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1919-1996），广东中山人。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陕北公学，1939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学习，后曾任美术工场木刻组组长、美术研究室创作组长。1946年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1949年后历任中央新闻摄影局美研室副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一、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获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等多种奖项。
1943年3月，时年30岁的古元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拥护世界和平大会”，途经苏联时应邀访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城市。7月，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联委员、美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作品参加大会主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会，并被选入《美术作品选集》和全国美协编选的《新中国版画集》。这一年，古元创作了《鞍钢之修复》。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表现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和牛文于同年创作的《丈量土地》一起成为彪炳史册的重要木刻版画作品，生动地记录和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大工人和农民欢欣鼓舞、积极建设新生活的精神面貌。
早在1939年至1945年古元在延安“鲁艺”期间，就创作出了大量杰出的木刻作品，如《运草》《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办公室》《结婚登记》《减租会》《刘丹丹》《人桥》等，其中《减租会》是延安木刻的经典之作。1946年至1949年在华北期间，古元创作《焚毁地契》《发土地证》《恢复》《人桥》等优秀作品。古元的作品展示出新中国美术的革命性、人民性、民族性和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1950年以后，古元又创作了大量表现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生活的版画，如《刘志丹和赤卫军》《祥林嫂》《回忆延安》《甘蔗园》《玉带桥》《给人们甜蜜》，以及水彩画《春耕》《晨曲》等优秀作品。（刘海平）
人民的美术
访谈时间：2009年7月13日
访谈地点：北京三里河古元故居
受访者：古安村（珠海古元美术馆馆长）
采记者：刘海平（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
刘海平：1949年，古元先生参加了在捷克斯洛克举行的“第一次维持世界和平大会”是吗？
古安村：对，郭沫若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美术界只有两个代表，就是徐悲鸿和古元。他的作品在当时还是很被大家认可的。今年是鞍钢恢复建设60周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已经把鞍钢彻底毁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第一步是农业要有比较好的收成。工业方面，钢铁、石油、电力是所有工业建设起步的基础，所以日本投降之前就把钢铁生产厂彻底变成一堆废墟，而且断定，中国人没有20年，鞍钢就不可能恢复。1949年我父亲跟艾青、沃渣等艺术家去鞍钢体验生活，他们当时正在搞土改，后来需要创作一批表现题材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他们在鞍钢生活了半年。他们跟当地工作在一起，对工作生活有了深刻的体会，1949年他创作了这幅《鞍钢之修复》。当时的总路线是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要发展重工业。钢铁是发展工业的基础材料。他把在几个地方收集的素材组合在一个画面里，有工程技术人员，有施工的工人，有高耸入云的塔吊、高炉，使人感觉到是热气腾腾又精益求精，很认真地在做工作。钢铁厂很快就恢复了，一年多就投入生产。
刘：蔡若虹先生讲过“那个年代，在造型艺术方面，古元用木刻刀在木板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就是说古元先生的作品和中国的现代史一步一步是相吻合的。
古：对。我父亲他自己有一句话，他说：“我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想把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年代，在我的画板上留下一些痕迹。“从他1938年云到延安，一直到他去世，咱们国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他一系列的版画作品中，对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作品反映当时的时代，所以力群先生说：“把他的作品串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的现代史。”
刘：《人桥》是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淮海战役期间吗？
