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1
1980年，围绕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全国青年掀起了一场长达半年多的热烈讨论。从禁锢走向开放，信中真实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对人生价值的迷茫与生存的焦虑，并随着这封来信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的青年人心中引起震动与共鸣。当终于意识到英雄式的崇高与奉献并不真实存在或适用于现实世界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该如何处理，人与生物进化的规律是怎样的，人活下去的价值与意义又在何处？
历史迈过新世纪的门槛，这些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质问与反思却并未消散，只是由于脚下生长的土壤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些关于自我与世界的焦虑与疑问在新时代的潮流中生长出了新的枝桠。一批新的青年也在这样的浪潮中成长起来，他们生于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亲历并见证着社会以历史中从未有过的速度飞快向前发展。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日前于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的展览“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正是将目光聚焦于目前活跃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领域的21位“八零后”及“九零后”的艺术家。展览共呈现包括绘画、摄影、影像、装置、雕塑等传统艺术样式以及生物艺术、交互艺术等新媒介或无法被归类的新艺术实验作品37件/组。展览从四个章节“寓言推转世界”、“亲密关系”、“寻归失地”与“人(类)啊，人(类)! ”入手，试图对这一世代的艺术家进行一次群体性的观察，挖掘时代和社会变迁与艺术家个体及群体之间的相互介入与作用。
1980年到2021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在策展人王晓松看来，“1980年代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分水岭，也是我们与世界再次相遇的时刻，从懵懂、错愕、焦虑中辨认、争论世界为何，到心安理得自我接纳为现代世界的一份子，只不过短短二十年的时间”2，从这个逻辑上来梳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全球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我们开始从他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中反观自我的策略与处境。然而，随着疫情时代的骤然降临，这种全球一体的浪潮被迫中断甚至出现明显逆流，与此同时，物理空间的隔阂反而催生了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时代以更高的效率更迭，进一步将人类拉入了真实与虚拟世界的夹缝之中。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方法与思路：跨学科与新语言介入艺术创作
纵观此次参展艺术家，不难发现多元丰富的学科背景是一大特色，而这也是这一代青年艺术家的典型特点之一。大学扩招、留学机会增多、资讯亦是前所未有的发达，生于八零、九零年代的艺术家有无疑有着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与背景。同时，由于信息、文化及思想观念与整个世界高度同频，艺术家们面对“何为艺术”与“如何做艺术”时的观点与认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基于这样的背景，科技、生物、信息数字等跨学科的讨论与视野也逐渐被艺术类院校专业所吸纳，因而，从院校成长或脱离出来的这一代艺术家对艺术语言的理解与选择无疑更为丰富。另外呈现的一个现象则是不少非纯艺术学科背景出生的艺术家的涌现，在这一类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另一学科的思维与方法对其艺术语言与叙事方式的塑造与介入。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譬如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专业的刘昕在展览中不仅呈现了依据自己的眼泪实验室化验成分而生产的人工眼泪，还构想了一项严肃的太空使命。一个被艺术家命名为EBIFA（Everything Beautiful is Far Away “一切美丽，皆遥不可及”）的自主机械生命体，承载着艺术家的一颗智齿，将被送入太空完成一段表演后再回到地表。在艺术家的构想中，EBIFA的生命由复杂的机电系统支撑着，她将会在零重力中延展，生长，运动。而在返程经过大气层时，她会被冲击成碎片而宣告其生命里程的终结。在刘昕的艺术叙事中，宇宙以一种极为广袤而神秘的姿态包容、承载最终毁灭人造之物，而新的生命或许在残酷的分解中被孕育而出。
刘昕，眼泪系列 人造眼泪，枫木结构，玻璃，水泵，电子器件 尺寸可变 2015
刘昕，脱离 双屏视频 10’49” 2019-2020
从人类的视野踏出地球的第一步起，宇宙的无垠也被纳入可探索的维度中，也正因为人类在探索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脚下的土壤和生命本身的渺小，更多人开始思考个体生命之外的意义与可能性。在这个时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延续上一辈的思潮，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探索还在继续，对社会规律与生存法则的质疑也并未停止，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一批艺术家对生存的焦虑与反思并未驻足于个体与单一社会本身，而将视野延伸至作为整体的人类社群，人造之物与自然之物等更宏观的主题上。在对人类和宇宙未来的构想中，艺术创作的生命力与艺术家的想象力在这一世代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
应当说，由于视野的无限延伸与资讯获取的空前便捷与迅速，成长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的艺术语言与思维方式是极难被归纳的，因为“共同”的创作母题有太多或者更迭太快以至于这种共同性被分解。但换言之，也许“多元化”本身便成为了这个时代艺术家的一个独有标签，也是区别他们与此前所有艺术家的重要思路。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视野与意图：八零后与九零后的艺术家在关注什么？
