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再复返”
然而，这一切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随着近现代文明不断向中国农村的渗透，乡土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到生产方式，从审美标准到思想观念，几千年积淀的牢固的精神长城不断地在新文明的冲击波中坍塌。曾经使庶民百姓茅屋土房满壁生辉，渲染了清贫的中国农民精神境界热烈浓重的传统年画，在今天还能得到人们热切的眼神吗？那些曾经生意兴隆的作坊和画店还会宾客盈门吗？手巧的刻工画匠们还能依靠年画的手艺养家糊口吗？
在绵竹走了三个乡和七八个村庄，我几乎没有看到几家在屋里贴年画的人家，偶见大门贴一副门神的人家大都是老年人当家，他们还有着对传统方式的依恋，年轻人不但对“驱邪纳福”之类的说法根本不相信，而且也觉得这样的老年画根本不好看；长年从事年画的作坊没有了，我探访了邱本姚、陈兴才、李方福几位较有名气的画工，他们仍在萧条冷落中操持着旧业，但每年的腊月里卖不出几张画去，多是等待工艺美术出口部门的订货机会，而这样的机会稀见又价钱很低，能通过“验货”却很难。之后我在县文化馆一处堆放垃圾的角落里就发现一大卷“落选”的门神，其中就有不少是陈兴才、李方福二人画的。
星移斗转，风水变换，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再复返！
告别与寻找
当标志新的文明曙光的“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人们就料到了传统文化即将在中国新文化模式登台的时候必然退场。随着近百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果真如此——竹子悄不作声地离开了，绵竹年画也说不清在哪一天告别了乡村新春的门户。
珍贵的东西就在身边往往并不觉得珍贵，当失去它的时候才会真正觉出它的价值，这句十分通俗的大众格言用来描述文化转型期人们对待传统民间文化的普遍心态倒是十分确切。于是，几乎在意识到将要失去它的同时，便有人开始了“寻找”……
“谁还会贴一对《双扬鞭》，指望着它来保护家宅平安呢？”
今日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文化上的全面变革，而这个变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个农业的大国，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民的问题。这一变，意味着几千年凝固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结构将彻底瓦解。
“祖国变化真大呀！”这已然是一句用不着说出口来的感叹，全世界都看见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趋向不仅表现在农民进城打工，他们的目标是像城里人一样住进高楼。我在前些年回老家山东探亲时发现，一个古来就是用白石青砖砌房的山村，陡然兴起了水泥墙外表贴瓷片的房屋，拆除废弃的大块方正的石材扔得到处都是，有的村民们将这些石材用铁锤子敲成小石子儿,卖给建筑公司制作新建筑用的“混凝土”；原先木格子的窗户也不用了，换成镶玻璃的铁窗，还在窗户外面加一层钢筋焊结起来的“护栏”；当农村的父老乡亲都有具备了充足的经济能力，家家户户都一定会学着城里安上一道据说连警察也打不开的“防盗门”，谁还会贴一对《双扬鞭》指望着它来保护家宅平安呢？
刚刚向着“现代”奔波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需要某些传统文化的形式例行无法改变的老黄历，比如过年的贴对联、福字和门画。但是我们都发现了，目前流行于全国的这些形式的新品种——一对儿拱手拜年的童男童女，一种花边繁复、色彩艳丽、镂空撒金、工艺复杂的对联和福字，已经悄然代替了传统年画中的这一切，在近些年的春节期间遍及全国。我在互联网上查到，已经有遍布全国的好几家专门经营这种纸品“年货”的公司，他们不但用电脑做生意，设计制作这些“产品”也用相关电脑软件。我曾经有意收集了一些，有许多效果很不错，价钱却很便宜，甚至觉得与其制作工艺的复杂性比较过于便宜，可见他们经营中成本管理得当及其销量之大。
传统民间年画，不只是年画，它们原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生产方式严密民俗生活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失去了，随着我们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心情。
凡夫俗子与文化主流
在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的《中国年画及其收藏者》一文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幅画画着一个骑鹿的寿星，当时（1898年，笔者注）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就读的大学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这位好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很想弄明白它的意思和读懂画上的题词……请教当时在该校任教的一位中国老师，他只是笑笑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凡夫俗子所为，我不愿意在大学里见到这种东西。”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件与1984年到四川成都及绵竹考察民间年画有关的事，当我回到北京，将临摹的四川夹江、梁平、绵竹年画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套作品挂在美院画室里，大部分人看了不以为然，有直率的同学便忍耐不住对我进行言辞激烈的奉劝：“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居然整天鼓捣这种东西，会有前途吗？”其实，当时的“年画连环画系”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成立和存在都是极其艰难的，校内外许多文化艺术的著名专家并不支持它的存在，后来改成了民间美术系仍有种种非议。最终，民间美术以及年画的专业在美术学院风雨飘摇了不到十年，终于烟消云散。
