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1年6月29日
采访地点：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刘进安工作室
采访人：刘乐、朱莉
摄像：王灏凝

记者：现在又到了毕业的季节，看完许多毕业展后感觉许多学生都是“大师+老师”的风格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师大毕业生的毕业创作情况吗？
刘进安：有些还不错，从想象力等各方面来说。你刚才提到中央美院有些学生的创作是大师加老师，一来美院本身就名师云集，再就是学生接触西方大师作品的机会也比较多。首师大没有这些标杆，所以学生们发挥自己潜能的东西比较多。去年我们院也留了许多研究生的作品，前年第三届青年美展设有十个奖项，我的一个学生获得了一个奖项，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他在经过几年的学习后，能在画面上表现出自己的痕迹，这就不错了。

记者：这个“大师+老师”的问题跟学生们的考前班教育也不无关系。就中国画的教学来说，现在高等学院里的教育也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刘进安：对，教育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我们考学的门槛儿就是一个西化的标准。中国画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可怜的，现在愿意选报中国画的学生越来越少，表面上看起来问题不大，实际上问题非常大，中国画作为一种国粹后继无人了。这也不能怪学生，而是我们学校和老师的引导方向出现了问题，拿升学考试来说，考的就是素描和色彩，学生们对国画的了解很少。国画的范围越来越小，首先，报考的人数很少，其次，许多报考国画的学生与报考油画的比起来基础要弱一些，而且，由于学生们本来就是学的素描，转到国画后要将一种空间化的东西转变为平面化的东西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和，这个过程又占据了很多时间，单从这些较实际的问题来说，国画要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存在很多困难。另外，国画与油画不同，它真的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笔墨等的了解，且不说要求诗书画印全部掌握，对起码材料工具的掌握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目前国画的状况是很糟糕的。

记者：这跟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相关联的，整个社会都倾向于向西方学习。
刘进安：对，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开始偏西方化，对审美的追求都是美式的。当然，中国画不可能坚守传统的一套东西而不变化，所以面对西方是我们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我们对中国画教学以及中国画如何发展生存的认识都要放在这个大环境中，但是，且不说社会怎么样，学校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多年来，自从有了院校以来，我觉得关于中国画的教学，在中西问题上或自身的教学模式上，没有哪个学校已经探索出一种比较合适而独立的教学模式，包括中央美院在内，因为美院更像一种中西合璧式的教学模式，既强调造型（全国都是这样的）又强调笔墨，而这造型实际上都是一些西式的造型手段。这种造型没有找到与中国画的合适的结合点，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当然，中国画没有说一定要怎么走，但就教学而言，可以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或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讨论。画家个人进行创作没什么，但学校是培养大量学生的地方，对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和研究。

记者：那您自己在带研究生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刘进安：研究生和本科生不太一样，我带研究生还有一个高研班，每年大概有二三十人的规模。我们有一个现代水墨工作室，坚持中国画水墨的方向，现在年轻人有很多都画工笔，坚持纯水墨的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个班是以水墨研究为主，当然水墨形象和水墨取向与传统意义上还有区别，西方问题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没有必要完全西方化也没有必要完全将其排除，当然也没办法排除。我觉得我们面对西方的最终方法是通过西方，来回看传统水墨。我们一帮人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除了强调水墨外，还试图在中国和西方这样一种情境下找到一种符合当代审美趣味的东西，力图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国画，对国画产生兴趣。我们这个工作室的研究生实际上是把创作和教学结合起来的，也就是将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小范围内进行尝试，包括课程安排和对他们的要求以及创作方向的把握等，我只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前段时间日本大地震时，我就停下当时的课，开始上创作课，要求他们都进行日本大地震的创作，他们年龄差异很大，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有几个人的想法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样的训练对他们的创作意识和思考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那您认为当今的中国画还是要表现当代的内容和题材？
刘进安：对，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画，所有的创作都应该有感而发。没有感受如何去搞创作？中国画不应该只沉浸在梅兰竹菊那样的程式化的题材中。进入当代，国画也好，其他艺术门类也好都要关注当下。我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这样，要有感觉才能去画画，采用的形式也应该是“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每年我们学生都要下乡去看看。

记者：那国画是否是画了当下的题材就有了当下的意义？其他像水墨这些偏形式化的东西如何具备当下的意义？
刘进安：我以前也讲过，现代水墨不是一个形式的概念，拼贴、构成和表面的形式在我们这个班里是比较回避的，它并不是结果，而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像以前卢沉先生提出的“水墨构成”，我们这也设有这个课程，是作为一种训练。对形式的理解是为了扩展笔墨表现的空间，但是创作中的形式必须是“有意味的形式”，是由感觉生发出的形式，而不仅仅是表面化的。现在一些过于形式化的作品其实是缺少生命力的。中国一些画家并不缺乏技法和形式意识，他们缺少的是创作能力、创造能力或者说挖掘生活的能力。就像其他行业一样，我们的模仿、造假能力都不差，缺少的是研发、原创的能力，其实艺术更应该追求创造，而中国的艺术偏偏在这方面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拍电影一样，中国也能拍大片，但对生活的挖掘、对生活细节的发现以及表达能力上都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们这个班里比较注重两种基本功，一是技术，再一个就是表达。我们本科教学中就是缺少对表达的训练，画模特像画石膏一样，没有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学生不会表达、不会思考生活也是我们在教学中不应回避的一个范畴。对于基础的训练应该是可控的，当一个学生的基础技术妨碍到他的创作时，基础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害的。

