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者、寺庙：明清时代的品味领袖》展览于2016年8月10日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开幕，该馆以收藏中国艺术品著称，可能是中国以外最完善的机构之一。此次展览为观众们提供了看到一些脆弱的珍宝难得的机会, 其中一些几十年来从未展过。该展从艺术品生产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个群体的角度探讨了明王朝(1368–1644)和清王朝(1644–1911)的艺术，观众可藉此一窥这500年间所塑造的品位标准。

中国艺术馆高级策展人柯林∙麦肯齐说：“这些奢华的物件为我们提供了对明清时期复杂精致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诱人的一瞥。"这个展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观看以前从未展者过或者很少展出的作品, 包括最近捐赠的两个皇家佛教文物。其一是已故的李∙里昂的遗赠，是非常罕见的红漆镶金佛经封面，另一个精美的镀金青铜绿度母则是威廉∙斯科特的捐赠。

展览中的66件作品被安排成三个部分: 《帝王》展览了皇帝在紫禁城所使用的奢华的物件, 《文人》展示了知识精英的世界,《寺庙》则展示了佛教艺术影响下的建筑装饰、绘画、经书封面和唐卡等等。

皇帝住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前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群。明清时期，官员们穿着上面有代表他们品级的补子的官袍，宫廷仕女们头戴精致的头饰包括玉石、琥珀、珍珠和翠鸟羽毛等多种珍贵材料。展览中最重要的帝国文物是一件罕见的龙袍被称为“吉服”，在奶油色的背景上装饰着九条五爪龙，大约是康熙 (1662–1722) 或雍正 (1723–1736) 皇帝统治时期的。由于光敏感性, 长袍将只展出到1月底, 之后很多年将不再展出。奢侈的宫宴需要大量专门生产的瓷器——而皇家官窑往往采用技术上的突破来产生新的装饰效果。皇帝是热情的收藏家，同时也是画家的赞助人；展览展出了一个由宫廷画家金廷标描绘竹林七贤的手卷, 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劳伦斯∙西克曼直接从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 (1906–1967) 手中购买的。

宫廷风格体现了奢华与富裕, 学者或者文人阶层则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一种与宫廷艺术背道而驰的文化。《文人》部分探讨了主宰了宫廷之外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文化生活。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收藏家一样, 中国文人也收集文物, 但他们的重点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并不偏爱雕塑，而是青睐古代青铜礼器, 如商朝的三足鼎。墨锭也是收藏品, 此次展出了幸存至今的上面有1620年铭刻的墨锭。中心展品是一张桌子，上面有从晚明和清代文人使用的物件，包括一件古老的青铜礼器和文人使用的七弦琴。

学者不仅是艺术的消费者, 而且是创作者, 展览内容还包括了明代最著名的文人画家文征明(1470–1559) 和沈周 (1427–1509) 的作品。文人不仅仅是会掉书袋，他们是诗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和收藏家。高雅和含蓄是重要的美学品质, 而绘画、个人风格、写意性才是艺术价值的试金石，而非现实主义的描绘。高凤翰 (1683–1749) 的绘画是这一美学的缩影。表面上描绘的是五圣峰, 扭曲的比例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花园的假山石。这幅画看起来古怪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高凤翰的身体状况, 因为右臂不能使用, 所以他使用左手作画。展览上最引人瞩目的绘画也许是龚贤的手卷 (1619–1911)，他在明代灭亡以后成为隐士。他完全使用水墨作画, 手卷描绘了险峰河流, 有楼阁建筑却没有人烟。这种荒芜冷寂的景象, 也许反映了艺术家在新王朝的疏离感。龚贤的短皴和点皴惊奇地预示了保罗∙西涅克或是乔治∙修拉的点彩画。

佛教, 在进入中国的公历一世纪就成为大量宗教艺术创作的灵感。佛教寺庙通常位于偏远的郊区, 但在城市也很常见。来自北京最早的明代寺庙之一智化寺的著名的九龙藻井装饰收藏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寺庙馆。然而它固定在原地, 所以不能转移到这个展览上, 但展览中的一个纪念碑式的龙形寺庙屋顶装饰也许能为我们展现佛教寺庙建筑的壮丽。寺庙是保存佛经的场所，这个展览也陈列了佛经封面。而明初宫廷最迷人的一面是它与藏传佛教的互动。3件展品可以展现永乐皇帝(1402 – 1424)所崇奉的藏传佛教：一个红漆镶金佛经封面；一个精致的镀金青铜绿度母雕像，描绘的是一个美丽的手持莲蓬的年轻女子；以及一张描绘五智佛之一不动如来佛的刺绣唐卡。这三作品反映了藏传佛教的风格，与中原传统截然不同, 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艺术当中。

辉煌的瓷器，山水画中笼罩在薄雾下的寺庙，书房内的文人, 身着精美丝绸的仕女——这些都是明清时期中国艺术达到完全成熟的一些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创造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三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文化环境: 朝廷、文人或者士大夫阶级和佛教。藉此《帝王、学者、寺庙：明清时代的品味领袖》展览我们有机会一窥这些 "品味领袖" 是如何塑造了中国文化的。

展览将持续到2017年9月24日。

编译/吴慧霞

文章整合自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官网、《艺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