关于司徒乔”的材料之中，并被列入通缉搜捕名单。“乔在迪化组织的天山画会，一个纯粹研究艺术的团体，成为他被捕的罪状。”[4]幸得维吾尔族友人的掩护方得脱险。1945年年初，司徒乔回到重庆，冯伊媚说他“紫髯齐胸，头上戴着小花帽，脚上蹬着长筒靴，俨然一个新疆人。”[5]1945年9 月，司徒乔在重庆举办“新疆写生画展”，为山城送去了一缕雄奇清新的艺术之风。这恐怕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新疆写生画展，竟奇迹般地诞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
三、司徒乔新疆作品欣赏
司徒乔之新疆写生，按题材分，有风景、风情、人物及马匹等多项! 按材料分，则有水彩、粉笔画、油画、水墨画等多种，今摘其动情之佳作数帧分类品赏。
1、缘异域风景而陶醉
司徒乔在新疆，时为异域风光而陶醉，真性情中人。如其由乌鲁木齐经乌苏、精河至伊宁途中，过五台、三台、二台诸站所记述：
……由五台至三台，（过精河）为上坡路，风景渐佳，近三台赛里木尔湖（通称三台池子）越十里斜坡，忽一水横天，天风掀水成长波，有如大江潮起，远山随行，风排云护，气势澎湃，车沿湖边行二小时始登山道，一时朔风暴作，仿若严冬，回望三台大湖，已由明快的冬景长卷，化作鳞爪窝窟，鬼气阴森，寒光袭胆，及五车同抵深山，万籁俱寂，轧轧轮声，响震远近，轮下积水甚滑，车行甚缓，全面景色，得徐徐入吾囊襟，因伏车窗，三面搜索，忽而顽石擎天，积雪欲坠；忽而奇峰突兀，苍髯交枝；未几一轮寒月，凌枝而上，重重雪峦，为银月所映，一片清空，如真如幻，俄而月峰霁霁，车至峦开，顿入水晶世界，有时雪影迷离，飞岩遮天，顿成灰暗世界，司机张目不易审道弯之来去，幸苦尽甘来，远处忽见荧荧电炬，平列坡前，已安抵二台招待所。[6]
此番景致自然难以入画，故记之于文。入画者如《天山放牧》，以生动的色粉笔笔触在灰棕色的水砂纸上营造出蓝天白雪的交响。在这水晶般的世界里，却奇迹般地有悠闲的牦牛群，冰河饮马之景更是画家亲历之境，一位奇遇冰雪世界的南国画人的激动之情跃然纸笔色彩之间，他确实地因这异域异景而陶醉了。正如他在《新疆猎画记》中所说：“荒寒骋马，雪海逶迤，望着澄澈如水的蓝天⋯⋯忆昔年肄业燕京，立冰绘雪之痴，至此可谓极雪国大千之大观，可是要真表现雪景，还要有澄明心境之修养，始能悟真洁；有灵快笔触，始能状真清。一个岭南游子，走马匆匆，所能表达的实在有限。”[7]
另一画例为《珠勒都斯草原》，显然是1944年夏画于焉耆的珠勒都斯山下。在这幅水彩画上，完全是与冰雪世界相异的另一番景象：雪山之上，浓云密布，有山雨欲来之致；而云间透出的阳光连同云影交错地洒在绿色原野之上；绿原上却安静地竖立着毡房，栖息着马群。这辽阔的草原风光宽银幕似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仿佛能呼吸到那湿润的空气，闻到了那令人微熏的草香。
司徒乔是一位擅长以水彩和色粉笔对景写生的风景画家，异域风光陶醉了他，也塑造了他。
2、观马而生命奔腾
司徒乔爱马，大概这马总与其生理、心理、个性、气质有说不清的同构性。他在《新疆猎画记》中专门有“巩哈读马”一节。巩哈即今尼勒克县。他在这里想到了唐时入贡御马出于此，想到了唐太宗之爱马照夜白，想到了“大宛名马，昔年为韩干之师。”他也以马为师，并拜役马场场长为“马老师”，竟随师在巩哈住3个月。他爱马如痴，骑马为乐，曾言：“覆冰披雪，涉水登山，莫不以马为至亲，寻踪觅迹，冥想游思，均在马上，尤以在马背上作画为至乐。”[8]他亦喜在马背上赋诗，并在马背上吟得“为看名骥入冬心”诗句。他在这里留下了研究性的铅笔速写，也在这里诞生了他的油画代表作《套马图稿———生命的奔腾》。该画有两种变体稿，分别藏中国美术馆与中央美术学院，均腾跃奔突有生命之节奏，色彩浑朴凝厚，笔法激越有写意油画之致。他为此画投入了情感，发挥了技巧，并对此画之创作经过有激情的记述：
……当黄昏弥漫四郊，雪野正映着紫霞时，一群群赤黑枣青的大小英俊，正被人们用长绳圈套，那狂奔疾袭，翻冰溅雪的场面，恐怕就是最麻目的灵魂，看了也会兴奋的吧！我决定画一幅圈马图，状诸英俊奔腾扎挣之姿，回到县府，因为印象即深，技巧问题又异常复杂，胸海狂澜如川决河溃不可收拾。[9]
好一个“胸海狂澜如川决河溃之不可收拾”，活画出司徒乔构思制作时的情状。写意艺术即是如此，当胸有成竹，情慨难抑，那笔路自然如倾如泻，此乃真写意。由此可见司徒乔之真性情，在写意性上，中国画与油画并无二致。此图之创作经过，使我们加深了对写意美学的认识，也加深了对司徒乔的认识。
