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王少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
采访人：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吴：对您作品的期待是由来已久的，有如期待打开一坛沉封多年的美酒，我想这是您长时间积淀的一次迸发，那么先从您创作的迸发开始聊聊吧。
王：提到这个问题，如果用“迸发”这个词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原因，它有一个线索，是我这些年深藏在自己内心的一个动机。如果说现在出了这些东西，与以往我的作品来讲有很大变化，我倒觉得它内在的线索上是有相关性的。我做这些作品是很有理由的，很自觉的。而且创作出来一两件以后，我感到很激动。这么多年我没有过这种激动了。
吴：我们在您的作品里很清晰地看到您对传统追求，我们看一个个人物的时候，他们的特点，其实不是简单地看穿对襟衣服的就知道他是中国人，其实他们的形象我们直观去体验是一种不中不西不南不北这样一个状态的人物，很中国而里面又有好多很“洋”的，包括运用的手法，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方传统雕塑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它说的好像又是这个时期的事，这可能是一种矛盾，也可能是一种融合，想听听您在创作中是以一种什么状态表现的。
王：你这个观察是很到位的，很细腻的，对此我特别有感触。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我受的教育是学院式的教育，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一种审美体系，特别是雕塑，当然是一定会有这种痕迹，没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我的态度就是并不是想宣扬一个打倒一个，我倒觉得如何比较智慧的、真实的来反映这个社会，从自身来看这个社会，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艺术核心的目的。那么从造型艺术来讲当然它本体的价值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作为一个专业来讲你自然要研究技法、形式，我这里也借用了中国传统的色彩、造型，这个就跟我们学西方的造型、解剖是一样的，我的意识当中没有刻意地要把它区别开来，我倒觉得只要是有用的，你都可以拿来采用，只不过我现在觉得我缺的最多的是我们本土的语言体系。因为你表达的核心内容、核心精神不是西方的，是本土的。我个人的感受是，我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一个陌生的东西。终于有一天我关注它、认识它，突然发现我是母乳没怎么喝，挺恐怖的。所以我现在有一种紧迫感，这不是说一种商业动机，我觉得这是一种补钙。
吴：看您的作品我已经慢慢忘记您是一个雕塑家，不是以雕塑家的身份去创作作品的状态了，而且我感觉这批作品是不是雕塑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的理念建构起来的这样一个行为。
王：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是很明确，无论是从我个人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的认识来讲，比方说我的身份现在是教师，我对待学生，都有这么一个主张，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无论是你的形式也好、风格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借鉴来的多种因素，你首先围绕的核心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把艺术引入一种功能化的东西，我觉得它一定要有这个核心的内容，现在时髦话叫观念，或者叫理念。那么我的作品比较明确地说，首先是在追逐一个理念，这个理念绝对不仅是雕塑本体的，更是人文的，无论哪一件作品里面都有我一个很明确的意向，这是我的一种生存观，或者叫哲学观。我在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更有哲学理念的一种人文的思考状态。我只是通过造型给人一种意向，比如说人物的形态刻画，是想表达人的一种境界，或者我管它叫人的心智的境界，如果再让我说的明白一点，我是想把现实当中一些琐碎的东西滤掉，追求中国人的更高级的一种思想，我的一切手段都在围绕着这个理念在做。
吴：其实你是把生活中的一些“重”去掉，把那种“轻”的东西提出来，其实这是用雕塑语言很难表达的事情。因为雕塑要有分量感，这是上学时候老师经常教的，我们要追求形体的完整性，拳头的力量，有分量的东西。如同写书法写得好叫“入木三分”。而这些作品让我看到了雕塑中“轻”的一面，我们感觉到不能承受的是它“轻”的价值，一种对出纸三分的追求。包括颜色，很雅地画在形体之上，加强了“轻”的感觉
王：在最初我上颜色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犹豫，尽管我知道自古以来，包括西方的、东方的雕塑本身绝大部分是着色的。尤其是古代雕塑家，对他所看到的事物是绝对不会回避颜色的，那是太醒目的一个成分了，他怎么会滤掉颜色呢？只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历史的、自然界的对雕塑的洗礼、侵蚀，使颜色褪去了，后来的人们会觉得这很美，它变得更本质，或者雕塑的形体变得凸显了。可是我觉得这种美是后来人们发现的、或者总结固定下来的形式，原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再上颜色，我觉得这不足为奇了，也没有什么可疑问的。我要强调的是为什么不可以让颜色来说话，为什么不可以让雕塑轻飘一些呢？如果说一件艺术品是为了传达思想和情感的话，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吴：我在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情绪。人物无论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无论是观看还是自己冥思，动势是含蓄的，我们体会到作品之中多多少少有几分“忧郁”，达不到抑郁，但很动人。这是从何而来的？
