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既目击了中国当代历史，也目击了她和她女儿作为个体的生活。把她和中国的故事一个挨一个的放在一起，不仅在视觉上也在理论上建立起相互的关系。通过这些作品把集体和个人的记忆纠结到一起。在中国大陆，现行政治严重的改造着历史。因此，这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保持长期流动性的相当易变的结构。
对图片的使用与绘画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产生关系。风格样式的理论支撑来源于喻红所接受的训练。绘画属于重建，记忆和想象的领域。摄影正如Roland Barthes在Camera Lucida中写的：“机械地重复那些永远可不能重复的存在”。它再造现实但又并非它原有的意义。对于画照片，喻红既强调她作品的现实性，也强调给作品赋予含意。“对我来说，有一个装满形象的相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选择照片和描绘照片的过程中，我才会把记忆和情感放进去。”当画自己照片的时候，她把自身和意识重新溶合在一起，与Barthes 确信的摄影的核心完全背离。
把表现喻红和刘娃在同一年龄——两岁，四岁，六岁的精彩场面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家的基本观点。她们两人都是小女孩，大声尖叫着，在公园里玩耍，去上学。然而，迥然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铸就了两个个体完全不同的命运。
喻红1966年出生于北京。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她的父母给她起名为“红”（红色），一种弥漫着强烈革命热情的色彩。“喻红两岁”穿着皱褶裙子，佩戴着两个毛像章；一个小的，一个大得不成比例（图1）。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被复制在像章中心。闪闪发光的彩色花瓣像太阳光一样环绕在周围。从这个小女孩愉快的表情和自信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对这个饰物十分自豪。“这个像章非常漂亮。” 喻红说。“那时一个在我妈妈工作的出版社里干活的印刷工特地为我做的。”一张选自《人民画报》的图片标题是“庆祝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出版”配在绘画（图2）旁边。详细说明并强调了这个纪念章图像的重要性。图片中的庆祝聚会参与到年幼的喻红天真的兴奋中。
喻红的妈妈手拉着女儿并没有流露出同样的热情。她自己是一个画家，一个知识分子，高振美对当时的政治热情做出的表示只是戴着一个和喻红一样的小像章。她皱着眉的脸上，充满了忧虑和不安。喻红为她硕大的像章而骄傲地走着，而高大的妈妈却本份地戴着一个小像章，这中间的矛盾显示出人们因各自不同的生活和历史地位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喻红来说，文化革命是她认知的全部。但对于她，1940年出生的妈妈来说，这只是必需忍受的毛时代中国纷扰历史中的另一个章节。喻红正在为像章的外在美感而兴奋，而另一方面，妈妈除了叙述图解的含意之外，什么也帮不了。
与之相对比的是“刘娃两岁”，流露出一种肯定，平静，也有些满不在乎（图3）。这是1996年在喻红画室里的景象。在毛主席巨大的画像背景前，刘娃躺在现代办公沙发椅子上睡着了。 “这幅画像是文革时期的，” 喻红解释说。在毛泽东个人崇拜顶峰时期，每个家庭都有一幅这样的画像。毛主席被尊为伟大领袖和楷模。刘娃不能不关心。对她来说，他只是画像上的一个面孔。像在她的很多作品中一样，喻红加入了反讽的一笔——一个红靠垫，刘娃就睡在上面。这个小女孩舒服地躺在革命果实上。
今天的革命成果，在过去是资产阶级恶魔。和“刘娃两岁”相配的图片选自《人民画报》（图4）。这个图片特写了北京近郊新建的别墅区。“住这样的房子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喻红说。今天资产阶级的渴望和喻红小时候整个城市乡村的社会公有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对比。可以肯定，如果毛知道刘娃在梦想什么，决不会和她在画里一样轻松悠闲地休息。
“喻红四岁”时是1970年（图5）。这个小女孩左手拿一朵花在大声尖叫。又一次戴着毛像章——虽然这次的大小更正常——站在石柱脚下，这是守卫在紫禁城门前两个特殊石柱中的一个。从这个环境来看，这是对狂热地背颂“毛主席万，万万岁”颂词的一种短暂心理转变，欢呼声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名红卫兵们中间回响。选自《人民画报》的图片与画之间的联系也同样成功。照片是成群的红卫兵，每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政治狂热中。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小喻红惊人的相似。虽然原因不同，但红卫兵和喻红都处在高度的幸福中。当红卫兵为他们热爱的领袖狂欢时，喻红在为她自己的生活而庆祝。
绘画的构成结构奇妙地出人意料。小喻红站在那儿，与画面的直边平行。与之相关的巨大大理石柱像是要倒下来。中国历史——这些柱子是基本的象征——在那时正处在动荡之中。这个国家正在全面混乱的边缘，就像这个高耸的石柱可以把这个小女孩压碎，而她却随时都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中。这是个预兆，几个月后喻红的父母被分开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通过这个柱子，喻红把焦点集中在历史的不可知，不可控和它们与个体的冲突上。同时，它明显地向中国中心世界暗示一个小女孩在那个时刻正在成长起来。
与喻红相对隔绝的成长过程形成对比的是刘娃所经历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和她成功的有资金基础的父母。“刘娃四岁”描述的是1998年全家在埃及旅行。这期间她父亲正在西班牙休假，因此全家可以一起旅行。在“喻红四岁”中，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站在古代文化纪念碑和象征符号前。就像喻红垂直的身体与石柱相呼应一样，刘娃姿势的三角形也与金字塔的造型相呼应。这是一种适当而非沉闷的关系。然而大理石柱高耸入云在喻红之上，而刘娃的形象却使这些巨大的金字塔显得矮小。既使狮身人面像的头部也比刘娃的小。与其说这个古代建筑在充满威慑力地压迫着她，不如说是在支撑着她。刘娃看上去像要飞起来，像要被把她裙子轻轻吹起的风带走。这幅画的气氛里显示出有限的自由。
