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陈曦一直在画画，却很少举办个人展览，但每次展览都是对前面一个创作阶段的总结，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因此，当她这一次个展“逃跑的兔子”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时，惊讶这跟我印象中那个画“中国记忆”电视机系列的艺术家陈曦完全不一样，之后又翻阅文献，发现她刚开始创作时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现主义图景。不禁感概，原来她在绘画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从当时艺术界追逐一种西方现代主义到今天多元、开放的创作表达，陈曦一直以绘画的形式参与着、亲历着，当然也在其不同阶段有着对绘画和绘画性的不同理解及策略。

采访时间：2018年3月23日   
采访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采访撰文：张文志  
采访对象：陈曦

艺讯网：回溯您的创作经历，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一个艺术家正式开始创作，看您当时的作品是一种很表现主义的风格，当时整体是怎样的艺术氛围呢？都追求怎样的绘画呢？

陈曦：那个时候开放还不久，但学院外其实已经很热闹了，涌现很多新的思潮、流派、艺术团体，我当时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四工作室，属于学院里当代艺术实验田的一个状态，那时候我们整体赶上一个突然被打开的状态，大家对艺术都是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都很狂热地在追求自己的创作。但相对来看，学院外的他们更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意识，他们更清楚他们及时吸收的西方是属于什么阶段，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当时所在的四画室虽然是比较开放的，但当时的导师们自己也刚刚接触到现代主义这个部分，本身的经验也不是十分丰富，所以在教学上都处于一个摸索期的状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热情和疯狂，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学习中尽量看外面能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找自己的路，找自己的方向。

其实我比“新生代”要晚几届，很多人也把我归在表现主义大的框架里，甚至觉得我的艺术更像德国，跟德国的表现主义更近。我曾经跟伊门多夫见过面，聊过艺术，也突然发现我跟他的东西很像。但其实我跟他见面的前一天，我都不知道这个人，也没看过他的画，感觉就是撞上了。我们肯定也是潜移默化受一些东西的影响，我记忆中也会去一些展馆看西方引进的展览，我印象中看过很多风格的作品，但我不记得具体是谁，是哪个作品，也没有特别针对某一个艺术家去研究，可能就是大量信息来了以后，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感觉是跟自己天性结合出来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宣泄。

后来离开学校，很快就变得特别个人化，所以才发现跟“新生代”不一样，明显是一种不同的趣味，包括画面语言和关注的视角都不一样。其实我个人在那个阶段，我清楚艺术界整体是非常热闹的，但我自己始终处于一个特别独立的状态，甚至女性主义刚兴起之时，我也没有参与哪个集体去亮相。因为四工作室那种很自由的环境，没有约束我们，所以毕业以后投入社会，我还是一个人找了一个工作室，我就直接面对社会，面对周围的生活，面对大众，我发现我作为一个观察者跟谁都不一样，这可能跟我一直比较封闭的状态有关系。我确实是挺封闭的，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有点拒绝看别人的东西，包括拒绝一些理论，觉得那些东西会影响我，干扰我。所以之前那种状态完全是一个瞬间直线式的、没有思考过滤的过程，完全凭直觉就出来了。你要问我当时为什么总关注这样的人群，其实跟我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我可能都回答不上来。我自己都奇怪那一会就这样被牢牢吸引住，每天都非常兴奋，想进到所有的社会场景当中，把那些人人都看得到的日常景观都装到画面里去，绝对的热情饱满。

艺讯网：那这样一个封闭又热情的状态持续了大概多久？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促成了一些改变？或者导致画风的一个变化。

陈曦：其实时间挺长的，大概一直持续到我第一次个展。1997年，我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个展，就叫“陈曦油画展1987—1997”，在当时的国际艺苑美术馆，差不多把我那十年表现主义的东西做了一次总结，做了一个集体亮相。在这之后我大概沉寂了十年，那十年好像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但每天都在画画，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开始转变。其实这也是源自于天性，因为我表现主义时期那批东西画到了一种极致，那个面貌越画越顺畅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兴奋了。以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独特的构图和色彩，我就想走到它的对立面去看看，就慢慢开始柔化，这其中还有一个过渡探索的阶段，画了一些人体和“澡堂”，聚焦的镜头更近，但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这只是变化中的一个过程。

后来就到了非典那一年，感觉那一年都在画淋浴洗澡的男人体，身体上出现很多泡泡，画到这就开始一个转折，想着脱离现实空间画这些泡沫会怎样，就去拍一些街道场景，尝试把那些淋浴状态的女人体放在大街上，这就有了“皇后的新装”那个系列。这就跟以前表现主义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变得观念性很强，画面也是那种像照片一样的超具象。这个时候的思想和观念就决定了我的创作不会再回到从前了，“皇后的新装”展览做完以后，我就开始酝酿观念性更强的“电视机”系列，做了大量文案工作，研究历史和图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做大量的理论案头工作，再等所有资料都准备充分后，再开始着手去画。

艺讯网：相比您以前的画，之前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场景、一个角度，“电视机”系列是中国记忆，是一个很大众的图像，是集体的文化记忆，这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路的变化？