3、察人而捉神采见深情
司徒乔爱新疆风景，亦爱新疆人民，天真无邪的孩子，英姿俊发的少女，“太阳燃耀的陶红”般的男子汉的脸面，都使他激动不已，并一一收入画囊。司徒乔对人民抱有一颗炽热的爱心，从他画《五个警察一个零》始，一直到后来的《三个老华工》和《义民图卷》，无不体现着他同下层人民声息相通的情思。他在新疆作人物写生时，不仅捉其神采，亦与之心灵沟通。他在《新疆猎画记》中多次记述了为人画像中他对人物的理解和对人物之精神的把握。他记述过一位被丈夫抛弃了的19岁少妇的遭遇，然而也不无惊异地发现，“在她那单纯无邪的脸上，只有一种特殊的宁静，脸模与郎世宁绘香妃同出一模型，不过那目若寒潭，清辉澄穆的脸上，似乎告诉我们‘未识富贵犹自在’之感，与香妃表情又完全两样。”[10]读其原作，看得出这位端坐的少妇内心的凄楚。他1944年作此画时取题为《穆》，其义当是在静穆中隐藏着内心的波澜。作者认为此画“虽说未完全达到心坎理想，我却已尽了我手之所能雕拓”，[11]可是此画之内涵少有人知，当年在乌鲁木齐展出时，观者喜欢另一幅他认为“肤浅多”的画像，反而没人青睐《穆》，为此而有些怅然。1954年司徒乔重睹此作，心情仍不平静，遂在这水彩画之上方以行书跋曰：“新疆解放前，在拿女儿来换牛羊的婚姻风习下，牧民妇女的命运大半是悲惨的。这位住在伊犁大东沟的哈萨克少妇，于结婚后一年即被丈夫抛弃，伴着久病的母亲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由此可见司徒乔人文关怀之深。
司徒乔在条件允许时喜以水彩或油画作人像写生。《蒙族牧民头像》（水彩），画幅虽小，却水色淋漓而丰富，画家选择其侧面，显然是便于描绘蒙族牧民特有的帽饰。油画《维族女教师》是在天山画会一边讲课一边示范之作，画家以侧光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结构和维吾尔现代女性的风采，颇见大家风度。此画也是司徒乔钟爱之作，至今悬挂于画家女儿司徒羽家素壁。
4、异域风情之激情记录
司徒乔是一位长于记实性写生的画家，其新疆风情画也为我们留下了彼时新疆的风俗。如水彩画《赶集去》，以阔放的笔致绘一男子牵驴在侧，一维吾尔妇女骑驴赶集去的情景，颇有行进动感，显然属于半记忆性图画。从人物所着坎肩和特小的花帽，看得出此画得于南疆和田一带。同期所画水粉画《送别》，绿杨荫里清流潺潺，巨木槽所制桥上维吾尔妇女躬身做道别状。新疆人礼仪周到，问候语连串吐出，闻之如歌，仿佛礼仪之邦。在新疆生活的汉族人倒是天高皇帝远，忘了旧礼仪，又不知新礼仪。此画以风景为主，粉灰、粉绿、粉红交相呼应，宛如南方小桥流水春意盎然之境。南疆农村，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外沿，雪水溶化所到之处即生草木，即为绿洲，即产水稻，诚可谓塞外江南。画家返内地后，又另纸作跋，与画裱为一纸，跋曰：“昆仑山融雪成沟，洛浦人家家家流水，渠道所至农产特丰。维族同胞筑舍于高杨与桃花间，有桃源之感。”[11]
新疆素有瓜果之乡、歌舞之乡美誉。司徒乔在新疆时与当地人“狂歌相接，直至深夜”，并与当地人民轮唱《打倒日本》一曲的4句歌词达半小时之久。《新疆集体舞》、《新疆舞乐师》、《维吾尔族歌手》等画，记述新疆各民族人民歌舞情状，览之如闻激越的鼓声，如闻《十二木卡姆》大曲，笔者亦仿佛身在麦昔列普晚会之中。司徒乔这类作品多为水彩，其中《新疆舞乐师》以速写般手法绘男乐手之情态最为生动。而《维族独舞》则极具维族舞蹈特色，正如他所记述：“他们的舞姿，极重脖子的扭动和眼的表情，目语之狂放，加上颈语，成一热烈的轻快的场面。”[12]笔者在新疆时曾深感画舞之难，为此特佩服司徒乔、黄胄，以及新疆名画家哈孜艾买提和龚建新，他们都有着迅疾地捕捉维族舞姿、舞神之技巧，天然具风情画家之才。笔者亦知，黄胄曾深受司徒乔的影响，黄胄《自述》言：“在我的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 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12]这4位画家即是：赵望云、韩乐然、司徒乔和徐悲鸿，其中赵、韩、司徒3位曾赴新疆写生，我想在他们的骨子里总有着与热情奔放、眉目传神的新疆歌舞同构的基因。