与此对比的是《解放军画报》的图片，消解了正面的声音。它描述的是1998年夏天蹂躏中国，影响两亿四千万人口并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大洪水。这不小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造成的死亡惨案。当埃及巨石建筑正在瓦解着过去辉煌的遗迹时，“钢铁长城般的解放军战士”——就像图片的标题一样，正在创造着人间伟业。今天，前者是一种愉悦和消费的对象，而后者是与无数现实生活作斗争，保卫宝贵耕地的工具。喻红没有机会逃离大灾难的现实。今天正在与国际接轨的中国能够确保在洪水对农作品造成破坏时，不至发生普遍的饥荒。这种国际化的环境使刘娃渐渐地成长起来，有可能探索长城以外的世界。
“喻红六岁”是1972年，被毛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政变失败后（图8）。这时，喻红刚刚从和妈妈一起呆了两年的郝家府回来，这个村子是高振美“下放”接受劳动教育的地方。妈妈的痛苦经历被喻红很好的隐藏起来。她陶醉于英勇，正直的英雄宣传故事。这种情绪准确地在绘画中反映出来。喻红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家里的书桌前。占背景绝大部分的是宣传画“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喻红抬起头，目视远方沉思。很明显，这个女孩并不是在解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我总是梦想着怎样成为一个女英雄，我是一个好梦想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回忆说。
选自《人民画报》的图片和画放在一起。毛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查德.尼克松会谈。在平时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孩子们接受的是鼓动他们去消灭资本主义恶魔，而政府却不知羞耻地接受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谈是领导者与革命的背道而驰和道德腐败。当毛与尼克松诚恳地一起品茶时，喻红正在扮演着她自己的铲除一切敌人的革命角色。增加讽刺意味的是，毛的面部表情与喻红的几乎一样。他们是在想同样的事吗？喻红明显的地暗示出尼克松访华的历史结果一定会影响她的生活。
“刘娃六岁”和“喻红六岁”形成鲜明的对比（图9）。在2000年，观众不会看到一个梦想着扮演未来社会主义英雄角色的小女孩，而是一个精力充沛，在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乐此不疲的孩子。“刘娃不知道任何关于革命的思想，她只知道无忧无虑的快乐。”这个女孩的形象占据了整个画面。她站在草坪上，热情地抱着一个大足球，好像在说“如果你能就来拿吧。”刘娃也像喻红六岁时一样在面对观众时并不躲闪。她盯着照相机镜头。一条长长的影子投在草地上，这是站在观众这边有利位置的摄影者留下的。可能是他，也可能是她，一种直接的互动被创造出来。
与这幅画相对应的图片选自《上海画报》，这里的人们正在做着休闲活动（图10）。他们在一个小街心公园里锻炼，这样的公园分散于中国各个城市中。健身已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首选。能够付出时间，敢于从事这种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意味的活动也是一种现代奢侈，它能获得人们的惊叹。这个老女人正在劈叉，与画中刘娃在休闲时流露出的同样的高兴快乐和无忧无虑的幸福相呼应。特别是在休闲是，明显地呈现出历史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影响个体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在喻红差不多30年前的革命计划中是不允许发生的。
总的来说《目击成长》记录了两个人的成长过程。对喻红的描述含有自我反思，而刘娃的是记录自然。在这两个个案中，喻红保持了在观察和描述人或事时远离中心的有利位置。通过聚焦于女性而非男性的家族血统，喻红挑战了父权制。在这个系列中，叙述者（喻红）主人公（喻红，刘娃）配角（喻红的妈妈，妹妹，姥姥）都是女性。喻红把一个出色的女性对世界的见解展现给观众。有一点非常明显，这个系列的舞台装置是由男性成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设计的。
在历史的结构中，女性生活通常只有在与她们的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对照中才能被直接接触到。喻红展示了一个被外部世界迅速影响的女性生活。她的女性们所做的远远超过顶起半边天；她们不需要男性支持坚定的站在那里。作为一个艺术家，喻红以她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她丈夫——著名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小东——的支持而存在。虽然他们两人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和他们的艺术是完全不同并且相互独立的。
《目击成长》的每一幅画在大框架下都是微妙而感人的。喻红有意回避喧嚣社会环境的声音——她的当代中国同事们趋之若鹜的——而是关注与她自己的经历和优势。通过个人的多棱镜，去看待社会并涉及曾经在某地某时影响过她的事件。《目击成长》带领喻红的观众踏上自我反思之旅。用如此直接和私人化的方式把个人经验和世界观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几乎不可避免地去思考自己的境遇。虽然是聚焦于她自身，但喻红却将其拓展和延伸。她的作品并不是一个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的孤岛。“绘画是我交流的最佳方式，通过它们揭示出我的所思所感”。
——原载《艺术》杂志 200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