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分会场讨论的两个术语分别是“Creative”、“Misunderstanding”，中文译成“误解与曲用”。不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中，“误解”通常都带有负面的意义，而“创造性”则完全是一个正面的词，中文把它译成“曲用”，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为了强调艺术创作的方法论意义，重点是在一种貌似特殊的将错就错的创造过程。然而，在艺术与艺术史的世界里,“误读”与“创造”或“曲用”相互关联的事例其实是司空见惯的，这些事例持续造就了过去和当下的各种艺术传奇和神话，同时也会反观而成为对于这些传奇和神话的批判。在第15分会场的报告中，我们将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事例，以及对这些事例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阐释，无疑，这将会是北京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会场！
此次大会，我们第十五分会场一共收到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匈牙利、巴西、德国、荷兰、英国、印度等九个国家的35位学者的投稿，其中不仅包括来自各个邻域的知名学者，还有一些在研究中视角独特，论述严谨的博士研究生投稿。论文的主题也涉猎广泛，覆盖了从中世纪基督教的写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于希腊罗马时期艺术理论的重新诠释，欧洲传教士的文字与图像中所留下的对于中国的想象，中西艺术理论比较中的误读，到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的附会与曲解等方方面面。我们在选择此次分会的发言人的过程中，除了看重论文本身的质量以外，也尽可能地放宽视野，因为对于“误解与曲用”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对于人类的一般想象、创造和交流活动的心理、文化和社会机制的关照，这自然也决定了第15分会场将会是一个具有跨学科视野的艺术史研讨的专场。
根据最后入选的十四篇论文的情况，我们的讨论将通过三个小的版块进行。每一个版块将由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首先发言，对于版块的主题进行宏观的论述。
第一个版块着眼于在艺术创作与艺术史写作中“误解与曲用”中所产生的不期而遇的新契机。各种“误读”乃至不期然的“错失”给艺术创作带来了开放性，使得经典与传统在新的阐释中获得了更大的延展性。阿姆斯特丹大学Christa-Maria Lerm Hayes教授直接引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错误乃发现之道途”作为她的报告的标题，她将围绕乔伊斯的文学世界是如何影响了当代艺术的创作观念和方法而展开，特别是对博伊斯的蕴含复杂社会政治元素的艺术概念与乔伊斯的文学作品的关联做深度的阐释。她将谈到乔伊斯对人的错误的宽容乃至珍视，谈到他笔下的人物因种种错误而如此地真实和可爱；在面对言说与理解的鸿沟时，他又如此地注重阐释的开放性，保持了一种对人的创造性与责任感的承诺，一种积极的和负责的对待传统和规则的态度，他相信，文明与谦卑总是可以对抗各种偏见和仇恨，而最终，Lerm Hayes教授认为，乔伊斯和博伊斯的问题，是与我们究竟如何来面对周围世界以及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那些可能是负面的或不期然的事情相关的。这个版块的另外三篇论文以个案的形式对于这个主题做更为深入的讨论：巴西里约州立大学的Roberto Conduru教授以1988年在里约为17世纪巴西反殖民英雄Zumbi所立的一座雕像为例，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讨论这座以大英博物馆的一尊14-15世纪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铜像为模板的Zumbi“肖像”所带来的种种争议。北京航空与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陈绮教授则在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自传与同时期流传的相面术著作的相较阅读后，认为切利尼在自传里通过对于这些著作的引用与曲解来达到自我标榜的目的。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的Francesco Benelli教授的报告将聚焦于文艺复兴时期小桑加洛.安东尼奥（Antonio da Sangallo the Younger）对维特鲁维建筑理论的误读与现代建筑理论的建构的问题。在他看来，误读是发生在事实和对事实的阐释，以及时代的知识视野的局限这两个层面上的，而小桑加洛.安东尼的阅读对于他的时代是准确的和富于创造性的。没有他的创造性误读，以及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的创造性误读，不会有后来的现代建筑理论的进展。
第二个版块重新审视我们在艺术史研究中由误解催生而出的一些叙事模式。在面对一些理论话语系统高度成熟的艺术史叙事时，人们也容易沉溺于其中的思想或逻辑惯性，而有意无意地误读历史。在这个版块中，我们在打破既有神话，纠正一些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将思考如何借他山之石来摸索新的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盖蒂研究院”（GRI）副院长Andrew Perchuk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在题为《超越经验主义：杰克逊.波洛克“壁画”的技术分析和解读》的报告中，将展现一个不同于通常我们所了解的波洛克的创作世界。他们通过对盖蒂基金会收藏的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画作《壁画》的材料和技术分析，发现原先的许多对这幅画作的理解和认识都是不真实的，特别是关于这幅画曾经经过杜尚裁切，代表了欧洲前卫艺术到纽约后的延续性的说法。事实上，这幅画作的创作时间是以数个月计算，而非数个小时，它并非一挥而就的，并且，画幅也从未被切割过，这样一种基于技术和材料分析的对波洛克绘画的新解读，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战后艺术的核心价值具有挑战性的。