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西传而来，成为现代中国一道新的艺术与视觉文化的风景线。中国油画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十分鲜明地彰显了几代油画艺术家的文化理想，在引进、普及与传播的同时，注入了中国油画家的文化追求，使油画不仅成为丰富中国美术构成的新的类型，更成为反映社会现实、彰显文化精神的载体。从“油画”到“中国油画”，既在时间上穿越了世纪的长河，更在精神内涵上体现出中国文化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油画的百年历程之中，中央美术学院——包括她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和延安鲁艺——在油画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上占有代表性的位置。穿越历史的帷幕，理性地梳理中央美术学院这所艺术学府与中国油画的关联，展示中央美术学院几代油画家所作出的贡献，有利于对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形成更透彻的认识，在今天新的文化条件下弘扬优秀的艺术传统，推动中国油画和中国美术新的发展。
在上海中华艺术宫的大力支持与协作下，《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以恢弘的面貌得以展示。展览分为“新学启蒙”、“国家叙事”、“本体精研”和“当代关切”四个版块，既从历史的视角勾勒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家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造，更从油画艺术与中国新文化建构的关联入手，呈现油画的本体价值与文化意义。实际上，所有今人对于历史的梳理和对其特征的概括，都交织着“历史客观性”的视角和“当代文化性”的情怀。更重要的是，那原本就存在于历史文化风云之中的艺术理想与践行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在这个画卷中，矗立着几代艺术家鲜活的个体生命，含带着中国社会沧桑变化的深厚印迹，也讲述着许多艺术探索的艰辛故事，由此使得一个展览就像一部可视的历史“大书”，提示着人们在感受中怀想，在阅读中思考，在那拂面而来的温度中展开宽阔的学术研讨与交流。
一
从中国油画的初始篇章到当代格局，一直贯穿着美术教育与创作研究相生相伴、相得益彰的主线。1918年4月，现代中国第一所公立美术学府——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诞生，掀开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序幕，也开始了油画教育教学与创作研究的历程。与17世纪西洋传教士将油画技法带入中国宫廷的功用不同，与清代末期岭南地区的外销画以及上海土山湾画馆的油画传习模式不同，现代美术教育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油画作为艺术西学的重要代表，步入向中国社会层面传播的轨道，油画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由此露出端倪；与17世纪法国向意大利学习油画，18世纪俄罗斯向法国学习油画，让油画为王室服务的路径和意图也有本质差异，油画在中国与教育伴生同长的身世，透露出它作为文化代表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整个中国社会谋求文化转型的一种寄托，而五四新文化所提倡的文化理想也透过兴办美术教育得到了体现。由此，油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吮吸的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化演变土壤中的营养。当年的一代艺术先贤顺应文化变革的时代浪潮，在引进油画的动机上都有“维新”与“拯救”的意识，一方面满怀传技授业的热忱，另一方面，也是更本质的，是将油画作为文化启蒙的重要方式。中国油画家或远赴欧洲、北美，或近取东瀛，在学习油画的过程中始终带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朝圣者”归来主要归集于艺术学府，他们既以油画的教学构筑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格局，更在教育的园地里掀起一种种倡扬新学、启蒙民众的文化热潮。这种“技”与“道”、专业意识与文化责任内在统一的学人理想，使得油画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油画之“新”，既新在体格与形式，更新在引导人们建立体认世界与表达情感的观念与方式。
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艰难困苦中，在全民族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热潮中，一代油画家努力克服现实条件的局限，以文化信仰之光照亮艺术创作之路，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抗争现场和烽火连天的抗敌战场，直面社会动荡的现实与民众悲惨的人生，以真实的形象记写现实的感受，这使得油画的“写实”或“具象”风格成为主流。就风格学而言，这在时间上似乎与同时代西方画坛所萌发的各种油画变体形成了某种“错位”，但它却使油画真正驻落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也赋予油画记录现实的视觉之真。这一时期的油画作品，在表达现实主题时，整体地呈现出一种悲怆、沉郁的艺术基调；在表达自然山川时，透溢出对国土家园的深情歌咏，在他们所塑造的形象中，彰显出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坚守与奋斗的精神品格。与此同时，许多油画家在教育教学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传播薪火，从校园通往社会，将油画的技法和审美特征向大众传布，将各种艺术思潮作为能动的石子，激起全民族文化启蒙的涟漪。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到国立北平艺专，油画的教学始终对应着社会思想的勃动与交锋，在延安鲁艺的黄土地上，油画与版画、漫画相互交融，成为激励革命意志的号角。以“启蒙”来概括这一时期中国美术教育和油画艺术的特征，似乎能够更直接地澄明油画在中国的身份转换和时代烙印。