王：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是真的有感受、有动机的，可以直白地说我的这批雕塑并不是突然出现这种情绪的。在我以前做的写实主义雕塑里边也不断地出现过闭着眼睛内省式的状态，对这个现象有些同行也有过评价，说我的东西是内省的，内视的，我觉得这种情结在我身上一直有，不过现在我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对中国哲学精神的学习，这一两年，我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学习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虽然很肤浅，但有那么一点点营养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传达出来的东西正是我多年来理不清的那么一个思路，你说的那种淡淡的忧郁感，我觉得是中国精神的一种典型的状态，我觉得中国哲学讲的就是“出世”或“入世”的人生态度，中国人面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它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态度。但是在真正的哲学理念里来讲它强调的是人生活的本质，人生活在自然界里头的一种位置和态度，把握的是天人合一这么一种理念的心智。所以它不会大喜大悲，他也不可能没有忧，也不可能没有喜，他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我觉得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或者也可以理解成东方特色的一种生存理念。
吴：看这组作品我们无疑也看到其实它是一件作品，它是一个状态不同的侧面，我其实开始很想回避“符号”这个词，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符号”的迹象……
王：在目前来讲，我有意无意的摆脱不掉这么一种“样式”，因为我最初做出来几件以后，我发现这个样式让我有很多延展的可能，这也许算是一种自觉，所以，出现了整体比较一致的形式，因为我并不是刻意地要给自己造出一个样式，我的核心是围绕刚才我谈的，必然我需要相应的语言体系来表达我这个核心理念，自然就不能东一脚西一脚，这种体验我觉得就是艺术创作中形成所谓个性化或者叫形式感的一种内在原因。尽管我自己觉得还比较满意，也许有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刻意在造自己一个标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体验到它内在的动因，所以我比较坚定的这么往下走了。至于以后，实际上我还将围绕着最终找到更贴切、更到位的表达力度的语言体系而继续探索。
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看到人物的形象，它所表达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他没有头发，为什么没有做头发呢？
王：你可能没有看到，这批作品最初的人物雏形是有头发的，是更个性化的人物，当时的意向是想找到一种典型性的形象。但是后来我在做当中，我发现头发好像妨碍了表达，或者说更典型性的那种超脱于凡俗的那种表现力度，不够到位，所以我把作品人物的头发剔掉，发现很好，很适合我表达人物非同一般的精神境界。我知道有无数艺术家都在塑造没有头发的形象，但是我的这个形象看起来跟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可以这么说，我作品的人物如果说像什么没头发的人，可能更像中国传统的罗汉一类的人物。
吴：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你在给人物剔度，可能头发没有了，他的精神就会慢慢纯粹起来。为什么和尚一定要剔头发，以前没想过这个事情，刚才您说到这儿我才想和尚为什么要剃头，因为他要把身上很多很多的“累”去掉，那么头发有和没有对于一个人的纯净度可能会有直接的影响。
王：你这个阐释更有意思，我都没有那么想过。
吴：这些人好像在“入世”的状态求“出世”的安宁。但是这些人其实有很多东西很“入世”，但不是狂妄。有些秃头让我想到了一种狂妄，一种对社会不满之后的一种躁动，但是在您的作品里没有这种感觉。
王：你说的特别好。实际上我的雕塑，雕如其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我真的挺赞成所谓道家讲的入世的那一派。我觉得有一句话讲的好，叫内圣外王，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所谓理想化的圣人境界。那么“内圣”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外王’，这太了不起了。作为人来讲不要太自大，你需要这个世界，需要这个社会，要不然何谈人呢。所以我觉得宗教讲的“出世”是纯粹的理想，我做不到。
吴：第一次跟您接触是2000年前后，从那个时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您作品的演变过程，我觉得变化还是蛮大的。您做的写实性的，相对有意向化的肖像作品有很大比例，您在做这些所谓的伟人或者名人，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您是主动自己来完成的，不是说下一个单来做的，那么您在做的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个人物？