如果回到展览四个板块的命题，我们或许可以推敲出青年艺术家群体在当下的关注议题与创作意图中的一些脉络。王晓松认为这四个单元主题并行于当代青年的视野与成长历程中，而“问题意识”是其在选择艺术家时所重点关注的。
在逻辑设置上，从入口处胡尹萍的《隔离带》进入，呈现疫情之下青年艺术家是如何反思突如其来的疫情政策对生活的影响，并将思考延续于自己的系列创作《小芳》中。进而，在四个展厅中分别探讨了艺术创作与生活切面，艺术创作与亲密关系，艺术创作与失地，艺术创作与人类未来。从当下进入记忆，从历史溯源走向未来想象，王晓松敏锐地注意到“自我”并非当代青年艺术家的代名词，这一世代的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呈现出与老一辈完全不同的表达，他们在用新的艺术语言的创作，打开了一种新的路径。3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在“寓言推转世界”单元中，陈丹笛子的《罗曼猎手》以网络上的动物纪录片片段为素材，在进行混合剪辑后，让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动物去追逐捕捉处于热带草原和热带雨林地区的动物，由此反思了“人力（权力）”介入并改造自然界秩序的行为，以及人类社会与政治语境中的弱肉强食。在艺术家的创作语言中，网络中收集而来的影片素材是基础，这依托于资讯无数不在的互联网世界，通过对真实资讯的重组与拼贴，陈丹笛子使原本记录真实的纪录片成为虚构，并以此承载自己主观要求的叙事逻辑。
陈丹笛子，罗曼猎手，双频影像，高清、彩色、有声，7‘34’‘，2020
陈丹笛子，热带三部曲，声音，2020
厉槟源的《⾃由耕种》出现在了单元“亲密关系”中，以行为记录的方式反映了年轻一代人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在厉槟源看来，这次行为是自我解救的措施，也是自我与⽗辈所处的现实的一次对话，艺术家试图通过在继承于父亲的土地中来回摔打跌倒这一⾏为来找到三者之间的平衡点，或者挽回⼀些失去的东西，同时想借这个途径来确认其身份归属感。起跳是出离，摔倒则是回归，在这过程中始终都有⼀种⽆法弥补的缺失。“土地”在这里化身成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代际差异与文化隔阂，在不断的碰撞摔打过程中，一种微妙的平衡与相互妥协会慢慢建立，但同时彼此之间也会放弃和留下更多。
厉槟源，⾃由耕种，⾏为纪录，单频录像，2014
失去土地同样意味着失去某种文化记忆与灵魂，但令人欣喜的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群体之中不乏有对这种失落的追寻者。“寻归失地”单元中，于瀛的作品《未完成的村庄》灵感源于真实发生在中国南方乡村的一起土地纠纷，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王式廓的《血衣》一作的草图。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塑造于上个世纪的英雄形象与叙事意图面前，影片通过村民的重新排演，反思了绘画性想象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表演身体和日常身体、表演时间和日常时间之间的关系。
于瀛，未完成的村庄，单通道数字录像，2012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而胡为一的《现在吸进去的灰尘曾经是座房子》（系列）则对废墟与遗弃之物进行了思考。这些城市中的废弃物、烂尾楼、工业废墟等边缘景观被转化为等比模型，与艺术家在废墟中手机的遗弃物组合进行二次拍摄。由于不合时宜的图像组合，废弃之物与建筑废墟以其光怪陆离的姿态再次抓住了人们的目光，这一批超现实主义的“人造”景观被胡为一剥离了原有的记忆与语境，赋予其全新的注意与想象空间。
胡为一，现在吸进去的灰尘曾经是座房子No.28，摄影，2021
在王晓松的构想中，展览最后一个单元“人（类）啊，人（类）”指向当下艺术创作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和未来世界的想象。在前几个单元中艺术家对当下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切入基础之上，这一单元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大多以更为诗意的语言和充满隐喻的表达展现了技术迭代带来不断升级的感官震撼，以及虚拟时空与未来想象中，人类与人类世界之外的空间与文明。
虚拟现实技术与复杂的机械装置无疑是这个议题下的主要参与者，但艺术家周褐褐对生命体与时间的整体想象则以一种极为安静和冷静的方式呈现。“40亿年过去，生命的斗争从未停止，什么也阻止不了。生命就是斗争。”回顾冰川与火山的生命开始之初，再试图预见一万年后生命可能呈现的形态，站在宏观的历史维度中，生命永远在经历着生长、冲击与破坏的无休止循环。
周褐褐，星体头颅系列，收藏级数码微喷，2017
周褐褐，鞘翅，3D打印，2020
当然，总体来看，由于创作生命与周期有限，参展的九零后艺术家的创作脉络及面貌还远不如八零后艺术家全面与成熟，观众能在展览中看到的也多为单件或者关系逻辑还不甚明晰的几件作品，这或许也是展览几乎没有囊括1992年之后出生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原因之一。但也正因为更年轻的艺术家的艺术语言还未被完全构建，在作品与作品、项目与项目之间的不断实验与试错过程中，新的可能性与生命力往往孕育其中，其艺术创作的方向与思维也在其中一点点修正，这或许正是银川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吕澎在开幕式中提到的“正发生在当下的艺术”所承载的内涵。
另外一点值得思考的是，在未来，更为年轻的艺术家群体是否愿意被机构与批评体系归纳其创作与思考？相比于白盒子空间的展览思路与逻辑，公共的、私密的、野生的、甚至地下的展览空间与叙事语言或许更能与其创作相互诠释。有趣的是，艺术家是否愿意以及如何与社会、市场与世界和解并作出妥协并不是这个时代新鲜的立场与话题，但在这个世纪，高速变迁的时代发展与从未有过的广阔视野似乎给了艺术家更大的空间与勇气去挑战权威的话语体系，甚至主动构建自我的叙事逻辑。因此，从此次展览囊括的八零后、九零初的艺术家群体出发，九五后甚至零零后的艺术家与其创作在未来会朝何种方向生长，仍然值得期待。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现场
文/周纬萌
图片及资料致谢主办方
注释：
1.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中国青年》，1980年。
2. 王晓松，“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展览前言，银川当代美术馆，2021年。
3. 整理自艺讯网在展览现场对策展人王晓松的采访内容。
部分作品描述参考展览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