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分会场主题词为“多元与世界”，其英文表述"Connecting Art Histories and World Art"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我们的初衷与愿望。所选论文也都围绕“艺术史、媒介和再现：面向一种后全球化经典？”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
全球化无论在艺术史领域还是历史学领域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近年来用全球化视角考察史学问题的潮流却丝毫没有衰退，反有逐渐升温之势。究其原因，大概源于学者们对经典还有以其为基础而建立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框架的不满与不信任。这里的经典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经典，二是作为研究方法的经典。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在《大艺术家传》（Le vite）中所记述的老大师及其作品到今天依旧占据大多数艺术通史著作的半壁江山，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不但托起了古希腊艺术的崇高地位，也被认为建立了一种现代艺术史的叙述模式。随着艺术史作为正式学科进入德语国家的大学院校，一些借自其他领域或者艺术史独有的方法论逐渐巩固了其学科内经典研究模式的地位，如图像志、图像学、形式分析、断代、鉴定等都是最为常见的一些艺术史工具。
然而这两种经典在全球化框架的语境下却频频因自身的局限而受到挑战，且不论首先其纯粹的西方出身就先天地冒着被指为欧洲中心论的风险，即便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也不断引发学者们的反思。许多人认为一件艺术品或者某一文明绝非孤立隔绝的事物，而是与其他文明通过各种方式产生关联并相互交流影响，因此还用民族国家意识浓烈的经典研究模式来处理艺术史问题显然不够全面，于是他们主张打破固有边界，以宏观视角串联各个地域和多种文化，并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其实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早在上个世纪便已经对学界同仁表达过类似的期望，几年前更有历史学家提出了“连接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的概念，本组“Connecting Art Histories and World Art”之主题也可视为我们就此观点在艺术史学领域内的一次回响，而中方主席曹意强教授作为英国《世界艺术研究》(World Art Studies)学刊的编委，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与此相关的研究与出版工作。
基于这一线索，牵出我组论文三个版块中的头一个——“从民族国家经典到全球经典”(From National to Global Canons)。该版块有四位发言者，他们论文所讨论的问题都从局部入手，又将其置入更为宏大的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思考。Kristel Smentek（European Classicism and Chinse Art）(鉴于大会已组织专业团队提供正式翻译，论文标题我且引用原文不做翻译，以免有别于正式译文，给读者造成困惑)关注欧洲的古典艺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如何同中国进口商品相遇，并由此审视理解中国的古物。Michael White（De Stijl and the Cultural Canon of the Netherlands: Gerrit Rietveld’s Red-Blue (and White?) Chair）则将目光聚焦于当下，通过比较荷兰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美术学院收藏的里特韦尔(Gerrit Rietveld)具有标志性的椅子来阐释其作为艺术品对后全球化经典所产生的重要意义。Gregor Langfeld（Canonising Modernism During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Cold War）试图讨论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冷战期间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态度的转变。而Benjiamin Binstock（A Global Vermeer? The Role of Media in Canon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则借用新的媒介和科学手段对作为艺术史经典的维米尔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甚至有可能动摇他在经典序列中的地位。
承认经典意味着伴随某种标准的确立，自然会遭致权力作祟的责难，但若经典从未存在，艺术史这门学科恐怕早已夭折，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矛盾冲突在某些方面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提供了合理的前提。那么今天又是一个怎样的时间节点呢？用我组外方主席埃娃•特勒伦贝格(Eva-Maria Troelenberg)的话讲，我们身处越过“全球化转向”的历史时刻，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艺术史和视觉研究在此时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她特别强调再现媒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本身一方面充当经典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在挑战经典。媒介在过去可以是纸张、画布、石料，如今摄影、录像、网络、声音、光线也都纷纷加入媒介的队伍，一时间任何可以塑造、承载、传递视觉经验的事物似乎都能被视为媒介。而我们第二个版块“游历之为载体”(Travelling Agents, Travelling Forms)中的四篇论文则分别通过在历史上作为交通要道的地区（曾群凯《平行地理与平行试验:新疆艺术生态中的艺术史式样和实验》），通过旅行者及他们留下的日记、回忆录、笔记、书信和图像（Alejandro Garay, New geo [graphies]: Travelers and their ima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olombia），通过被送往欧洲的中国版画（Matthias Weiß, Gazes That Matter: The European Buildings of the Summer Palace in
Beijing Mirrored in Chinese Engravings and Western Photographs）以及通过经典复制品的传播（Milena Gallipoli, Casting the Canon: Plaster Casts as Global Dissemination Media during
the Long Nineteenth-century）呈现出“旅行”这一媒介，在跨文化和跨地域背景下同经典的相互影响。
既然媒介的形式不拘一格，那么何物是为经典也同样不再囿于传统的定义。随着全球化视野进入艺术史写作，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过去被排除在经典范围外的事物如今也获得重视，甚至被揭示出其埋没已久的经典意义，我们第三个版块“经典的外延”(Expanding Canons)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此版块同样由四篇论文组成，Annette Bhagwati （Reference or Representation? The Impact of S.E.A. (Students Exercise
Artworks) on Canon Formation in Vietnamese Contemporary Art ）以展览图录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并同时观照非西方当代艺术。Andrew Causey（"Primitive" Yet "Civilized": Toba Batak Carvings in the Western Canon of Art）的文章以描述欧洲游客聚集的纪念品市场开篇，提出了非西方艺术在经典的西方艺术史体系中如何定位的问题；陈研（《装帧与经典：十七世纪中国艺术书籍中的蝴蝶装》）由书籍的装帧形式入手，分析版画在经典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Valérie Gonzalez （Today Worlds Collide: 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on Islamic and Eastern Asian
Ceramic Art’s Display Philosophy）通过比较伊斯兰瓷器在牛津阿什莫尔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高丽瓷器在首尔Leeum三星艺术博物馆中的展陈方式，从博物馆学的角度讨论教育功能和美学追求间的平衡，以及建筑、设计与艺术间的竞争关系。
除了以上三个版块外，Thomas DaCosta Kaufmann和Elizabeth Pilliod合作的Ethical Issues in Practice: Forming a Canon for Global Art History一文俯瞰全局，探讨了全球或者说世界艺术的经典在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政治、宗教、时代性、个体、性别、审美标准、全球的关联性、原创性以及受众等等，从具体的个案出发，最后落脚到概括性的理论问题，代表了作者多年来对艺术史全球化转向的总体思考，因此我们将其安排为本会场第一篇陈述论文。在去年9月的CIHA预备会议上，我组曹意强主席和特勒伦贝格主席经过认真研究并交换意见后，从37篇稿件中挑选出14篇会议论文计15位发言者（其中Kerstin Schankweiler临时因个人原因无法参会，并已向大会秘书处正式发函说明情况），于是最终会场陈述论文为13篇。发言者来自于德国、荷兰、法国、哥伦比亚、阿根廷、美国、印度和中国，他们论述的主题、对象、研究方式各有侧重，尽管有的从古典作品入手，有的从当代艺术切入，也有赋予老作品以新见解，但都从各自的维度与全球化后的经典这一议题生发出有趣的关联。我想这种多元的交流格局不只是第21分会场的情况，也是全体21个分会场的共同特点，CIHA2016不仅为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更期待着在现场从演讲者同观众的思想碰撞中收获可贵的真知灼见。
文/本场青年主席 范白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