王：我有一部分作品就是订单作品，也有更多的作品完全是我选的人物，没有订单。这类作品，这些人与我今天做的这批作品的内在联系是密切的，无论是《冰心像》还是《詹姆斯 乔伊斯》，甚至我还画油画，我画钱钟书，我关注这些人物，他们让我感兴趣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是人文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做的任何一个人物，它所传达的那种境界、精神，都是一样的，这是我关注的。我现在做的更让我集中、或者说更充分地把这个核心完全展现出来。
吴：做一个名人，其实是借一个壳来说话，今天您做这些作品已经不需要这种壳，在寻找用您自己语言呈现的状态，那么这个样式其实是符号，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整个全球艺术有一种简单化状态，其实是符号学简单的运用，大家终于找到了一个东西叫标志，叫LOGO，对于艺术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王：如果说当代的艺术界有这么一种流行的东西，或者把它理解成商业化运作的一种元素的话，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了一种潜在的危机，也就是说它会以符号代替思想。会误导知识不够深刻的人，甚至会误导艺术家自身。因为这个符号容易在商品运转当中达到某种顺畅，我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随着这个东西变成一种制造者。刚才我已经提过这个事了，我在寻找一种更能够表达我这种理念的一种可靠的、有效的、恰到好处的一种语言体系而已。如果说我不断地把我的理念再深化的话，也许我这种符号将会不断的变化。
吴：其实艺术家也在进行很多自觉不自觉的投机，即使主观上在抗拒。因为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不可能不被每个人沾染，但是您可能有意识地在摆脱这种东西，所以在这组作品出来之时，我感觉到您对两个字的追求：“醇”和“纯”。
王：前不久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我在美院读书时相处极多的学弟，他看了我的这些作品就说：你做的东西真像你自己。我觉得这至少证明了一点，这种激情和近期难以抑制的创作欲望，真的来自于表达自己的真实，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到我在追逐一种样式的东西，这是误读。我得到了相对自由，我打破了以往那种束缚，最兴奋的是我传达出我要传达的理念的程度有所清晰和加强，我恰恰觉得它是我内在需求的一种反映，尽管它有一种很流行的东西在表面上。
吴：我们在挖掘作品本身内核的时候，是不是作品本身还有“端着”的成分，如果我们在探求真实的意向或者说心灵真实的时候，如何把这种东西脱掉？
王：你的眼光非常尖锐，我现在真的和你一样对这个问题有所自觉，这个话题绝不是一个所谓的弘扬民族文化，不是。实际上我所要说的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找着自己的语言，要说清自己的话，我觉得艺术确确实实要更加理性和智慧，它是一种智慧的修炼，这个修炼来不得一点点矫饰、虚伪。我也挺担心的，就有点像佛家讲的，一旦你一张口，谬误就会降临。所以我想到标题，想到了一个词儿叫无语，无语的反面不是有语吗，其实一肚子话，就是不张口。
吴：可我们想表达无语的时候，这个表达的过程，就已经把这件事情给损失掉了。
王：对，所以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精神过程，来不得半点的干扰。说得极端一点，我可能脑子里头有一个更高、飘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的东西，不是物质的，就连我的作品本身都不重要，离开了外部世界，完全是内心的一种存在。这个东西我说的有点神，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能听懂我说什么。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建立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才能阐述这个东西，我知道我说的那个东西距离我很远，我只是远远的去追逐它、看着它就行了。所以那种责任感，其实在我的作品里头我觉得不是我要说的事，我要说的是超乎责任感之外的那种关照，那种更有力量的东西，是能够对世界产生阳光一样的关照，这个关照能左右你行动的，没有了这个关照，你就变得盲从了。你可能陷入一个事件之中，你是一个事件的参与者了，社会事件的计算是以得与失为计量的，而艺术却不是这样计算的。
吴：您说这个，使我想到仰望星空的感受，在冷冷的夜仰望星空，清醒而又迷幻的状态。
王：这是人真正达到满足时的幸福感，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忘掉你挣了多少钱、会忘掉你有什么样的车，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为什么艺术里头不能表现这个呢，我觉得艺术恰恰能够表现这个。我不能贬低人类生存的欲望，所以我们通过艺术远远地离开尘世去仰望星空、去超越现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滋养，真正的对精神的一种净化，这绝对是一天劳作之后的超度，无欲无求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的那种迷幻感。其实只要有了一定知识的人他都能体验到这种瞬间的美感或者叫幸福感。
吴：说到幸福感，我们就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尾，很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