记者：除了观察生活之外，您觉得画中国画需要有意培养一些诗书画印等方面的修养吗？
刘进安：如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按兴趣自己去学习、增加修养是没问题的，但这不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要有当下的处理方式。即便那样要求了，我们也做不好。真正的回到传统并不是在弘扬传统而是在萎缩传统。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不是一个简单的基础，而是认识社会和事物的一种自然观，古人从小便拿毛笔进行表达，包括写信作诗画画等，这是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方式，慢慢就变成了与自身生命结合紧密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今人不可能复原当时的那种情境，最基本的，现在连书信都很少见了。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出发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记者：那您平时除了画画之外，业余时间还会做些什么?
刘进安：除了画画之外，就是一些杂事了。现在社会浮躁，学校也浮躁，有很多事要做，尤其在北京这样一个前沿阵地。

记者：那您当初从石家庄调来北京的时候是不是很不适应啊？是不是也挣扎过？
刘进安：是的，挣扎过。石家庄相对来说要安静许多，就是单纯的画画，很愉快。北京相对来说就喧嚣多了，但是我还好，自认这十几年来对自己心态的把握还是不错的，力求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小空间，不让那些杂事来打扰自己的心境。

记者：我们知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艺术受外来文化冲击很大的一个时期，许多艺术家都在那个时代纷纷投入现代艺术的潮流中，中国水墨艺术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您在这一时期是怎么坚定了自己走中国画这条道路的？
刘进安：首先是出于爱好，其次，年轻时就像现在许多学生一样选专业是出于无意识的，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个跟一开始学画是有很大关系的。就像现在这些孩子选油画、选设计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入手就是这些，对中国画一点也不了解。我一开始是画插图、连环画，里面涉及到勾线，实际上是打下了中国画的基础。上学之后又学了一点素描，色彩也不太好，所以就一头扎进了“黑白”的世界。当时年纪也小，再就是视野也很窄，信息资料都很少，也不能做出什么判断。我觉得对我们这些生于50年代的人来说，在80年代时，传统和西方实际上是同步的。经过文革的批斗，中国人对本民族的东西知之甚少，对西方的东西也不了解。在这种同步的情况下，有些人对西方的接受可能要快一些，因为西方艺术视觉性强一些，而中国艺术则需要时间去“品”。所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为地去保护某个品种可能有一点作用，但不是长久之计，西方在80年代的确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我们对它的了解逐步加深，对本专业发展进步的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其实两者都是很好的东西，没有高低之分，对两者了解的越多之后反过来再来看会更加喜爱我们传统的东西，觉得本民族的东西了不得。不走传统路不意味着否定传统，相反，走得越远越觉得传统弥足珍贵。我觉得传统和现代应该是这样的关系。通过西方，通过传统，最终目的是要符合当下。这一点，不仅中国画没有做到，其他画种甚至理论界、文化界也没有做到，而这对于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所谓通过西方，是说像西方借鉴一些经验，比如它的观察方法、思维方式、创作手段、认识事物的角度等，这对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的感受、如何尊重传统、文化是有启迪意义的。比如西方人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对自己感受的表达是非常重视的，这就是值得我们艺术家学习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一些策展人、艺术家一样，处处拿西方的标准来作要求，以自己的画被西方机构收藏为目的。

记者：我们看到您的绘画题材不仅包括人物，更包括静物，而静物一般是西方画家比较钟爱的题材，您用中国水墨来画静物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刘进安：古代的中国画也有静物，但一般是作为背景而不是主体，近代的齐白石也画过一些瓶瓶罐罐，我们现在画静物一般是一种西化的方式。水墨静物可以看成是一种对事物的观察方式，和作为配景的静物是不一样的，静物做为一种主体语言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产生一种笔墨技法的手段的改变，比如过去将一个罐子作为一个配景可能画一个圈就好了，但如果作为一种主体来表现就需要具体到好多细节上，这对启发我们的观察、增加认识事物的深度都是有作用的。这就是一种中西结合，但是是以笔墨的方式。

记者：中国画的发展中一直有两种趋向，极简和极繁，比如齐白石和黄宾虹，在这两种倾向中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刘进安：这两个人是近代中国画的两座高山，都是很不错的。在我看来，齐白石是运用空间的高手，假设他有七分的技法，但通过对位置的选择对空间的运用，他可以将技法增加到十分。现代单纯学他一笔一线，很多人都能做到，但为什么没有人能达到他的高度呢？空间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黄宾虹这样的高山不是凡夫俗子都能够学的，他在表达上跟齐白石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画的表现上他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或者说，在艺术家自身素质的表现方面他是最出色的。有些画跟画家是没关系的，而黄宾虹将自己的个人素质和魅力都融入到他的画中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倾向于画家个人的状况、精神要进入到绘画中去，也就说绘画与我应该是有关系的。古人讲“人品”“画品”，这也是与年龄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要逐渐将基础在绘画中排除掉而将性格凸显出来。

记者：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您回到古代与大师进行交流，从魏晋一直到民国时期，您最想回到哪个时期？
刘进安：真要选择的话，我更喜欢魏晋时期。有一次我五麦积山，清楚地感受到了魏晋似的气氛和环境，觉得很好，且不说它的文章，它的艺术也是非常出色的。那是个自信、坚决、洒脱、开化的时代，中国好像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的。

记者：您画了这么多年，也教了这么多年，能不能谈一谈您理想中的现代的中国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刘进安：首先不失中国精神并且加强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魏晋精神。现代中国画应该是中国气息、中国味道浓厚的中国画。我希望中国画能通过西方、通过传统而建立起一个比较硬朗的面貌。其次，要把握好时代的脉搏，将生活与创作联系起来，挖掘生活的深度，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

记者：好的，谢谢您！

艺讯网记者：刘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