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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华:雕塑何以中国

时间: 2020.11.13

一、引言:一个蒙古族雕塑家对《中国雕塑史》的看法

前几年遇到一个蒙古族雕塑家,他在写草原民族雕塑史。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呢?他的解释是:“你们写的中国雕塑史与我们草原民族没有关系,不重视我们草原民族的雕塑传统,我们只有自己来写草原民族雕塑发展的历史。”对这个问题我和他讨论了很长时间,关于草原民族的界定,草原民族的空间边界,草原民族的历史时代如何划分等等。

这件事引发的思考是,中国的草原游牧民族,理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的“中国雕塑史”对他们重视不够呢?例如新疆的“草原石人”,据目前研究,是突厥人留下的雕塑,现有的几本“中国雕塑史”里确实没有提到,为什么不提,因为不知道该放在那个板块?历来所谓中国美术史的写作,基本上是按汉民族的“朝代”作为时间轴线来划分的,草原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之不对应,关于草原民族艺术的文献资料写作者不掌握,而草原石人是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空间分布在欧亚草原的广大地区,在雕塑史的写作上,最多只顺带提一下。

由此将引发出关于中国现代雕塑的三个问题:

1、“中国雕塑”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古代中国并没有“中国雕塑”的概念,如同没有“中国画”概念一样。)

2、中国雕塑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3、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看,什么是中国雕塑的传统?今天我们如何面对?

二、中国作为问题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是不断演进的,“中国”不是超历史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观的产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观,也就没有中国雕塑观,也就不能形成“中国雕塑”的概念。

为什么古代不讲“中国雕塑”的概念呢?因为在中国古人讲的是“君临天下”、“天授皇权”;讲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皇帝一直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中,而其它国家不过是“四邻蛮夷”,没有一个是能与自己对等的国家,只有自己是中央之国,是天下。

对于中国概念的演变,梁启超有很好的描述,他说传说时代的中国,只是要聚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原;夏商周时代,中原逐渐扩大;秦汉时期,中原真正成了变成了中国,有了中央集权;南北朝时代,中国成为了东亚的中国,中国对高丽、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以后,成吉思汗的兴起和扩张,东亚的中原变成了亚洲的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概念在不断被书写。

台湾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心有一个不断“南迁”的过程,西晋末永康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乱,这三次大的动乱造成中国的文化中心不断南移,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也就是说,“南方”也是一个不断被界定、不断被发现的概念。今天中国的南方在哪里?应该是曾母暗沙,是三沙市。曾经,过了长江就到了南方,后来,到了珠江才是南方,现在,广东、海南也不再是南方。

过去,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的“中国”观早年也是有偏差的。孙中山早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鞑虏不是“中国人”,他要把鞑虏驱逐到哪里去?到东北三省?难道那里就不是中国吗?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共和思想和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这就成了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中国不是汉族,而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

当年反清革命志士谭嗣同在国家问题上早年也是非常偏激的,他眼中的中国只是汉族的中国。1894年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谭嗣同还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如果费用不够,满洲蒙古都可以买掉,可以卖十亿两白银。”

这种汉族中心主义的国家观曾经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三、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重新想象中国

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民族国家观念上的,因此我们要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重新想象中国。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由“天下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由文化中国变成现代中国。其区别在于,传统“中国”是一个依据文化认同建立起来的文化共同体,现代“中国”是一个依靠政治认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前者是封建的、专制集权的;后者是共和的,倡导民族平等、个人平等。

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全民认同的、天下主义的、一盘散沙的文化中国应对一批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挑战。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的时候评论中国人说:“人们静观其变,让皇帝的军队与侵略者作战。”

那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呢?它由如下要素组成:国境、主权、国民、制度、国际关系。过去,国家是皇帝的,他动不动就把土地分封给谁,赠送给谁,割让给谁;或者以强欺弱,任意占领别国领土。民族国家是要在传统的文化、血缘、地域、语言、宗教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历史范畴,一个现代性的共同体。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说:“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体现了新的国家观,抛弃了过去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           

如果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需要建立我们自身的新的主体性,这就是“中国雕塑”、“中国画”概念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在新的国家框架中,回顾我们的过去,梳理我们的传统,重新建立中国的历史叙事、文化叙事、雕塑叙事……

