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以为的摄影

从广州摄影双年展到北京摄影双年展，我们已经在王璜生馆长的领导下，通过努力，使摄影能够在一种艺术制度的空间之下，推动中国当代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当代摄影如何对中国以及世界进行深入的认知。我们始终认为，摄影双年展，作为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性的、学术性的展览举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深入地、比较全面地展开对摄影的全面认识与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和之前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一样，都是从这个思想出发，推动摄影的发展。这次北京摄影双年展推出“陌生的亚洲”这一概念，确确实实反映了中国当代摄影在学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从某种特定的议题出发来思考摄影。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议题，摄影能够做什么？

在这个议题之下，无论是对议题的阐释，还是通过这样的议题来关照摄影本身的可能性或者摄影的局限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这样一个题目，是不是有可能给摄影本身的表现力和可能性带来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不仅仅只是理想意义上的激发，甚至可能是：引发摄影的破产。

在这样一个具有思想意义的话题之下，摄影能不能做得很深入，或者摄影的表现仅仅显得无力和苍白。因此，它反过来重新激活对于摄影本身的认识。这就引发我们思考，摄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看手段，在回应一个重大的当代问题的时候，它到底能够做什么。所以，这个议题的抛出，某种意义上是对摄影的一次检测，通过检测、甚至是考验能力的方式来进一步推动摄影的发展。

但并不是说，摄影是万能的。不能愚蠢地认为摄影是包罗万象的，认为摄影能够单单通过表面的记录和我们想象的方式就可以对世界做出解释。也许并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认知摄影，而应该反过来说：摄影在这样的一个议题面前，它的无力感是什么？通过有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力感，我们再进一步去认识摄影未来的新的可能性。

二、我们知道的亚洲

同时，这个议题引起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既被关注，又同时面临一种叫做“灯下黑”的状况。也就是说，周边的亚洲国家是什么样，我们并不那么清楚。

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史上，凭良心说，对亚洲的关注，某种意义上还是不够。尽管对亚洲的支持和援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复杂表现，比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但是“亚洲”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如何被视觉化或者说拥有怎样被视觉化的可能，以及“亚洲”作为一种复杂的思想、观念，在近代以来已经被深入地探讨。

比如说日本的刚仓天心，他有东洋的理想：AsiaisOne--“亚洲是一个”这样的观念。然而福泽谕吉是要“脱亚入欧”，这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发的，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幸生为亚洲人，但是我们不跟亚洲人为伍，我们要进入到欧美体系。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的神户提出TheGreatAsianism，就是“大亚洲主义”，是从中国孔孟思想的王道出发。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后来的战争状态，日本发展起来了，战胜了沙皇俄国，孙中山先生恳切地希望，日本不要走西方帝国主义的霸道政治的道路。日本是不是应该和中国联手以王道政治的方式去对抗欧美帝国主义？当然问题指向日本自身，它通过战争和明治维新建立起来了日本殖民帝国。但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政策、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在今天给我们以思想上的启示：亚洲的人民能不能通过努力，不要复制西方帝国主义的这种方式。

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局面，无论是和菲律宾、日本，还是和周边国家，如缅甸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的思想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带来什么样的新能量，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忽略与亚洲的可能的交流，比如说泰戈尔到中国来，我们的诗人都在上海热情地招待他。的确有这样的努力，但是凭心而论，我们对亚洲的关注确确实实没有太多具体的举措。所以就此而言，我觉得这次议题的提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说到“复杂的亚洲”，有多少人知道，伊拉克是亚洲国家，黎巴嫩是亚洲国家，很多人都会把这些国家列入非洲。我们可以做个测试，展览期间也可以做个测试，比如说苏联的中亚地区的国家有多少？亚洲和欧洲的牵扯关系是怎样的，Eurasia是指什么？俄罗斯是不是亚洲国家？（它从来都认为自己也是亚洲国家，它对亚洲的国际事务要发言的——“我有这么大的土地在亚洲，我不是亚洲国家吗？”——）所以说复杂又复杂的亚洲，在这个“unfamiliar”的关照之下，会有怎样精采的种种“视觉的”讨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

这是思想史意义上的一个问题。我们关注的，是它抛出来之后，摄影如何去回应这个思想史的问题，如何去回应这个紧迫的当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