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农村，上世纪70年末，住的老房子也有30多年历史了，屋子被灶熏的黝黑。于是就把一些带颜色的纸贴在墙上。印象最深的一张画就是《马拉之死》。彩色的，印刷质量很好。估计是把《画报》拆开，贴在墙上的。之所以对这张画印象深，是因为和玩伴有过一次争论。争论的主题：这是张照片，还是一张画？我坚持认为这是一张照片，他坚持说是一张画，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因为有过这次争吵，没人的我时候，我经常趴在这张画上看，越看越认为我的看法对。在我有限的世界里，我难以想象谁能画出这样的“画”。

当时很羡慕画得很“像”的画。我第一次“开眼”还没上小学。当时画小人，一个圈就是一个眼睛，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鼻子，一个半圆形就是一个耳朵。画男孩就在头上画几根短线，画女孩就把“线”画长。很概念化！画出来的人千篇一律。姐姐看了我画的小人，说：你仔细看看，人真长得这样子吗？这句话“棒喝”了我，当时情景至今记得。后来就看着去看，画得有点样子了，但是距离我要画的对象，无疑还差太远。当时觉得，画“像”好难呀！

后来好像是在历史课本的彩页上，又看到《马拉之死》这幅画，进行核实，结果别人告诉我是一张画，仍然半信半疑。一直到初中毕业，我没见过真正的油画，所以难以想象这是张“画”。这期间，倒是两次接触过油画的近亲——素描。一次是在县城百货大楼，遇到一个售货员，他正在画速写，把走来走去的顾客画成猪的样子，画得惟妙惟肖。我站在边上看，他看我有兴趣，就和我聊天，原来他是一个屡战屡败的艺考落榜生（文化课过不了）。他拿出他用圆珠笔临摹的五元钱上的炼钢工人头像（原作应该是侯一民先生的作品），大约有10厘米见方，给我一支铅笔，让我临摹。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素描，就照葫芦画瓢，一临就是一个多小时。哪里黑我就画黑，哪里白我就留白。当时很多顾客围拢过来看，好多人夸我画的好！所以心里美滋滋的，记忆深刻。走的的时候，售货员把他画的炼钢工人头像送给了我，还送我一些速写，说有空来找他玩。另外一次是在初三，我在镇上上学，镇上有个名人姓尹，听说多次过了中央美院的专业线，就是文化课过不了。他的侄子和我同班，带我去见他。他很热心地见了我，鼓励我画画，送我一些削的很长很尖的铅笔，还送我一张A4大小的素描头像，让我回去临摹。我回到学校，忙不迭地找了一张同样大的白纸临摹，因为尺幅大，结果临摹起来很困难。加上我用的纸薄（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素描纸），画了一会儿就破了，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所以也记得。两次接触素描，再去看偶尔接触到的油画图片，影影绰绰地知道原来可以画的这么真实。

到了高中，进了美术班，确切地知道了《马拉之死》是张油画。再去仔细审视这张画，也知道了，什么是水平上的天渊之别。中间经历高考，进入大学，学政治教育。再次接触到《马拉之死》已经是在自学美术史的时候。如果说以前纠结，主要在于它是不是绘画？画家技法能力的高低？现在已经开始把它视为“史料“，要急迫的是记住它的年代、尺寸、材质、所代表的主要风格等等“知识”。学累了，偶尔看到它，也会用审美的眼光去享受一会，但考研的急迫很快唤醒我，又去背“知识“了。

到了美院，接触到更多的中外美术史书籍。看到关于这张作品的更多阐释：形式分析的、符号学的、政治学的（支持或反对“巴黎公社“两派的不同阐释让人印象深刻）、文化研究的等等，还有研究《马拉之死》的史学史研究。研究文本的重叠越来越多，作品好像弥散在里面了。

记得朱青生先生说他第一次看到伦勃朗原作的经历：感动的热泪直流，在原作面前待了8个小时，但是最后对自己的这种感动保持了警戒。这里面包含着美术史研究者的理性自觉。面对《马拉之死》，我反过来想：在各冲阐释纷至沓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对“自觉”保持警觉呢？

现在看《马拉之死》这件作品，我主要围绕着“写实”这个概念进行。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创作这件作品之前，在马拉被刺现场画了速写，并很快创作出这件作品，以做为对“反革命”势力的讨伐，对英雄进行宣传。所以这件作品有新闻报道的性质。相对于之前的古典主义、巴洛克主义、洛可可主义画风来讲，大卫的新古典主义画风更加朴素，但又暗合了巴黎公社对英雄主义风格的需要——本来丑陋的马拉被它赋予了一种单纯和神圣。不出所料，这件作品在当时的巴黎引起了轰动。

“写实”和“纪实”一字之差，在当代绘画“观念”介入，纷纷处理图像的现在，绘画和现实（以及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经历过文革绘画的“红光亮”、里希特风格的“平涂”、时下笔触式绘画的喧嚣尘上，又怎么看《马拉之死》和“巴黎公社”的关系呢？

最初看《马拉之死》，我认为是张照片，后来又认为是幅绘画，再后变成了知识，再后变成了文本，现在我更希望它真的是张照片——能够“纪实”。之所以有这样的期盼，是因为现在的绘画更多搁浅在了“风格”上，而这些“风格”的流行或是受某种时髦舶来品的影响、或是学院教育的惯性使然。看似批判的外表下，其实“风格”变成了“华丽的外衣”，它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反思。

所以我期盼《马拉之死》是张照片，一个傻瓜机随即拍到的照片，尽管它也穿着稍显华丽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