事实上,中国画、中国雕塑概念的流行,正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它伴随的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的现代转型,它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整合中国的传统资源,以便走向未来。

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和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就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传统。面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多次面对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如何在新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中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其实是一种“再发现”。

“只要进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一种‘被发现的传统’,这种‘被发现的传统’其实是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建构’”。(史密斯)所以,“中国雕塑”概念的出现,就是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传统、评估传统、改造传统。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中说:“当我们根据基督日历进行思考时,我们就被限定在某种思想的体系中,把本土的历史看作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是我们忘记了自身所需的话语空间的类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自身的主体性,就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西方时间中,就会失去自身的民族自主性。

这不是危言耸听,黑格尔就曾经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认为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印度“没有自己的历史”

四、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思考中西雕塑的关系

“中国雕塑”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它和中西雕塑的关系缠绕在一起。

“中国雕塑”概念的提出,与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致的,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之后,西方雕塑样式被进入中国,它是中国雕塑还是西方雕塑?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些雕塑叫做西式雕塑,与“中国雕塑”对立起来,这种观点对不对?

我认为不对。

把中西并置起来是一种“现代性”知识。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中,中西关系一直是一对核心的概念,其中,中国的“西式雕塑”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

早期被称为西式雕塑的,有两种情况:

1、西方雕塑家在华创作,例如法国的保罗·朗杜斯创作中山陵雕塑。

2、中国雕塑家用西式雕塑方法在中国进行创作,这种情况占了大多数。

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它把雕塑当作了“主体”,把中国当作了雕塑的“他者”。实际在第二种情况中,雕塑创作的主体是“中国”的雕塑家;而他们所创作的雕塑也是新的“中国雕塑”,而不是西式雕塑。雕塑相对于中国,它只是一个工具,一种表达形式,创作主体变了,这种形式也承载了新的文化、历史、民族、国家内容,它不可能长久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

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从西方引入雕塑不只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样式的问题,而是一个重新建构中国以及建构新的雕塑传统的问题,如果它永远是西方的,不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部分,我们引入何益?

对于把中国传统雕塑和现代雕塑,即辛亥革命后引入的雕塑对立起来的习惯看法,还有三点理由可以对之进行反驳:       

1、历史上,佛教雕塑从西域来,后来成为了中国雕塑最重要的部分;而现代雕塑比佛教雕塑更容易“本土化”;更容易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样式。我们从来不说佛教雕塑是中国的“印度佛教雕塑”。                         

2、中国现代雕塑如果不是“中国雕塑”,那它是什么?我们无法类推从其它西方引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形式,例如,我们不能说开了一个“西式的研讨会”;送孩子去“西式的小学”……

3、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雕塑家的作品拿到西方,西方人是不会承认现代中国雕塑是“西式雕塑”的,它是中国人的现代创造,它只能是中国的。

五、结论:书写好中国雕塑的传统

1、区别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传统文化中国之间的差别,厘清“中国”概念背后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迁,和中国观念的历史演进的脉络。

2、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国雕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老传统”,它是建立在文化中国基础上的“五千年的传统”; 还有一个“新传统”,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上的雕塑,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雕塑,它目前已经成为了新传统。

3、“中国雕塑”是一个动态的、建构的概念,它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书写的过程。中国雕塑只有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才有它的未来。

4、中国雕塑除了面向未来不断创新,另一个方面是不断总结、梳理、想象自己的传统,而一个民族想象自己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书写自己的历史,而在中国雕塑新老传统的研究和书写上,我们做的还非常不够。

5、何为“中国雕塑”,何为“中国雕塑传统”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无法回答内蒙古雕塑家提出的“中国雕塑史”的问题。建立在现代国家意识上的“中国雕塑史”不应该只是汉族的雕塑史,也不应该只是汉语的雕塑史,它需要在多民族共和的基础上,在每个国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疆域,我们的文化成就,我们的历史框架。

6、如何书写中国雕塑史的问题不解决,中国雕塑也无法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重视,没有真正中国的雕塑历史,我们无法与西方和其它民族进行正常的交流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