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7日至15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了“接力——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写生创作展”。这次展览共展出中央美术学院40余位中青年教师新近创作的油画、水墨、水彩、雕塑、公共空间设计等不同类型作品70余件（组）。
展览主题“接力”旨在体现当代美术在思想和学术上对优秀传统的接力。参展艺术家以中央美术学院中青年艺术家为主，突出青年一代对历史的思考和铭记，正如范迪安院长2015年5月8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创作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这次展览既是历史的接力，也是学术的接力”。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虽然时光荏苒，今日的青年人没有对那段历史的亲身经历，但是通过研究历史，感怀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是通过走进抗日战争遗址的“现场”，每个个体都能亲身感受历史的温度。因此，历史的接力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是对抗战宝贵胜利真正的纪念。其次，展览还体现为学术的接力，中央美术学院拥有极为宝贵的创作传统，无数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出自几代艺术家之手，今日的央美教师队伍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继承前辈的传统，从学术上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不断前进，用新的创作向前辈致敬。
中央美术学院拥有关注现实、反映时代主题的优秀学术传统，老一辈艺术家以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彰显了中国美术主旋律。在中华人民抗日历史的图像中不能缺少徐悲鸿的《愚公移山》（1940）、蒋兆和的《流民图》（1942-1943）、罗工柳的《地道战》（1951年）、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等作品。而司徒乔、刘开渠、李桦、叶浅予、吴作人、胡一川、江丰、冯法祀、艾中信、彦涵、张仃、古元等艺术家所创作的不可胜数的作品也曾经在抗日救亡的时代发挥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中，主题性创作在整个文化事业中始终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机构曾经组织艺术家以历史画的形式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进行过成功的表述，创造了一大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国家重大历史主题美术创作工程”实施之后，我国美术界对主题性创作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尝试，更多有影响力的美术作品问世，无论从支持力度、作品数量还是主题范围来看，都有新的突破。其中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也涵盖更加广阔的内容。
早在2014年，中央美术学院就曾经组织力量创作新的抗战题材作品。今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伟大时刻，铭记历史，发扬中央美术学院关注现实、以艺术创作服务人民群众的优秀传统，学院又专门多次召开创作会议和学术讨论活动，鼓励中青年教师重新踏访抗日战争重要遗址，围绕战争中的人、事、景、物，以写生创作的手段，展现中国军民精神风貌。展览表达了当代艺术家对历史的沉思和人文精神的思考。中央美术学院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在美术创作中探索具有时代意义和学术意义的新领域，将民族、国家、社会的历史记忆和个体的艺术追求有机结合在一起，推动当代美术创作的健康发展。可以说，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单纯的美术作品的展出，更是一次有主题的集体活动，其中包括动员、研讨、考察、实践、创作、交流、策划和展览众多环节，是一项“整体工程”的最终呈现。
每一代艺术家都面临继承传统和突破创新之间的矛盾。就抗日战争题材美术创作而言，当代艺术家可能面临着比前辈们更加复杂的局面。他们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在已有的经典作品基础上发现新的视角，挖掘新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还要克服时间的隔膜和经验的不足，透过纷繁复杂的当代话语感受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从艺术家个人的自由程度来看，今天的创作者可能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孙景波，2015年5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创作工作会议）；但这种自主性与前辈艺术家们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意志自觉统一所获得的自由相比，又显得太不自由。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抗战争史的认识也在不断拓宽，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对抗日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城市地下抗日等各种历史事实作出更加公正的判断，基于此，各种有关抗日战争的文学、影视作品大量涌现，甚至出现歪曲、戏拟、编造历史的情况。