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杨福音
杨福音是一个“画家读书人”，“画家”在这里的作用只是前缀，修饰本位词“读书人”。这里的读书人，不是指喜爱读书之人，确切来说，义近于“知识分子”，但又不尽然。因为在什么东西都被注水的今天，“知识分子”四字原有的内涵，也在被无限扩展。在现在，一个人只要做一个姿态，呼吁关心某某群体，那么这个人就被视为知识分子。
只有一个消失已久的词，能与杨福音的身份相称，那就是“士”，而且是“宋士”。
古代的士人，非常特殊，他们是独特的一个阶层，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位居第一，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与普遍意义上的世家大族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凭着知识和美德而获得各种资源的“自然贵族”，并且不会自动世袭，士的后人，仍需通过努力，才能成为士。
士有多种，随着各个时期而展现不同的风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是游士，他们周游列国，在官师合一的时代，独立于各种秩序之外，带来的是学术下移，他们真正做到泽被众生。汉代的士，身上都有一股血性，刚阳之美尽露无遗，但又不失理智。例如圯上老人命令张良为他到桥下取鞋并穿上时，张良会有“欲殴之”的念头，最后是理性占据上风——“为其老，强忍”。正是因了士人这一种理智的血性，所以汉代能击败北方异族的侵扰，得保中原，在历朝历代中显得独一无二，因为后世的王朝，都付出了文明的代价——夷蛮入主中原。在这一点上，唐也不能与汉比肩，唐人保卫文明，依靠的是雇佣兵，但边患仍旧不绝。
在历代的士人身上，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们身上的使命感，宋代的士尤其如此。
在唐宋时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宋代，这种“自然贵族”更加活跃，身上那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显得更加强烈。他们“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等，莫不如是。这些人比今天的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仅“致君尧舜上”，要求自己使君王成为明君，尽量不让对方作恶。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认为自己是君王的工具，因此他们不仅提出“虚君”，让君王尽量保持缄默，更要求与君王“共治天下”——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又一曲易水离歌，激扬着一种无声的慷慨，甚至悲壮，因为权源在君王的手上。在那种体制之下，他们可谓做到了极致。今天的人对历史缺乏“了解之同情”，往往以今律古，全然在有限政府的视野内苛责宋代士人，是敬畏的一种缺失。
以上是对杨福音的前贤的一个小梳理，杨福音是布衣，但他与这些士人特别是宋士，有着一种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坚定地传承古典和高雅的使命感。尽管时代早已失去了滋养士的土壤，但杨福音仍旧恪守着士身上那种种可贵的精神品质：高贵，良知，敬畏，不屈，以及那种“知识的傲慢”。最后一个特质，只看杨福音的画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与他倾谈，或者看过他写的那本小书，仔细品读他对时贤的臧否，就发现高傲其实还只是皮相，潜藏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对知识和高雅的诉求，才是内相。
杨福音，不止于画。
立艺先立人
杨福音并不擅长辞令，尤其是外交辞令，但他的口才绝不差。“能为而不为”，这最能显现一个人的心性和追求。韩愈的文笔，绝对能在当时的文章正体——骈文——上有更深的造诣，但他写起了散体文，并且大力提倡，因为他要传道，自觉地将自己接在孔孟之后。这就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的典型，能不能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
一如他的文风那般，杨福音的谈话风格，显得简洁冲淡。这位恬静的读书人，每天画画读书、思考，交谈之中，他并不常提到他的画，尽管他的画艺已经臻于炉火纯青。这令我想起了一个典故：民国时期，刘师培与黄侃相会，绝口不提经学方面的东西，直到后来黄侃向自己拜师之后，刘师培才肯开金口。这就是传统读书人的一种矜持，这一点也证明了杨福音不仅心性方面是古式的，在行为方面也保留着过去那种优秀读书人的痕迹。