二
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美术教育和油画艺术新的篇章，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为标志，中国油画教学走上正规化的历程。有关油画的讨论和创作研究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重要的学术主题，也使得这所学府成为培育新中国油画力量的旗舰。本次展览的“国家叙事”版块，重点展示了新中国到“文革”结束期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队伍的壮大、油画创作的气象和油画研究的成果。毫无疑问，新的时代极大地激发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家群体的“创作”热情，“创作”这个观念的强化，使美术教育的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反映出艺术家的“大画”理想。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革命历史画创作”，不仅是一次文艺创作活动，更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文化”的任务，它实际上是一个激发起“创作”热情的引擎，从外在转化为内在，持续到1960年代。这一时期，一大批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展开了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民族抗争与革命历史的造像，反映出油画家对共和国的礼赞，也透溢出他们以一种文化主人公的身份投入的真挚情感。创作者们将艺术形式语言的探索同重大历史主题结合起来，在造型、色彩、色调和画面整体气氛上与新中国、新时代的气象交相辉映，用视觉的方式塑造了国家形象。另一方面，油画家普遍自觉地深入生活，贴近劳动，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建设家园的火热景象，以丰富的情景和人物形象，书写出崭新的社会气象和崭新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堪称新中国美术的经典佳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视觉记录。
中国油画研究、创作与教学的“三位一体”，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得到了集中体现。通过引进以油画为主的前苏联美术教育经验，通过公派留苏学习与举办马克西莫夫油画研究班，也通过自己组织的油画研究班和组建艺术名家的教学工作室，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教学焕发出蓬勃的生机，突出地表现出将外来油画的经验与中国审美传统相融合的特征，这种油画教学不是狭隘的“写实”，而是在整一的艺术观念中展开朝向深度的探索，体现了将油画进行本土转化的意识，书写了油画新的品格内涵。
三
当艺术家的思想观念被巨大的社会文化思潮所裹挟，他们思考的焦点便不能完全着落于艺术的本体，集体意识超越个性表现，共同主题支配个人旨趣，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得艺术的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油画也突出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中央美术学院在历经文革浩劫之后的复苏，首先表现为艺术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美术学院恢复了工作室教学，扩展了工作室格局，恢复了本科教育，更展开了研究生和高级研修生的培养，几代艺术家同堂切磋，活跃的学术探讨蔚然成风，使油画教育得到了本质上的回归。从1980年代开始的油画创作更是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整体的文化心理，在这个时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创作悄然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原有的传统得到恢复和弘扬，深入生活、反映现实的视角更加敏感，在艺术主题上更多地渗透了画家个人的体验与感受，许多作品与整个社会呼唤人本与人性，歌颂新的社会气象相契合，油画的创新观念在整个油画界扩散，又一次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随着国门的打开，对西方油画研究的视野也随之极大拓宽，新一波出国研习油画的热潮迅速兴起。相比起前辈艺术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走出国门的油画家直接进入世界各地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去寻找那些久有心仪的油画经典，研究西方油画的历史，更聚焦于油画本体的语言技巧。可以说，这个时期对西方油画的视觉阅读，带有更加鲜明的文化选择，也更多地反映了不同画家的艺术性情。区别于20世纪初期被动地接受西方油画的教导，这个时期的中国油画家是自主地选择“导师”，直取真经，加上来华举办的各类西方油画展览，新一代的画家摆脱了从印刷图像上遥想油画风韵的无奈，油画界整体走向“本体精研”的阶段。