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如何用真正优秀的美术作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成为摆在每个当代美术家面前最紧迫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吸引创作者自愿加入创作活动，将个人的情感和信念与集体表达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学院首先在4月就将抗日战争主题公开设立为年度科研创作的项目课题，征集意向人选。其次，为了明确课题的主旨，在今年4-5月间，范迪安院长、王少军副书记和学院各部门先后多次召集主创人员会议，讨论抗日战争历史意义及课题实施方案，最终确定以考察、写生、创作的方式开展工作，并确定了创作时限和最终呈现方式。再次，为了兼顾最终作品的整体面貌和多样性，引导作者全面表现抗战历史，学院按照创作者个人的兴趣重点，划定了考察方向，组织了考察小组，建立了微信讨论平台，将个人考察与思考同集体讨论巧妙结合在一起，使得每个创作者始终能够保持创作热情和开放的思路。最后，这一课题的成果将呈现为本次展览，可以说，展览本身成为科研和创作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一件集体表达的“作品”。
通常，有关抗日战争的美术创作大多是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作。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两个概念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彼此始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统的学院观念中，历史画的关键，正如“历史”一词的本意那样，在于对历史事件的“询问”，阐述历史发展的因果，而不仅仅是描绘历史主题。叙事性是历史画的根本。今天，虽然传统体裁等级的约束已经被打破，肖像、风景、风俗、静物等不同体裁都能够成功地参与历史叙事，但是部分创作忽视叙事，以符号代替陈述的做法造成了作品质量的下降。
在实践中，一件成功的历史主题作品往往篇幅巨大，耗时漫长，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更遑论形成展览规模。更有许多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消磨殆尽，难以表现在完成后的作品中，反倒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有时会留下一些富有感染力的、灵活的、耐人寻味的草图和手稿。尤其是在创作者直接面对历史遗迹本身的时候，直观的心灵往往能够和历史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为了把握这种“新鲜的感觉”，把握在“现实”中蕴含的生动和真实。写生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创作的手段，因此范迪安院长提出要进行“提升到创作的写生”（2015年5月19日中央美术学院创作工作会议）。在这次活动中，写生不仅是一种练习，不仅是收集素材的手段，而且直接和创作相关联。参与创作的人员将写生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加以重视，在题材选取、构图、比例、色彩、作品命名等方面斟酌考量，赋予写生作品以明确的历史意义。这种做法继承了20世纪50年代的速写运动，将学院的写生训练和主题性创作相结合，尝试一条新鲜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画创作道路。解决传统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所面临的上述矛盾和困境。
经过充分的讨论，创作者在写生过程中主动发掘现实中的历史意蕴，赋予风景、静物、遗址和人物以丰富的内涵。在考察的过程中，艺术家的历史感受投射到眼前的风景上，凝固在他们的画笔之下。叶南在听说了1942年八路军埋兵岭战役的悲壮故事之后，来到太行山沙河王硇村，她在考察手记中写道：“太行山脉南部山区王硇村地处太行山深处，曾是最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里留下了非常多的革命遗址，有抗日县政府，抗日地下交通站，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的故居，当年适合入伍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尽管有着这样辉煌的红色历史，可是当我们问起村民过去抗日经历时，他们只是像谈及普通的家常一样，某某将军曾经住过他家。直到今天，我们走进许多普通农家，仍能看见屋子的正中间挂着一张发黄的毛主席像。我们怎能不被这样朴素的革命情感所感动!”这段话为《尘封的记忆》做出了完美的诠释。而张峻明选择了一处濒于湮灭的抗战遗迹“黄崖洞兵工厂”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他借助大量的资料对现实中几乎被人遗忘的这处遗址进行了历史重构，在创作手记中他写道：“在构思当中我把马步枪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后来成形的构图中选择了一角，就想通过当年的一些物件诠释一种艰苦条件下打败日寇的信念与决心，启迪后人。开始画时常常被灰色调带入当时的环境当中，刻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感觉在叙说一段故事……”因此可以说《黄崖洞兵工厂》这幅画是一帧凝结了历史和现实的蒙太奇镜头。总之，每一位创作者都对写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将写生提升到创作的高度，而又在创作中保留有写生的鲜活感受。