对于过去的历史，杨福音有着一种基于正义和高贵而产生的立场与看法，这些立场非常清晰，因为它不以现世利益为基石。凡是他所评议的，必会鞭辟入里，字无虚发。他说：“只有‘不要脸’，才能走过‘文革’时代。”这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正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明白，坐在我眼前这位不疾不徐地说着话的老先生，不是画家，而是士子。犬儒和噤声，绝对是士子之耻。杨福音“要脸”，他行己有耻，所以谢绝犬儒，骨子里秉执“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宗旨，现实给他带来的重大挫折，仍不改他这种昂扬的心性。这，就是高贵。
读书人看重风气，古时风气的堕落，往往最先遭到读书人的抨击。杨福音一句“现在连小偷都不像样了”，轻描淡写地展示了他对时下风气的一种评价，也更是他为高贵传统遭到颠覆而发出的一声沉重叹息。他跟朋友说的傅抱石买砚的事迹，看起来像是《世说新语》式的士林雅趣，与其说那个趣谈中折射的是傅抱石敬畏优秀的光芒，不如说是杨福音自己。看到优秀的事物，真正的士人只会表现出激赏与向往，如孔子的见贤思齐，欧阳修要让苏轼“出人头地”等，都是如此。庸人见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一门心思琢磨的，是要让对方变得跟自己一样平庸。至于小人，更是自郐而下了。
杨福音的画学观，和中国传统的诗学观一样：立艺先立人。古人寓道于器，画和诗一样，都是古人精神的重要载体。人格，就是道的一个指向。唐代裴行俭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中国传统士子精神的最佳写照。汪精卫的诗和词，水平都颇高，但在中国传统的诗歌体系内，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就是因为古典诗学要求诗的背后一定是一个洁净的人的缘故。这种传统跟西方唯文本是论的文艺思想，大相径庭。两者相比，中国的这一传统，更接近于对人的终极关怀。杨福音认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画出什么样的画，这种立画先立人的思想，处处展现在他的言谈中，但不知有多少听者察觉到，他正与古人的精神冥冥契合。
沉静的愤怒
在画家当中，杨福音是寂寞的。在画界里面，相信他找不到几个与他心灵交通的人。这种寂寞，跟他的乡先贤船山先生王夫之有着几分相似之处。王夫之在抗清失败之后，晚年避世隐居，专心著书立说，其著作在他身后两百多年才刊行于世。谢绝无聊应酬、幽居广州天河的闹市区中，万人如海一身藏，杨福音默默地读书、写作、画画，过着和王夫之非常相似的生活，就像龚自珍所写的：“城曲深藏此布衣。”
历经多年的沧桑，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迁和断裂，杨福音身上有一种抱元守一的淡定。朴实无华的装束，带着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他孑身行走于广州和长沙之间。宋代士人的最大不幸，就在于昂扬的他们，却遇上了一个文弱不胜的时代。杨福音的不幸，也与宋士庶几近之：一身的古典气质，却生在一个古典精神飘零如流萍的时代。断层之痛，在杨福音的言谈举止中无不显示出来，谈话之中的他，即使是涉及那些最令人遗憾以及压抑的事情，他都会平静地陈说完毕，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你很难想象得到，在他的画当中，有着一种《诗经》世界里独有的风清月明的境界，但是作者却又一个元气淋漓的人。儒庄两者的泉源，灌流在杨福音的精神世界里，并行不悖，然而儒家士子的精神，总能在杨福音身上得到迸发。中国古典诗歌里面，最上乘的是那些具有“沉静的愤怒”的作品，如屈原的《离骚》，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北征》等，而非述说禅趣妙理的篇章。只要略具诗心的人，或者熟谙杨公行事者，就能在杨福音风清月明的画作里、简洁冲淡的文字内，读出那一股叫做“沉静的愤怒”的潜流。这种愤怒，不是愤激，更不是怨怼，而是他在数十年来读书阅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识见总和。
如果说王夫之的书是写给两百年后的人看的，那么杨福音的画起码也是画给一百年之后的人看的。这并不是说他的画作技术水平多高超，更不是说他日后会获得大众声誉，而是我相信，在重估中国传统的价值之后，杨福音本人及其画作所释放出来的那种士子精神，必然会被后世君子看重。
风华水逝，迹往名留。屈原绚烂夺目的文字，至今仍然映照湖湘；“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龚自珍，人还没有回到江南，《己亥杂诗》就已经在江南士子手中传诵。前贤的这种风流，在今天已经极难再现，因为已没有了社会根基。不过，稍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作为士人的杨福音，他的作品能得到当代人认可，不致让他的精神湮没不彰。
杨福音未必在意时人的称许，但这起码也是飘零时代对士人所作的一种补偿。要知道，有着太多具备士心的人，底线都全部放开，在凶猛的现代化的冲击下，一座座精神堡垒相继沦陷，他们在滔天的洪水当中，苦苦守着那最后的家园——善。
文/商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