新文化的倡导和决策必定是在文化主流发生的事，而产生搜寻保护传统文化责任和使命感的也必定应该是主流中的文化精英，他们一方面希望社会大踏步地前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将祖先留下来的“遗产”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丢失殆尽。为此，他们中民间传统文化的热心者竭尽全力，但是，搜寻保护的呼吁在匆忙奔前程的进行曲震颤轰鸣中往往被淹没。
幸运与偶然
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四川省群众艺术馆的史维安先生给我讲了他在1960年代收集年画的故事。
1960年四川省拨专款抢救绵竹年画，省里派群众艺术馆和美协的画家到绵竹，在文化馆的配合下，组织年画艺人走乡串里，搜集到门神年画手稿二十多套，木刻版近二百套。
当年4月，搜集工作即将结束，突然喜从天降。一位居民急匆匆找到在街上散步的史维安说：“你们不是要收年画吗，废品收购站正有人卖。”赶到收购站的时候，一批废纸刚过完秤，有200多斤，全是旧年画——门神、年画、神像什么都有。原来是一家倒闭的老纸铺以前的存货，这家的后人清扫阁楼，当成废纸一起卖了。这批纸本年画由省里的画家带回成都，在四川省群众艺术馆保存。史维安先生经常感叹这次的“幸运”：“幸好抢救及时，过几年就是四清和文化革命，这批东西想保也保不下来了。”
那幅由绵竹清末画师黄瑞鹄花费几年时间创作，表现丰富多彩的民间迎春活动，生动地再现当地的民俗风情的巨幅年画长卷《迎春图》，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它成为绵竹本地年画收藏的珍宝却完全得之于偶然。
挽留
在各地的旧货市场上，都有很老的民间年画出现，我在北京、济南、天津就买到百余种清末的作品，倒是没有见到包括绵竹在内的四川年画上市，这也许是四川省有关部门组织收集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的缘故。
在我们为将要流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感到惋惜时，也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该流失的就让它自然流失，该留下来的自然会有人保存，外国人买走了没准比在中国保存得更好。
听见这种声音，我想说：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因为这些东西与我们的精神生命息息相关，因为它是不断孕育滋养主流文化的艺术母亲，为了它的形象更加完整，我们应该尽全力将它挽留在身边。
永远的遗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全国性行动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当时刚任职的绵竹文化馆长侯世武和“靠边”的老馆长黄宗厚马上就意识到，1960年与省里一起收集到的近二百套年画老版有被当作“四旧”的危险，便将它们藏进文化馆厢房的夹墙中，封实钉牢，并相互嘱咐知情的人严守秘密。果不然，不久后就有红卫兵来搜查了，在那个疯狂的日子里，有几车古书和一批文物被抄走，而这批年画老版暂时藏身。到了1968年，西南电力安装大队在绵竹安装高压线路，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把工人安排在文化馆厢房吃住。一天晚上，几个工人打扑克，因天冷找东西取暖，就砸木板墙，砸开后看家里面堆着这么多的“柴火”，于是立即用画版生火取暖。从第二天起，一个姓刘的炊事员就开始抽取这些年画版劈碎了烧火煮饭。黄宗厚、侯世武闻讯后，并无能力直接让工人住手，只好硬着头皮报告了县生产委员会并详细解说这些版的重要，所幸的是很快说通了生产委员会的领导，县人民武装部陈才高带人前往，较顺利地制止了火焚年画印版事件。但是，原有200多块画版已经被烧掉70多块——这是永远的遗憾，也是不该产生的遗憾。这样的遗憾不只是在绵竹发生过，也不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会发生的事。
致用
其实，稍微反省一下便不难发现，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民间文化艺术的收集整理工作实际上一直没有进入严谨、系统的学术层面，也没有完整、有效的科学方法，更没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储存地。
“重视”并不缺乏，1949年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在11月23日就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建国后颁发的第一号中央人民政府文件，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以美术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年画工作队”，他们在“改造”与“创新”的目标之下对传统民间年画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考察与收集，并很快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经验，酿成了一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轰轰烈烈的“新年画运动”。不管是油画家还是国画家、版画家、漫画家，在当时都踊跃参加新年画的创作。