古：是1948年，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我是1945年在延安出生的，那时候的我还很小，但我听我父亲说起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创作《人桥》的时候，他被派到东北，在《东北画报》做记者。创作《人桥》的小故事是这样的：从陕北延安转移到东北以后，我父亲在黑龙江省五常县第二次参加了“土改”，我给你读一下：“有一天，他从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报道中说，在双堆集战斗中，人民解放军追歼逃窜的敌军，遇到一条河流横在面前，敌军炸毁了桥梁，妄图凭借天险，阻挡我军追击。英勇的我军指战员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用肩找梯子架成一座浮动的人桥，让战友们踏过去追歼逃敌。读完这篇报道，古元眼前仿佛看到了那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迅即创作了套色木刻《人桥》。”《人桥》这幅作品和他早期的作品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说他突然就创作出了《人桥》这件作品，而是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都有相关的作品，串起来就是一部现代史。还有一幅《运草》，反映的是陕北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徐悲鸿1942年在展览上第一次见到这幅作品，认为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所有人都应该去看。《人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桥》以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有相应的作品。他整个一系列的作品，都是有机相连的。
刘：古元先生创作作品时，经常到现场写生吗？
古：他不完全是写生。他的作品取自于生活的真实场景和事情。他作品中的事件，生活当中真正都是有的，他根据这个主题，进行艺术的再创作。这个作品中，河面上有两个梯子，但实际上可能河面更宽，实际的战斗中战士可能更多，但他的目的，一是要最突出他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二就是让观者一看之后，很快就能领会这种主题精神。1948年的时候，我父亲他们白天还有其他任务，要进行“土改”，而且在战争当中，这种刻木刻的板子，不像在和平时期，想创作多大的作品，就能找到合适的材料。战争期间，他们要跟部队一起行军，沿途看到一块合适的木头，就背上，等到了宿营地停下来，别人都休息了，他们就开始自己磨。这个板要磨得很平才行，两块板，往一起一碰，能像两块玻璃碰住以后那样吸住，然后刻的时候，细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不平，纸铺上去一印，有坑的地方会破，鼓起的地方，加了色彩后它也容易破，必须是在一块很平的木板上，你想表达的时候才能随心所欲地刻，所以整个创作过程是很艰苦、很繁琐的。
刘：创作时间可能很长？
古：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很刻苦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抓住一切时间，尽量少休息，尽量多工作。在每天“土改”和文化宣传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就见缝插针地做版画的工作。平常他对于创作素材和题材的收集是非常注意的。因为很多事情他不一定是亲临现场，但是确实会有详实准确的报道，他就根据这些报道，还有他接触过的解放军战士的形象，再加上他的艺术构思，就创作出这幅作品。其实他从小是喜欢水彩画的。十五六岁开始，他在广东上中学，在学校里看了很多，包括法国的、荷兰的美术作品。那个时候，他崇尚米勒、伦勃朗、达•芬奇这些大师的作品，如饥似渴地借了很多画册看，然后自己画水彩。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就到了延安。延安条件是很艰苦的，水彩画、油画等画种都没有条件画，没有材料，特殊的纸、颜料等条件都不具备。延安处在相对封闭的黄土高原，战争期间，如果从大后方，从重庆、上海向延安运这些绘画材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秘密道首先要运药品，运最必需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在鲁迅先生20世纪20代末把版画介绍到中国来以后，版画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是最好的画种。第一，宣传面宽。刻了以后，可以印很多份，走到哪里印了以后就可以宣传到哪里。第二，材料随处可取。他们用的纸都是延安自己生产的，用马兰草，就是在路边像吊兰那样茂盛的一种植物。在南泥湾，很多荒山野岭这种野草长得很多，它的纤维很结实。在延安，359旅就用这种马兰草自己造纸，叫马兰纸。用马兰纸就可以印版画，油墨就用炭黑等材料自己调制，我们存的一些我父亲早期的作品，就在那些马兰纸上，除了墨线以外，周围都洇了。油调过的那种油墨，时间久了了以后墨就渗出来了，画面上轮廓线周围都是油渍，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没有任何特质条件的情况下，版画是唯一的选择。有了延安“鲁艺”的版画以后，外界对延安就增加了很多了解，在延安也培养出了一批版画家。那时候版画是非常盛行的。徐悲鸿先生说：“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解放区为始。”解放区的艺术，“鲁艺”的版画是很重要的一种。版画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直同步地发展下来，所以到表现解放战争的时候，《人桥》用版画也是必然的。因为我父亲已经在延安积累了很熟练的版画技巧，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了自己想表达的主题，所以这个套色木刻《人桥》是在延安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他在艺术风格上实现了民族化，在政治内容上记载下了中华民族那段曲折的历程，这也是他刻下的他自己的人生过程。
那个时候他没有木刻刀，木刻刀是用炮弹皮自己做的，用炮弹皮自己打磨，打磨以后自己装个木柄。一套木刻刀，圆口的从大到小，微型刀从大到小，都是自己做的。所有的材料，都要自己动手。那个时候他们穿的衣服、纺的线，都是自己做，我爸爸都会。他会纺线，从羊身上把毛剪下来等，他都会做。他还自己种菜、种小米，所有过程都自己动手。
刘：那个时候对人的要求特别全面、过硬。
古：对。要能做生产能手、学习能手、战斗英雄，需要做到哪一样，就要能做到哪一样。延安“鲁艺”的学员，他们住的窑洞都是自己挖的。大家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心里都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理想、这个目标，做什么事情都勇往直前，是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的。那个时代创作的作品，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表现的主题、最终的目标都是很明确的，人的精神也是很健康向上的。当然艺术是往前发展的，不可能老停留在原地，但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主导思想还是应该引导年轻人积极向上。艺术表现的东西，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时代状态的表述。时代会过去，但是艺术留下来了，后来不管多少代的人看到当时的艺术，都会了解当时是什么情况。