哈萨克族居北疆，多为牧民，因游牧而宿毡房，毡房外则是广袤千里的草原和云杉插翠的雪峰，故性情热烈而豪放。司徒乔所作粉笔画《哈萨克人家》有毡房内热情温暖、奶茶飘香之氛围，而《刁羊》则寒光逼人，在那雪原上几位汉子骑马夺羊的赛场上跳荡着争奇好胜的激情。感谢司徒乔引起了我对新疆美好的回忆，他因动情的投入而引领了欣赏者动情的怀想。
四、司徒乔新疆写生的意义与启迪
1、留下了一批艺术精品
司徒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写生和制作了约280件油画、水彩、水粉、水墨、色粉笔画及速写作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精品，又有相当数量被中国美术馆、广州艺博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收藏，为研究司徒乔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提供了图像见证物。
2、播撒了艺术的火种
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便逐渐覆盖了新疆。当新疆各族人民由偶像崇拜的佛教转为非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之后，具有生命的人和其他动物被画之后便无法实现死后复生、无法向安拉交付魂灵的说法，遮蔽了他们表现人和其他动物的造型才能，其造型艺术才华转向以植物纹样为主的工艺、建筑装潢设计，使新疆以人物、动物为题材的绘画、雕塑停歇了1千余年，他们的祖先参与的佛教寺窟艺术成为历史的绝响，人民大众与绘画、雕塑长期疏远与隔膜。因此，!" 世纪上半叶，由俄罗斯入境新疆和由中原地区赴疆画家的写生活动，在那里重新播撒了造型艺术的火种。司徒乔还在那里发起组织天山画会，建议在天池建设美术专科学校，那一腔炽热的美术事业热情十分感人。
令人思味的是，何以解释司徒乔画人、画马便与被画者同时背逆了伊斯兰教规时，却受到了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各民族人民争先恐后甚至排队为他做模特儿，尤其当他在盛世才的逮捕令威胁之中时，又是一位爱好美术的维吾尔族车站站长谎称乔“一时找不着了”而得到保护。我想，这首先是画家人品好，爱少数民族并与之打成一片；同时是艺术超越了宗教的条律界域，这正是艺术和艺术技巧的穿透性、超越性和魅力所在。司徒乔作为一名忠实的艺术信徒传布了艺术，新疆人民通过司徒乔认知了艺术，也拜服了真、善、美的艺术。我最初是诧异于宗教和黄胄在新疆的影响寻找过这悖论的解析，之后新疆一大批画家的成长和农牧民画家的涌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3、艺术家修养的转捩点
古人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可染主张读两部大书，一部是传统，一部是生活（包括大自然），这都是讲艺术必要的修行。司徒乔在伊宁说他“此行入伊，未始不可视作个人艺术修养之转捩点。抵伊专署，大家熙熙攘攘，我仍意悬物外，游思复杂，心头正在暗自迎接那艺术创作之新机来临。”[14]司徒乔新疆之行确使他开拓了艺术视野，正如他自己所说“亲临”对艺术实践之重要：“惟亲临是处，不能认识新疆之伟大也。”[15]如他所期，新疆之行，确使之充实了艺术学养，并在异域风情的刺激下，使艺术技巧得以升华，艺术个性得以发挥，这自然又与他在生活的大海里忘情投入，遂中得心源所致。艺术家不会是那些对生活麻木不仁的人，而往往是忘乎所以的痴情儿。司徒乔在《猎画记》中多处记述了他在新鲜的生活体验中难以自抑的创作冲动。他记下了巩哈骑马渡水途中，见“人人马马，母母子子匆忙渡水情景，使我画笔急煞”[16]的焦灼。当他步入苍蔚幽谷中的木屋，望门外蓝天、雪原、阳光、炊烟、羊群，他说“顿为一种说不出的魔力所主宰”，那景致“顿成蒙纳的名绘，我又怎能不动笔呢？”[17]他在新疆时有“画兴如火如荼”的冲动，有零下27度“重裘不暖，齿颤手裂”“屡作屡辍”的困境，亦有“水落纸上，凝冰成奇趣”的快慰。有时又文思如泉，诗兴大发，在《大西沟行》诗中有句曰：“伏马穿林日欲昏，画囊载梦行孑孑”，“夜谷寒风裂肌骨，画笔顿令冰魂摄。