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与袁运生聊起清初的四王，袁运生告诉我，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有一次看到王原祁（麓台）的一张画，使他深深感动，不仅钦佩其精绝的技巧，更激赏其题跋中所表现的不同凡响的对艺术的思索。这是四十多年来，我所听到的第一次对清初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的赞赏。袁运生当然知道骂四王的人们中，有真知卓见者，如徐悲鸿、李可染，而袁运生则知道更多的是对美术史浑浑噩噩的人，以为只要骂了四王，他就置身于中国画革新的营垒这中了，这与清末戊戌年间咸与维新的人相类，起哄的成份居多。

在艺术上袁运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远行者，这期间包含了他积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和追索，也还包含了他个人命运的舛厄。他面对着美国汪洋大海般的商品市场无所动于衷，箪食瓢饮，也不改其乐。这种颜回式的心灵的快乐，只属于极少数的对艺术痴迷的人。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带回的画都其大无比，显然他没有考虑过有钱人家豪宅的墙面。他画的时候，绝对处于一种大自在的状态，或正如他自称的：“都有一个极端重视即时性和状态把握的特点”。袁运生既快乐而又固执地画着自己认为好的画，而不去画那些社会庸识认为好的画，艺术上的强大者，大体都有这样的明确的、不可动摇的行为原则：虽千万人，吾往矣。

然而，袁运生对中华民族艺术传统的爱恋又是极其令人感动的，而他的爱恋来自他对中国艺术传统的抽象性、精神性和创作状态的心领神会与默契，对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们“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创作准备和创作时那种庖丁解牛或或醉汉坠车的状态大为欣赏，引为异代知音。袁运生的回归绝不专注于枝枝节节上的描摹。在近现代是有不少人先留洋学油画而最后又画几笔不足道的中国画，据称这叫“寻根”、“熔中西为一炉”，这实在是认识上的误区。

于是，我们是很需要对“传统”二字有一个明确的辨析的。传统，质言之，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这其中包括上自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的所有道德、论理、原则、规范、审美、语义、动作、表情等等、等等一切方面的记忆——这就是大不可方的传统。推翻传统的不容易，在于推翻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无穷无极的力量，也不具有在一切领域的思想和学识上的准备，激愤陈辞易、而从容颠覆难。更重要的是这些推翻者们没有做婴儿和洗澡水严格区别的工作，他们对婴儿和洗澡水同样深感愤怒。而袁运生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本来是应该更愤怒的，但他却极精细地研究着传统，热烈地爱恋这快被抛到荒野的“婴儿”。他仔细地参观所有可能见到的中国艺术的展览、博物馆、石室、洞窟，经常看到他对破坏行为的怒不可遏，用他那男低音的巨大声调对这些恶性奉上诅咒。这就是我可敬可爱的老友，智慧而固执的袁运生。

范增

原载《艺术界》2001年3月4月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