刘：1949年，古元先生和别的艺术家，从解放区来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的艺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本人当时有什么重要的想法和转变？
古：他的理想是到了延安以后就确定下来的，就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他们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共产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也愿意为共产主义做出牺牲。他们甚至入党以后要改名字，因为怕连累家人，所以我父亲是1938年入党以后改了名字的。他在广东老家上中学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名字，家人所在广东是国统区。确定了他的信仰和理想以后，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他的信仰的支配下发生的。他观察社会的时候，也希望全民族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在这个前提下创作他的作品。
可以看出来，我父亲表现历史题材的时候，从来没有虚拟的情节，每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道具，都有它特殊的含义，都来自于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如果认真地看、细细地读，就会进入到那个时代、那个气氛。例如《人桥》中战士们穿的棉袄，要表现冰冷刺骨的河水，怎么表现呢？穿棉衣、棉裤的季节，河水肯定是冰冷的，所以静下心来细细端详他的作品，每种色彩的设定、每个人物姿态的表现，其疏密、动感，可以看到战争的一个瞬间，更可以看到人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看到人的勇往直前，从而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他们心中向着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进发。这些战士冲过去，很可能马上就牺牲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有“人桥精神”的战士，才能有今天这样的和平建设。这说起来是大道理，但其实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这是连贯的。从延安起，他就表现翻身的穷人的生活，表现军民为了新生活、新社会奋斗的状态。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父子俩》表现的是解放区八路军进行扫盲、识字活动，《冬学》表现的是利用冬闲的时候，给农民上课。为了表现解放区的新土地政策，他又创作了《减租会》。《军民大生产》表现延安时候的大生产，自给自足。《识一千字》是表现让每个农民在一个冬天，要识一千个字。当时有一种教农民识字的方法，比如教“桌”字，他就刻一张桌子的画，再把“桌”这个字也刻上，印几十张，用陕北的酸枣当图钉，到每家，“桌”字就给挂到桌子上，“灶”字就挂到灶上，“牛”“羊”“娃娃”“窑洞”，这些字像识字课本似的，挂在窑洞里，教大家认字。陕北的窗花很多，人们喜欢在窑洞的窗户上贴窗花，但那里面有很多封建的东西，当然也是民俗的一种，为了宣传新观念，他创作了一整套的《新窗花》，都是用木刻，刻完了印出来，让农民以后就照着这个剪，当做窗花的范本。我父亲对中国民间的剪纸、木版年画等民族艺术的因素吸收、利用得很多。这些新窗花，反映的都是解放区新生活的内容，有夫妻俩一起识字，有小学生背起红五星的书包上学，还有民兵的形象，因为当时是抗战时间。有一张是种树，因为陕北植被缺少，当时就很提倡种树。还有《圈里有了大肥猪》，就是农民家里可以养猪了，这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以前只有地主家有猪，穷苦农民家哪里养得了。这些都是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能够雅俗共赏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当年延安的艺术家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那样的一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状态里，他们的创作是非常真诚和有激情的。冼星海当时就是在延安“鲁艺”后院的一间小草房里，他作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的。
刘：古元先生还创作了好几张跟新婚姻有关的作品？
古：对，因为新婚姻制度是为了解放中国妇女。中国妇女在旧社会是压在最底层的。《离婚诉》是表现在延安，买卖婚姻的旧习俗、童养媳等这些恶俗被扫除了以后，女人可以进行控诉，边区民族政府给你做主，可以解除这种婚姻。
《老炊事员的寿诞》表现八路军中给一个老炊事员做寿的事。因为在八路军里，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一个老炊事员过生日。《打过长江》是与《人桥》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那时候老百姓用各种木船把解放军战士送过长江。1948年这个时期，古元总共创作了四幅表现解放战争题材的作品，一个是《人桥》，还有《打过长江》《炸地堡》《炸坦克》。《炸坦克》中解放军战士英勇地拿着爆破筒冲到坦克上，与坦克同归于尽，这也是一种甘当“人桥”的牺牲精神。
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又创作了一些表现新生活的作品。有一张是《扫雪》，他很喜爱那时候少先队员们的生活和状态，上面的小女孩就是我。那时候的少先队员都是自发地主动去扫雪，那个刚好下雪了，我一个人在门外扫雪，他就根据当时对我动作、状态的观察刻了这幅作品。《北海之冬》，表现的是北海公园里的景色，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北海公园很近，冬天他会带我去公园玩，有很多人在滑冰，这个靠在栏杆上看的小孩是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形象。那时候人们都有很好的劳动意识，但除了工作，也会有正常的休息和娱乐，《北海之冬》表现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人们的那种状态。