在筹备展览、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克服了时间和条件上的极大困难努力完成所承担的任务。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如何将个人的思考和历史的判断相结合，如何将个人情感表达和集体记忆的表达相契合。为了寻求历史思考的当下性，摆脱人云亦云的惯性思维，创作者在研讨会和微信平台上围绕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逐步达成共识。肯定抗日战争的历史及其最终胜利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创作中“首先要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同时也要反映国民党指挥正面战场的重大事件，还要反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参与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范迪安，2015年5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创作工作会议）
展览的关键在于保证作品水准的情况下进行周密的展览策划。本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亲自策划，带领着来自多个学科的策展团队完成了包括选题、动员、研讨、筛选、展陈设计等多个环节。尤其在作品创作过程中，策展团队和创作人员多次就主题选取、作品构思、实现手段、表达效果、题目拟定等环节进行探讨。可以说本次展览成功的根本保障来自于策展团队的判断力。
进入展厅，卢沟桥的形象将观众带回到70年前的历史之中，提示了展览主题。观众首先在历史文献部分看到老一辈艺术家经典作品的影像，徐悲鸿、司徒乔、蒋兆和、刘开渠、李桦、叶浅予、吴作人、胡一川、江丰、冯法祀、艾中信、彦涵、罗工柳、张仃、古元、詹建俊等艺术家的作品曾经在抗日救亡的时代发挥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
整个展览由6大板块组成，每个版块都用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笔记和感想文字作为标题。第一个板块标题来自教师叶南创作手记的一句话：“这血色美景应当正是那些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看到的美景。”这部分作品以华北抗战遗址风景为主，卢沟桥的“醒狮”象征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精神，长城比喻中国人民面对日寇入侵时坚强不屈，团结御敌的勇气，太行山点明历史性地点，作品有表现战争旧址的，有对比今夕景象的，有生动的风景写生，有包含情感的速写笔记，让观众在作品中穿越时空，感悟历史。
第二个板块标题是教师袁元的思考：“我画了人们记忆中的延安”， 作品描绘洛川会议、黄土岭之战、新四军等主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场的重大意义；而延安、杨家岭、绥德等地平静的景物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画面厚重的体量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三个板块标题则来自教师苏海江采访抗战老兵时记录下来的一句话：“用一个连的人换下那个山头，值不值？值！”这部分作品主要展现华北地区抗战的艰苦和激烈，作品大多借鉴历史图像，将实地考察的感受和历史情境相结合，呈现战争场面，同时发人深省。
第四个版块标题“诠释一种艰苦条件下打败日寇的信念与决心”来自教师张峻明的创作感想。作品表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价值，在这里观众可以看到淞沪抗战、常德会战、重庆抗战、缅甸远征、驼峰航线等主题，美丽的风景和悲壮的战争历史之间充满了张力。
第五个板块标题是教师李礼的创作感悟：“‘和平’不仅仅是一只白鸽”。在这里有描绘战争灾难的作品，提示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还有许多表现中国军民和抗日将领的作品，画面中经历战争的鲜活个体也许正在慢慢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在艺术形象中获得了永生。
展厅中还包括一个标题为“宛平城充满了抗日战争的记忆与历史”的特别板块，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团队为地铁16号线宛平城站设计的公共空间，在这里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手段感受到现代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并在影像播放厅中看到整个展览筹备的全过程。
展出作品中有附中教师集体创作的《洛川会议》、苏海江的《黄土岭之战》等表现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作品，也有孔亮的《四行仓库》、王汉英的《铁血虎贲》等表现国民党抗日战线的画卷；有孙景波的《烽火岁月——七十年祭》、林笑初的《历史的记忆》等记录抗日遗址风景的作品，也有石煜的《远征军老兵》、廖勤的《拼了》等描写抗战士兵肖像的作品；有白晓刚的《不可忘却的记忆》、王晓伟的《山西左权》等刻画抗日遗物的写生作品，也有孙韬的《一·二八抗战组画》等表现战争灾难的作品；有陆亮的《魔窟》这样记录日军侵华罪证的写照，也有董卓的《聂荣臻与美惠子》这样表现中国军民人道主义的篇章。展览以传统的油画、国画、雕塑作品为主，同时还包括了李礼的插画作品《爱做噩梦的费希里》、崔冬晖团队为地铁16号线宛平城站所作公共空间设计等多种形式作品的展陈。
展览充分地展示了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队伍创作研究的能力，是一次当代情怀与历史风云的“短兵相接”（张路江、宋晓霞，2015年5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创作工作会议），也是“央美学派”新传人的一次集体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