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熊秉明先生在中央美院举行讲座，有人问到为何二战以后西方当代雕塑中很少见到人的形象。熊先生的回答很有唯物主义的味道，大意是说，二战后雕塑家没有条件做人物石膏、翻铸青铜像，在城市的一片废墟中，雕塑家只能找到各种废钢铁，所以就用这些废钢铁切割焊接，发展了一代抽象金属雕塑。但是熊先生认为，在这些金属雕刻中仍然有人的存在，那就是人的精神、人的气质。熊先生的解释虽然很新颖，但我仍然未能释怀，为什么世界人口越来越多，雕塑家们却对人物和人体越来越不感兴趣，是不是罗丹、马约尔、布德尔等人已经把人做到了头？这个问题其实揭示了西方艺术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重大转型，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古典主义人文理想在现时代所遇到的重大挑战，那种对人的赞美、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以及由启蒙主义所宣扬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性的主体地位，受到二战后普遍的怀疑主义的质疑和解构，人体的美与个体形象的典型性遭遇到普遍性的人类的困境，不再成为雕塑家关注的重心。虽然还有贾柯梅蒂、西格尔对人的存在困境的关注，汉森和安德烈在六七十年代从真人身翻模，创造出一种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生活与艺术的界限的超级写实主义雕塑，但西方雕塑的主流不再是人体与写实人物。

但是人的主题在西方艺术中从来就没有淡出过。近20年来，西方当代艺术中人的形象大量出现在摄影、影像、行为、装置与观念艺术中，例如贝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组织一大批模特儿在展厅中肃立，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雕塑形式。它表明了艺术作为人的生存状态的呈现，仍然是艺术家所不能忽视的，现代主义对材料与形式语言的关注，只是为当代艺术准备了更为有力的表达基础。近十年来，雕塑艺术中人物形象特别是着色人物形象的出现有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当代雕塑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正在以新的眼光审视艺术史中丰厚的写实雕塑资源。在中国当代雕塑中，隋建国、杨剑平、于凡、向京、瞿广慈、李占洋、梁硕等人，关注现实，以新的方式重新阐释人的主题，可以视为写实雕塑的突围，开拓了我们的思路。

蔡增斌等人作为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学历班的成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与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了他们对写实雕塑的探索。从他们的创作来看，当代写实性的雕塑有着广泛的空间，从高保真的超级写实到不乏戏谑的变形与夸张，从不同的材料到丰富的色彩，只要是面向生活，以人为本，就会有广阔的题材，充分的表达空间。当然，在他们的雕塑作品中，即使是有人的形象出现，也多是提炼出来的类型化与符号化的整体形象，这确实是当代具象雕塑与五十年代以来的写实雕塑的重要不同点。例如蔡增斌的《地铁》与《车展》继承了西方教堂中的彩塑人物传统，但他所表达的与其是人物的雕塑，不如说是某种独特的社会场景与商业氛围，因此，作者甚至淡化了人物的五官刻画，而着重于多人物的空间与戏剧性的场面再现。李忠的《蓝色族群》表达了现代的青年生活，以高度概括的人物动态，非常时尚化地表现了人在当代流行文化与消费潮流中被塑造成的无个性的匀质化状态。林子杰的《人与舟》构思奇特，符号化的人物仰躺在舟中，舟又连续性地下滑，有一种强烈的动势，是上升还是堕落？正像作者在《行进中的动态》这一作品中所表现的两个孩子，他们在高速的滑行中，要保持自身的平衡，这显然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景与赞美，而是表达了现代人在速度化的生活中的处境。比较起来，杨万海算是相当古典的，他老老实实地做男女人体，并将其作品展示出来，似乎习作性较强。其实不然，他将人物名之为《亚当、夏娃》，具有相当的人文内涵，试想，将民工的形象置于高台，赋予纪念碑的形式，醉翁之意岂在人体？叶仄辉的《有灵性》是一件让我感动的作品，它使我想到电影《马语者》中的少女葛丽丝·麦克琳，马与少女之间有着无声的语言与默契，人与马共舞，以身体语言亲切对话，如此舒展与优美的雕塑，是近年来不多见的诗意性的表达，它表现的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方人文理想。也许田喜的《野蛮女友》最具有当代艺术的特质，即表达当代人的交往困境，高度逼真的人物与实物的运用，在看似真实的感受中却有某种陌生感，这是一种现时代的普遍感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与人际交往日益密切，但内心的情感交流却日益困难，这在田喜的《黑白猜》中更为鲜明，在表现伊拉克战争与人质的视频作品的两侧，密集的不同手势具有不祥的气氛，暗喻了未来的不可知。

研究生学历班的这几位青年雕塑家的创作，验证并增强了我的一个信念。对于中国当代雕塑来说，写实性的雕塑不仅是学院里的教学基础，它所具有的绵长而丰厚的历史，是当代艺术家表现时代生活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想一想蔡国强的装置作品《写生课》与《收租院》，我们就可以理解，只要从当代文化的层面反思我们的生活，探索新的观念与表达方式，具象雕塑完全可以对当代生活做出有力的阐释。

200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