且让寒飚此心住，好教冬心长清澈。”这诗情当然与其画情一样，是心源与造化撞击的火花。也正是在这忘我的情境中，笔触、色彩不再受成法和套式的束缚，《套马图》的激情奔放，《珠勒都斯草原》水汪汪的泼绿，《天山放牧》等色粉笔画的冷艳色调均自笔下随心而生。徐悲鸿曾称赞“司徒先生感觉色调为中国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骤”。[18]司徒乔通过新疆猎画，像猎人般以敏锐的目光和感觉捕捉了异域的风采，在其艺术旅程中书写了技巧升华的一章。当他融入新疆，新疆的奇景和新疆热情奔放的激情化入了他的色笔，他在造化与心源的互动中塑造着自我。
4、对司徒乔的再认识
司徒乔认识了新疆，他也在新疆坦诚地展示了自己，笔者和观者亦重新认识了司徒乔，他原本是一个丰富的、多面的小宇宙。《五个警察一个零》、《鲁迅先生遗容》、《放下你的鞭子》、《三个老华工》、《义民图卷》和黄泛区写生作为司徒乔的代表作，使他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成为一位入世的、直面人生的、富有正义感和反抗性的，以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为主脉的人民艺术家。新疆写生，又向我们呈现出他亲和人生、亲和自然的爱心。其实，正面表现真、善、美与反向批判黑暗现实也正是一颗爱心的左右心房。
司徒乔是一位对人生、对现实、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着火热激情的人，他在新疆同那里的人民同唱《义勇军进行曲》，在那里爆发出如火如荼的创作冲动，他说：“各民族间一曲之微，一舞之轻，都会引起我无限感触”。[19]但他也时时因厌恶黑暗现实流露出向往世外桃园的逸心，如“寂寥抱冬心”的古人那样发出“好教冬心长清澈”的幽思，自谓“一个虔诚的人，在向那大梦初觉圣怀皎皎的大千顶礼，一颗善良的万念未动的心灵，和冰雪莹洁的凌晨和谐契合，这岂止是画中妙境。”[20]其实这画境亦是心境。这不仅仅是终日为物役所苦的栖息，亦是中国知识分子洁身自好、向往不染世界的文脉。
司徒乔以他的画笔证实了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并因之形成了报告文学式的直录人间万相的记实画风。但新疆猎画中他时有“尖声叫绝”，“胸怀狂澜”，画兴难抑之情状，更多地显示出他的诗人气质，显示出他激情、想象、浪漫又如奔腾的烈马，新疆再塑了他诗人艺术家的一面，也使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了司徒乔丰富的精神境界。
司徒乔说他这是“第一次去新疆”，意味着他还想第二次、第三次……但命运没有安排他重游的机缘。他开拓了新疆写生之路，把那未完成的画留给了后人，留给了今天如潮如云的奔赴新疆的艺术朝圣者。
注：
[1]据1943年10月6日《新疆日报》刊《司徒乔来新绘塞外风光》一文，司徒乔是在参加了西北视察组几个月之后去新疆的，由此逆推，他离开重庆的时间大约在1943年初夏。
[2][3][6][7][9][10][12][14][16][17][20]引自司徒乔《新疆猎画记》，载冯伊媚著《未完成的画》第226页至2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6月北京第1版，实为1978年11月版《未完成的画》之第3版，补入《新疆猎画记》等有关附录。
[4][5]《未完成的画》第99页。
[8][19]《留别伊犁》，原载1944年3月5日《新疆日报·伊犁版》之“司徒乔先生画展特列”，转引自《未完成的画》第253页。
[11]司徒乔之《新疆猎画记》仅记述北疆写生所见所闻，自焉耆赴南疆写生未及记入，故返内地后为多幅南疆写生作跋，并与画裱为一纸。
[13]转引自李松《追踪黄胄的艺术轨迹》，载《黄胄研究》第180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8]转引自司徒羽提供剪报资料。
本文原载于《美术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1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