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学司徒乔如何认识的，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我们当时都在岭南大学，不过我年幼，刚进中学，而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屈指算来，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

我那时候很喜欢同一些同学到郊外，对着水彩画盒浪费颜料。司徒乔有时候也参与其间，并指导我们怎样用颜色。同司徒乔的认识，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但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司徒乔亲为主角，在岭南大学的戏台上，演出了一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描写矿工斗争的戏。那是早于五卅运动之前的一两年。这一件事，一直到现在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自然，司徒乔演的那一部话剧，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味道十分浓厚的。内容是说一个牧师敢于抛弃所谓“前途”和资本家小姐的未婚妻，同矿工毕生相处的故事；还暴露了资本家的恶毒，并详细描写了矿工的悲惨境遇。这剧本很可能是外国来的，但有意义的是：司徒乔当时正是岭南大学“白十字架图”的成员，而竟演出了这样富有辣椒味的戏。这给岭南大学的一潭死水像爆炸了一枚原子弹一样，首先是岭南大学的教会当局吓昏了，其次是广州基督教会吓得僵直了，再次是香港的基督教会和青年会给吓得手足无措。那真是痛快之极。

后来，司徒乔离开了广州，到了北京。上诉的事绝不是司徒乔一生偶然的插曲，鲁迅的《三闲集》中《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就可以证明。司徒乔绝不仅是在舞台上给工人阶级一点同情，而且他后来在北京、上海，画的也主要是穷人、工人和乞丐。这好像成了司徒乔画笔长征的始点。以后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描写的大都是漂泊的穷人、受压迫的工人、年老的流浪汉，或是用强烈的色彩来讴歌他如此热爱祖国山河大地。

以后，直到全国解放之日，我同司徒乔再也不曾相遇。

司徒乔离开了上海，后来还到法国。我在法国见过洗星海，但没有见过司徒乔。我同洗星海也是岭南时代的同学。

待到我同司徒乔再次见面，已是一九五零年的事。他是开国时的第一届政协的代表。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我又同司徒乔在一起了，他恰是中国代表团的团员之一。

大会闭幕之后，司徒乔在一幅两米见方的绢布上，画下了大会闭幕时的热烈景象。为了这幅画，我到过司徒乔的画室好几次，并认识他的夫人。

司徒乔是擅长油画、水彩画的，但他用中国式的毛笔，描出各国代表团首脑人物的颜容，恐怕是司徒乔第一次尝试吧，如果我不是说错了的话。我记得，他这张画终于没有完成，不知道这张未完成的杰作，如今在哪里？……

不久前，王匡同志送给我一本司徒乔夫人冯伊湄的书，就是《未完成的画》。我当夜把这本书一口气读完了。青年时代的司徒乔，壮年时代的司徒乔，成熟时期的司徒乔，都一一如银幕上的映像，浮在我的眼前。

司徒乔把整个生涯贡献给了祖国的劳动人民，司徒乔的一生是为苦难的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敌人的刻骨仇恨，他的节操，他的淡泊，他的无欲，都可为我们的师鉴。

司徒乔的画集，将是他革命艺术活动的最好见证。

冯夫人的画，又将是司徒乔苦难反抗的一生的见证。

司徒乔去世，及今整整是二十年。他没有死，他的令人难忘的形象，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1978年5月3日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1978年第15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