从西方古典主义的不同学派到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都成为中国油画艺术家借鉴与研究的对象，油画语言的神韵更是成为中国油画家的重点课题，使得中国油画在整体上获得了学术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为中国油画提供了生长与发展的巨大动力，对于一个有着不间断历史的国家来说，贯穿于油画创造之中的思想资源和风格样式也形成深厚的积累。同20世纪初西方艺术遭遇到的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的震撼”相类似，中国油画一直在中西文化新的交汇与碰撞的语境中展开，不仅经历了与传统相比的“新的震撼”，还遭遇到了“来自西方的震撼”，在中央美院油画系不同的工作室，名家导师的授业方式发生了内在的变化，重在引导学生在深研前人的经验的同时，学会独立思考，在实实在在的研磨中形成自己的语言，在观察生活和感受现实上，也更多提倡人的精神品质与表达方式的一致性，教师的作品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主题创作中展现出新的高度，许多在油画研修班学习的艺术家通过名师的指点，在艺术上较快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央美院油画风貌的延展。1980年代以来，中国油画通过探索新的艺术理念和注入新的形式语言能量，以一种不断增长的蓬勃生机，构成中国油画历史上最为丰富的一页，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群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
敏感的艺术家在现实的景观面前敏锐地意识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改观，因此，中国油画的变革没有停顿。在世界的视野中，中国油画仍然保持着专业的教学，“具象”的样式也占据主导，似乎成为一种特例，但这正是文化上的中国特色，是一种有着自身坚守又向外兼容的文化立场。油画家从不同角度切入现实这个巨大的母体所进行的艺术创造与表达，既是现实变迁的亲历者，也是新的文化场域的在场者。无论是运用传统的媒介手法还是融入新媒介、新语言的实验，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在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视觉关联。他们的作品就像一个肌体的切片，充满了个人思想探险与视觉叙事的可能性，也汇成一个巨大的有关“现实关切”的视觉图谱。随着21世纪的来临，全球信息交往、交互的便捷将世界变成一个日益扁平的空间，图像的生成与数字创造成为新的趋势，诱人的图像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视觉陷阱，艺术方式的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边界也越来越暧昧，中央美院的油画群体在新的艺术机制中努力寻求自我心灵和感觉的突围，在作品中有一种被外部图像世界所刺激的探险，也有一种悠游于已有风格边缘的淡定。由此，他们努力创造交互式的视觉形态，从中可以表达自足的想象，但是又与新的文化现实构成一种对话，已经定型的流派和风格不再是他们追膜的对象，而是更多地徜徉在由自己的期冀与发现交混的空间里。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为中国油画家提供了一种整体的场域，这种整体的生机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就像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特别强调将绘画的“风骨”也即内在的结构和语言的力度一样，中国当代油画也在充分地展示着这种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他们对现实批判性地发问和冷峻地揭示方面，也体现在艺术形态上强烈而饱满的语言痕迹，其中包括对物质材料质地的充分运用，在图像结构上强调矛盾、对比、冲突，特别是在作品空间营造和形象塑造中贯注独特的感性，一种综合式的“造境”几乎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油画的代表性风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西方乃至全球艺术的当代转型之后，中国油画家越来越趋向于调转自己的视线，向自身的传统投注深度的观察，将中国的传统思维观念和东方的美学思想作为新的支持，以此实现传统的当代转换与创造性运用。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哲思被转换为视觉表达的方法论，关于物质世界的体验更多地转换为对于形式语言的体认，使之成为作品新的图像逻辑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油画的当代性与中国性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文化寻根的特征与态势。
实际上，“启蒙”、“叙事”、“精研”和“关切”这四个主题并不意味着它们分别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与创作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而是作为关键词，以相互交融、整体贯穿的方式存在于百年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之中。甚至这些追寻和理想至今也并没有结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它们仍然作为油画表达的不同维度，有着深入展开的可能和必要。正由于此，本次展览是对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的一次巡礼，也是一个朝向中国油画未来之路的新的起点。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