刘：您能谈一下您对古元先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作的理解吗？
古：我觉得就是他在《自画像》上题诗所写的那样：“南国一孺子，陕北求真知。不觉已白首，愚叟志不移。”我父亲这一生，“求真知”的信仰是贯穿始终的，从没有改变和动摇过。这首诗是他70岁时画的一幅自画像上题的。他一生做事都非常认真，并且有着很崇高的信仰，就是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在艺术上很刻苦、很勤奋，总是抓紧一切时间来创作。他从广东到陕北延安的时候，18岁，为的就是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他们那一代人有坚定的信仰和理想，为了追求理想，什么苦都能吃。当时延安物资匮乏，什么都要自己生产，自己动手做。我父亲他们完全没有这些画要值多少钱这样的想法。他的版画由周恩来拿到国统区去展览也好，徐悲鸿收藏他的版画也好，或都是把他们的版画赠送给国内外的记者，都是没有钱的。他们也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一切都是在为了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至于说到他的艺术追求，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几句话一样：“我的艺术追求，就是把我的经历的这个时代，以美的形式，给人们留下一点记录。劳动人民是艺术的主人，我们的艺术应该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中，时刻想着广大的劳动人民，这就是我对艺术的基本观点为。”
《十月的喜讯》是1976年的作品，表现的是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下放干部在“五七干校”里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地互相祝贺，所以这幅版画上月份牌是“1976年10月”，两个人是干校里的知识分子的样子，那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形象。他的作品里从没有虚假的东西，作品里的每个道具都有真实的意义。这是在干校里他们睡的大通铺，桌子上是四本《毛泽东语录》，是当时每天都要学习的。还有小马扎，因为在干校里，一声令下，每个人都要拿着小马扎，到操场上集体学习《毛泽东语录》。墙上是他们在干校里劳动用的农具和草帽，帽子上写着“五七干校”。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下一幅创作的作品是《初春》，祖国的春天到了，严冬过去了。人们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欣欣向荣的春天来了，这也是对当时人们心情的表现。
他的创作主导思想始终如一，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美好、幸福的新中国。“文革”的时候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很多人都是感到绝望的，但他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因为他有信仰、有信心，所以才能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从美的角度来表现生活、表现历史。因为他心中始终都相信人还是有希望的，任何黑暗、苦难都能够过去。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给人们带来希望和美好的东西，不能夸大、扭曲生活中黑暗丑恶的东西，艺术作品要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他最后一幅版画作品《骆驼赞》是他的收笔之作，之后他身体不好了，不做版画了，做不动了。以后他画了大量的水彩画。他去世时，很多报纸发表讣告时，都用的是这一幅作品。作品上的题词是：“负载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严寒风旱，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这是他一生追求的写照，也是被大家认可的。
他的艺术追求始终如一，把他经历过的时代，从健康、向上的角度，从充满美好希望的角度，奉献给人们。他的感情是人民大众的感情融为一体的，是完全忠于人民的，所以他才能始终都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心始终都和人民在一起。他很了农民，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只有真正对农民动了感情，融入他们的生活，把自己变成农民的成员之一，才能这么热爱和表现他们的生活。我认为艺术作品过了50年、60年，仍能被时间、被历史记住，才能证明作品是优秀的，不是昙花一现。一个艺术家，有眼光、有胸怀、有持久的追求，才能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不是仅做出一件作品，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长久地创作出众多的优秀作品。
我是学勘探的，一直不在北京。1995年父亲生病了，我请了9个月的假陪他。他平常不太爱说话，是一个内向、幽默的人。他生病的时候和我谈了很多，谈他心目中的美、心目中的丑，谈他的艺术追求，我才真正了解了父亲。他的艺术从来没有功利之心，从来没有过值多少钱的概念。他所有的画是他内心的一种需要，是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感动。不虚伪、没有杂念，这是他的作品有生命力的原因。
刘：您现在是古元美术馆的馆长。
古 ：咱们国家的大众对美术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提起古元，有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个古元美术馆建了以后，让观众一进馆，就先看到他的作品，大概知道古元是谁。我们捐献了版画106幅、水彩画70幅，还有一些书法和朝鲜战场上的一些速写，以及一些画册、照片，还有他获得的“新兴木刻杰出贡献奖”的奖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父亲的这些作品。
来源于：《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60年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