当然，这个报告同时也提出了当下的艺术史研究中，如何把“学术的艺术史”、“技术的艺术史”和文物保护的科学结合到一起的问题。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张长虹教授，从二十世纪初石涛的重新发现谈起，对于吴冠中在晚年“我尊奉石涛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创造比塞尚早两个世纪”这样的“错时论”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来自美国北卡杜伦研究所 (Research Square, Durham NC)的Krysta Black-Mazumbar博士的研究材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来自十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莫札拉布语(Mozarabic)圣经。其中的一些插画，由于图像上的一些特殊表现，长期以来被学者认为错误百出，反映了其地处边远地区的性质。然而经过细致研究，Black-Mazumbar博士认为这些以往被学者认为是错误的细节却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在信仰与仪式中一些相同的特质，而以往学者的这些武断的误解，反映了学界中一些固有的先入为主。青岛大学美术学院的李彩通过对于整个20世纪史学史的梳理，对中西艺术家与学者在接触非洲艺术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附会与误解，以及艺术人类学和实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做出反思。鲁迅美术学院的线智以《历代名画录》中对于项容和王默的“有墨无笔”和“泼墨”风格的描述为起点，在打破张彦远对于这两位画家的误解的同时，也从艺术实践的校对对张大千，刘海粟，刘国松等二十世纪的水墨画家对于“泼墨”创作的曲用做出分析。匈牙利布达佩斯Eotvos Lorand大学的Viktor Lörincz着眼于20世纪诸如贡布里希，巴克森道尔等大家的著作，检讨其在借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产生的曲解，并尝试用心理学研究中最新的一些成果对于误解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做一个理论性的论述。
最后一个版块聚焦于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误解。国际艺术史学会秘书长、巴黎第十大学艺术史教授Thierry Dufrene提交的报告，将重在阐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究竟是哪些误读造就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其次，在何种情况下，艺术史写作过程中的误读会具有创造性。他将结合现当代的一些艺术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如Harold Bloom、William Rubin、Daniel Arasse、贡布里希以及巴克森德尔等人著作来展开讨论。他认为，现代艺术中，“误读”和“曲用”已成为一种历史，艺术家的种种误读，经常是文化性的，却也创造性地解决了各种视觉表达的难题，误读的历史与观念的启迪和解放联系在一起；艺术史写作中的误读，也同样可能是创造性的，他列举了迈耶.夏皮罗、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梵高《鞋子》所做的不同阐释，其中夹杂各种创造性误读，丰富了这件作品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美学的、社会学的和艺术史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情况在全球化境遇下的交互媒体时代，实际上是颇具普遍性的，对于来自异域的文化和艺术的接纳，常常伴随各种创造性的误读，并成为各种创新的温床。而网络媒体的评论空间的开放，使得社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到作品的意义的生产过程。他们的那些充满误读的意见，也无疑不断地丰富着作品的社会和文化的维度。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妤姝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陈璐的发言，都是以18、19世纪前后欧洲画家的中国图像为主题的，关涉到近代欧洲视觉世界中的中国形象的话题。陈妤姝选取了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绘制的中国主题的绘画为案例，分析其中的真实可信的描绘与误读失真的想象相交杂的中国经验，对于这些中国图像的失真问题，她提出图像失真和概念失真两种类别，反映出早期全球一体化的视觉经验。陈璐所讨论的是19世纪英国建筑师和画家托马斯.阿罗姆笔下的中国图像，她认为，虽然画家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在画作中，借鉴欧洲其他画家的类似题材的作品，并包含了一些想象和误读成分，但是，这些画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风貌。同样，上海戏剧学院的李丹丹博士将通过对于法国传教士范世熙(Adolphe Vasseur,1828-1899) 《中国杂录第二册》的研究，来探讨他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晚清文人所熟知的语言与图像来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流行的西方艺术史和批评理论经典翻译领域里，也是存在类似的正解抑或误读的话题。翻译中的正解与误读及其标准，既是专业的问题，也是翻译者或阐释者的一种自我表达。本次大会云集了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学者，在全球艺术史盛行的当下，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性“误解与曲用”的试验田呢？
文/本场青年主席 胡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