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邱志杰策划，汤南南、邬建安、汪天稳、姚惠芬4位艺术家参展的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项目即将在威尼斯亮相。本届中国馆主题——“不息”，寓意中华文明（包括中国艺术）的生生不息，以此回应本届双年展的总主题——“艺术永生”。
具体而言，正如策展人所绘制的太极图像的策展地图所显示的，展览在意象上主要以“山·海”、“古·今”两个相互流变与转换的“阴·阳”结构相融和而展开叙事。在这一架构十分“宏大”的时空关系中，则具体化为由2位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和2位当代艺术家在展览中构成对比叙事，并通过艺术家之间彼此“合作”的创作方式和对每位艺术家师承关系的文献呈现，试图塑造“不息”的视觉图像。
“不息”到底是什么？就词义而言，它指一个事物不断生长、没有终止。而在此次展览中，它却被赋予了多样的意涵。策展人不仅将之看作精神、看作意象、也看作过程：“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故事的采用寓意了“不息”的精神；李嵩的《骷髅幻戏图》和马远的《十二水图》两幅宋代古画的展陈构成了“不息”的意象；而对于四位艺术家“传承关系”的列表展示则揭示了“不息”的过程及其所蕴含的秘密。在策展人看来，“不息”似乎有着深远的寓意，即寓意了中华文明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的生生不息，并“要向世界展示出来中国这一套不息的精神”，可见策展人对于此次中国馆展览的抱负和雄心。有抱负和雄心固然好，但关键是这抱负和雄心能否切实地贯彻到展览展示之中，并得到异域观众的认可。然而，如此宏大的架构、意义多元的主题，都很可能会加重策划的难度，而使得展览所呈现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显得模糊不清、晦涩难懂。
本届中国馆展览意在展示中华文明之“不息”精神，可谓与官方“中国精神”的主张不谋而合。据了解，近年来，国家文化机构、国家文化政策也在试图总结和回答这一问题，官方称之为“中国精神”。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及国家、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文艺的政策、文件等都多次谈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一节中就明确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时代表达，爱国主义是中国精神最深层、最根本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而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精神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作了总结。可见，“中国精神”在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核心位置。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展览策展理念的确立是为了迎合主流文化价值取向而有意为之。然而细作比较，则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实际有着很大距离，策展人似乎仍在坚持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试图用当代性去消解展览本身所带有的主流价值取向。策展人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也使得展览始终徘徊在一种既不主流、又不当代的尴尬境况之中。其实，作为国家文化部支持并审核的涉外文化交流项目，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筹办、主题的设定等积极汲取当前国家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精神也是理所应当的。故意遮遮掩掩反而显得“缺乏自信”。
对于“不息”，笔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不息”并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意象、过程，更指代了中华文明某种内在的本质意涵，代表着一种不屈不挠、坚韧勃发的奋斗精神，具有十分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内涵。回溯中华文化发展，在清朝末年以前的古代中国，其发展是平稳的。尽管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南宋末年崖山海战、清朝文字狱等灾难性事件，但对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非是灾难性的，仍可以定性为局部性事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仍在“不息”地传承、发展，尽管这时西方现代文明已悄然崛起，中华传统文明的发展已然走向衰落。自清朝末年开始，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行介入、干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以及走向现代化的痛苦抉择。“不息”的精神在此尤为凸显。
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国内外学界多有研究。一种观点坚持一种“冲击—回应”论，即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文明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另一种观点则提出一种内部生发论，认为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因素早在明末清初便自我生发了，外部的刺激只不过是条件，而非主要因素。对于第一种说法，其结论其实十分明确，因为中国文明即使被迫走向现代化，也从未彻底地倒向西方，走向全盘西化。在一方面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大力整理国故，并在特定情景下努力推动国学运动、民族化运动，如“外来艺术的民族化”（包括版画、油画、雕塑、水彩画等）正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多面向的。对于第二种说话，其实也极好回答，当十九世纪各路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帝国的大门的时候，此时大清所面临的窘境是：没有可供御敌的武器、没有与列强进行正式交流沟通的外交机构（虽然后来设立了“总理衙门”，但皇室对此仍极为反感，最后以至名存实亡）、没有能够与列强交涉并精通外语的外交人才（当时谈判所依赖的是似懂非懂的广东通事）、几乎没有介绍西方列强现代文明的书籍（最早零星的介绍也是自林则徐开始）等等，可谓封闭、自大、落后而不堪一击，面对着这种极端的窘境，实不知当时中国的现代性发端在何处。故而笔者十分同意徐中约的观点：近代中国是一场中国人应对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不息”则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指代了一种在极为艰难的境况下勇敢接受挑战、主动奋斗、力图更新的坚韧奋斗的精神，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中华文明、中国艺术才能走到今天的位置，取得今天的成就。
怀浦/中央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