为了配合这场运动，另外还有一个热衷于民间美术的系统是“工艺美术”部门，将“民间美术”与“工艺美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撮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项重要策略。1956年3月5日，毛主席对手工业工作发表了重要批示，他说：“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好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5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行政上归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领导。自此之后，长期主管工艺美术——民间美术有建制的职能部门，实际上一直所属于国家及其各地方的轻工业机构。
以上两个新中国以来与民间美术息息相关的“系统”之所以“息息相关”，都是以“致用”为首要目的。前者之“用”是制造体现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精神产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后者之“用”是制造生活实用的物质产品，而它实际最主要的贡献是长期成为外贸部门出口的“货源”，为国家换取外汇——过渡时期的中国需要资金，但并没有多少可以出口的东西。毛主席制定的以手工业的原始积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的国策，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命运。
这两个“用”，很全面地囊括了社会主义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两个方面，但是，却没有解决“传统民间美术”本身的问题。
博物馆该做的事
绵竹年画就有了自己的博物馆，这在全国诸多传统年画产地当中是一个先行的举措。
关于绵竹的年画博物馆，我没有作过实地的考察，从互联网上得知一些消息：我想告诉博物馆，如果真的有合理的经费支持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等工作的运转，将年画在内的各种民间美术转化成商品走向市场的事情，是不必文化机构来操心的。比博物馆更善于寻找商机的人有的是，而博物馆该做的事情多着呐！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找关于绵竹年画早期的创作、印刷及经营情况的资料，找到了1957年四川省文化局、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局编印的一册《四川省工艺美术资料汇编》，其中有署名魏传义的一篇不到3页篇幅的《绵竹年画调查材料》，文章不长但提供的信息很多，也较为翔实，让我感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考察研究并没产生较有实质性的推进。尽管我也看到诸如“新发现将绵竹年画推进二百年”这样的报道，但至今没有见到具有学术规范的研究结果出来。既然有了博物馆，如果不做这些事情，那就更没有其他人该做了。房子盖起来了，这大概是时髦所说的“硬件”，那些该有的“软件”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让这些“软件”硬起来呢？
书也是一个“博物馆”
当四川绵竹年画博物馆和四川美术出版社的人相继打来电话，说马上就要出这本比较有规模的“绵竹年画”的大画册，要我为这本画册写点东西，我很高兴。
这又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儿——民间年画本来就是一种印刷品，之所以形成版刻的方式，就是因为民俗事象中有大批量作品的需求，重复性地印刷和描绘，能够让同样的作品更广泛地传播。
现在，我们要用另外一种先进的印刷技术将它再度印刷，继而更广泛传播的却已经不是其中某一个品种、某一张年画，而是传达整个“绵竹年画的概念”；书的实际功能也不是为了对应某种民俗事项的需要，而是给与世界一个认识绵竹和传统文化的契机。
那些幸而保存下来的绵竹年画的原本存放在博物馆里，等待着人们去看望它；而这本书也是一个“博物馆”，这个书的“博物馆”把绵竹年画原本完整的“面容”带上，自然会走出故土，走向全国、全世界。
古老的绵竹年画融会着传统与现代印刷术的墨香，将在更新更广博的境界中永驻，展示它不尽的魅力。
整理
比方说，有人对传统民间剪纸的造型感兴趣，就去模仿，现代美术青年学过写生，画人体都可以很准确，模仿民间剪纸的造型表象并不难，但是，这些造型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是否能够在传统的造型原理指导下自主地创造形象？这就难了。
关于传统剪纸风俗的“失传”是无法挽回的趋势，这是因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已经与昨天不同。民俗的土壤变了，古老的花儿无法在现代乡村的土地上开放。
趁着现在花枝还没有完全枯萎，我们应当尽快地去记录整理，尽最大可能保存给未来一份完整些的存档，这存档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它将永远提供给子孙万代所需要的营养。
摘自吕胜中博客：《画乡博物馆书》系列，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