陈曦：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关注问题的线索一直没有变，只不过以前是一个局部的视野，针对某一人群的直接描绘，变成了一个相对提炼的，从更宏大的角度去描绘，即便是我在“电视机”系列中说的那些大事件，看起来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但这些事件影响的还是这一群人，这跟我关注的社会性主题没有变动，只是角度变了，变得更宏观、更观念性。所以从这个系列开始，我就开始有一种观念性，而且这个系列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虽然很成功，但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它打破了我对以前绘画的所有认识，因为它把绘画完全消解了。从那以后，我还逐渐推进了纪录片，这里面又增加了表演和影像的成分，这对我来说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让我很兴奋。从那以后我可以用给更多的手段去表达，但问题就是回过头来我们怎么看待绘画这件事，这个问题让我停笔了大半年，我始终在想这个事，因为我要再用绘画的手段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换个角度来说，就是绘画对于今天的艺术，对于今天的我，它到底还存有多大的价值，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艺讯网：绘画对于今天艺术的价值，这也是一个理论界经常讨论的话题，西方架上艺术一直处于寒冷的冬天，但也有人在坚持绘画，还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和影响，那您自己面对这种问题时的策略是什么呢？

陈曦：这个事就像你说的，一直有这样的言论，可是它也没有真的“死”掉，而且走到今天你会发现仍然有很多人喜欢这个手段和媒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关联，我们人天性里面跟手绘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就像人生下来还不会说不会走的时候，就会在纸上涂涂写写，实际上图画就是人的一种本能，一旦触及它就会感受到特别亲切。但我也在想，难道我们就仅仅依赖对绘画的一种习惯和情感，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够的。放在我们当下的现实情况，我们把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表达，而且希望它表达得有价值，仅仅依靠这种感情是不够的。我其实早在“电视机”系列后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通过半年没动笔，我已经想通了，我对绘画这个事儿没有执念了，我已经把它作为我武器库里的一件利器，但同时我还有很多利器。我认为这应该也是未来艺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面对我关注的问题，它更适合哪一种方法，我可能就会用哪一种方法，绘画只是其中可用的方法中的一个而已。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会纠结了，也平等了，这也是我对绘画思考的一个态度。

此外，我也有一个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保卫住意识里面的温度感，在今天，我觉得有温度的东西越来越珍贵了，因为大家都在狂热追求高科技、新技术，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我觉得挺吓人的，我对这个有一种恐惧。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更需要这样的态度，比如我今天的展览“逃跑的兔子”就刻意回避高科技的东西，刻意使用看似传统的手段。展览中雕塑使用的木质材料有种原始气息，想以此验证这么简单朴实的方法在今天是不是还有效。同时我也倾向于综合多种媒介，不限制在某一种领域或者某一个方法里面，其实这次展览是我第一次做雕塑，但我一点都不惧，也没有跟任何雕塑家去请教，或者说我没有把它当作是雕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我把所有问题都已经想通了，最终的效果也已经在我脑子里，采用的形式只是一个媒介。所以我不在乎它是雕塑、装置还是绘画，只要是在目前的主题上，我认为是有利的，能通过展览刺激到观众，能让他们有所感触，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艺讯网：是不是“绘画性”一开始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而现在“绘画”只是一个媒介？是利用这个东西去表达自己的一个观念，可以用绘画的方式，也可以用雕塑的方式，或者说“绘画性”可以不在了？

陈曦：还不完全是，绘画性还在，只是说我强调问题的重点，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不是绘画性。你说的绘画性其实也在我想呈现的东西里面，也是希望人们能感受到的，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不足以打动观众，因为绘画最容易触动观众的就是那些笔触、痕迹。所以绘画性在我的创作中不是第一位的，但是存在的，我还是要刻意保留手感上那种很动人的东西，我也觉得这是吸引、拉近观众的一个手段，是一个小策略。很多人把这个东西作为艺术创作唯一性的追求，在我这儿已经不是这样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讨论绘画性变得有点狭隘，在架上和画面上追求讨论绘画性，说的还是个语言的问题，这其实没有什么空间了，即便我画的手感的东西再好，也不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前的大师什么风格没有画过，我们只是画的图像不一样而已。但绘画性是一种可以与人沟通的桥梁和手段，所以在我这儿，我不会单纯为了绘画性去画画。

艺讯网：作为一直以绘画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您觉得未来的绘画会是怎样？

陈曦：现在绘画已经被解构的很厉害了，我们看到年轻艺术家都在琢磨这个事，都想突破这个问题。这个事儿要做还得往前走，所有现在大家都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各想各的招，要根据个人的特殊经验以及诉求，比如我刚才说的，我的思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当然也有的人就在画上往死里较劲，非要在画面上找到突破口，但他的问题不在画上，想说的这个事儿明明可以转换到别的媒介，那样还会表达的更好。现在很多绘画难也是难在这儿，而且显得局面比较混乱。也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走得就是一个解构和破坏的路线，使劲在上面搞破坏，但这也有一个问题，你破坏到什么程度，这个绘画还成立不成立，一个会画画的人故意去破坏一张画，那还不如请一个不会画画的人来破坏一张画，哪个来的更彻底？那一个会画的人和一个不会画的人，画出来两张坏画，哪一张更有价值？这难道不是问题？这会导致很多人觉得画画这事儿是一条捷径，假如以后放在历史的序列中，它的价值有多大，现在都是不好说的问题。

如果是我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比如说我要表达一个问题，我可能用更多的信息和媒介，我觉得这更像我们当下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碎片式的时代，每个人得到的信息都不是完整的，我们要获得完整的知识就得综合其他。我觉得我的创作路径和呈现方式也应该是一个特别综合多元的方式，这也是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