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近彦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承他的家人给我送来了最近出版的新书《讲述彦涵的故事》。我一面迫不急待地翻阅这本图文并茂的书册，在那些一幅幅珍贵的图象前面，心中涌动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复杂思绪：赞叹，激动，悲哀，迷茫，回忆与怀念…但有一个观念贯穿在这些思绪之中：彦涵先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是一位影响了现代中国美术历程的大艺术家。

1982年初，我作为文化部派出的中国美术教育考察团的一员访问法国，在与旅法艺术家朱德群先生聚晤时，他向我：现在国内一位称为“彦涵”的著名画家，是不是他当年在杭州国立艺专的同学刘宝森?他说，刘宝森是他的好友，1938年离开学校出走，是不是后来到了延安，改了姓名?我虽然和彦涵先生同在中央美院任教，也有忘年之交，并且在60年代初还因彦先生的介绍，接受其时任职外文出版社编辑的白炎女士（彦涵夫人）的一部有关古代希腊艺术的约稿。我当然知道彦涵先生是从杭州辗转投奔延安的，但不知道他的原名是刘宝森。回国后，我向彦涵转达了朱先生的问候，他笑呵呵地向我讲述了他那段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历史。后来，朱德群先生访问北京，我也见证了这两位青年时期挚友相互隔绝半个世纪之后，欢聚的情景。

彦涵先生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一路走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饱经沧桑，但正如他晚年所说，受到的苦多于喜和乐，政治运动对他的身心伤害巨大。但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他只记住那些光明灿烂阳光的一面。50年代中期后，在众多场合他语言不多，常处在思考的状态中，似乎在黙黙地咀嚼和消化他经受过的苦难和不幸，而不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影响他人的情绪和妨碍自己前进的步伐。他始终怀着青年时期的梦想，回忆自己在革命大潮中的那些峥嵘岁月，思念那些为中国独立、解放而献身的人们的形象，激励自己用艺术表现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他是延安时期革命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古元等人创作的语言质朴、内容生动、具有时代和民族气派的木刻艺术，是20世纪世界艺术史上难得的精品，它们为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珍藏，为许多艺术史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他为之自豪，但不自满，他要继续发挥自己的潜在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艺术做出新的奉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彦涵的艺术始终没有止步，即使在他受到反右运动磨难的那段困难的岁月，他也忍辱负重，用自己心爱的艺术描写人民斗争的历史，鼓舞人们前进的勇气，抚慰人们和自己的心灵。我曾在他1962年创作的大型套色木刻作品《百万雄师》（现珍藏国家博物馆）前面伫立很久,不仅为作者浸透了自己思想感情、极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所感动,更为他宏大、雄伟的心胸所震撼。那是在他1957年以莫须有罪名被划成右派五年后创作的!还有，在文革前几年,他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揷图,用匠心独运的技巧刻画的众多充满诗意的画面和动人的形象,读来令人心醉。毫不夸大地说,仅凭这些文学作品揷图,称彦涵先生为艺术大师，一点也不过分。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彦涵被划成右派的错案得到平反,他的艺术创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期间，我与他有多次关于艺术创作问题的交谈,他兴致勃勃地说，艺术要摆脱固有模式向前拓展,要大胆发掘传统和借鉴外来艺术,吸收新时代提供的精神资源,充分发挥个性，做无愧于时代的创造。他让我看他的许多带有象征意味的表现性和抽象性的作品,并嘱我为之撰写评论文章。从80年代中期到他逝世前,他一直在进行新的探索,也不断有新作问世。我从他对创新艺术的热情中,看到了他青年时期在杭州国立艺专受到的林风眠学派的影响,也联想到当时“艺术为人生”与“艺术为艺术”的一段争论。其实，那时艺术先驱们都是本着促进中国艺术适应时代变化发出的声音，“艺术为人生”的主张鲜明地提倡用艺术服务于大众，自有其充足的理由和现实目的；而“艺术为艺术”主张艺术的自律，用纯粹的艺术滋养人民大众的心智，其最终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善。不过，在那时的环境下，这一主张有些“超前”和容易使人误解。在“艺术为人生”和重视题材的普及大众的艺术得到充分提倡之后，艺术界出现了忽视了艺术形式语言自身创造原理的现象，这时适当吸收“艺术为艺术”主张中的合理成分，是对艺术向前推进的必然要求。林风眠先生在杭州国立艺专执行的方针，强调艺术自身的特性，用艺术语言自身的魅力启发大众的心灵世界，对青年学子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彦涵晚年的艺术思考和实践，除了他从自己长期的生活与艺术经验中获得的体会之外，与他早年在杭州国立艺专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

彦涵先生晚期带有象征和寓意的抽象性作品，一些是对纯粹艺术形式的探索，一些也承载了他包括革命战争年代所经受的生命体验，具有丰富的人文内容，两者构成了他艺术创作最后一个高潮，也为我国创新艺术增添了风采。

仅以此短文表示对关彦涵先生和他夫人白炎女士真挚的怀念!

邵大箴
2016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