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过去三年你非常高产，已经完成了四部电影。拍电影之前你在做什么？
娜沙特：我于1983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很快就搬到纽约市，当时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职业艺术家。我感觉自己做的作品不够有说服力，而且纽约的艺坛让我害怕。因此，我工作挣钱并参加各种课程。不久之后，我遇到了我未来的丈夫，他在曼哈顿有一个另类的艺术与建筑的门店。接下来的十年，我和他一起在门店努力工作，事实上我因此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那里就像一个文化实验室，有各种交叉学科的项目，我一直和艺术家、建筑师、文化评论家、作家和哲学家一起工作。这使得我重燃了做艺术家的梦想，有机会再做自己的作品。在这10年中，我几乎没有做艺术，就算做了也不满意，最终销毁了。从1993年开始，我再一次真正地进行艺术创作。
丹托：就是那些摄影吗？
娜沙特：是的，我认为摄影是最适合用来表现我要的那种现实主义命题。在20世纪90年代，我终于首次回伊朗。我已经走了十多年，因为伊斯兰革命。当我回到家乡，往事历历在目，于是有了后来的作品。一开始我关注的重点是在伊斯兰社会和革命中伊斯兰女性。于是拍摄了一系列探讨这一主题的摄影照片。
丹托：就在上周，在和苏珊·桑塔格谈话中，她说，在她看来，伊朗电影运动在当代电影中是最突出的。这是相当不寻常的论点。你如何解释这种说法？
娜沙特：我同意她的观点。伊朗电影的新趋势很大程度地启发了我。在我看来，革命一直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它通过消除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文化中的西方的影响，纯化了伊朗文化。革命之前，伊朗电影遵循与西方商业电影类似的标准，充满了肤浅、暴力和色情。革命后，政府实行严厉的控制；制片人不得不重新制定自己的想法，因而，在所有政府审查之中，一种新形式的电影诞生并蓬勃发展。这些电影因为其人性化、简单而普遍适用性而成功。它们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伊朗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一代电影人的先驱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的最新电影制作《风会带着我们走》（1999）7月在纽约上映。
许多人，包括批评家和策展人，在比较过去几年我所做的作品后告诉我，他们认为哪件作品是成功的，哪件是失败的。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发展的过程，看着每一件作品在视觉上和观念上把想法推前。《独白》几乎和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三部曲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把这个主题拍成电影；或许是我作品中最个人化的。这片子想象着一个女人站在两个相反世界的门槛上时的精神状态。她不断地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并非仅仅是不同的，而是完全矛盾的。相反的两个想法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拍摄地点位于东方（土耳其），这是她的起源。它是古老的，传统的和公共的，但也是一个被控制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因为没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拍摄地点位于西方（美国）是现代的、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社会，但是我们感觉到巨大的个人疏离和孤独。最后我们发现，女人在两种空间中都永远不会感到平静。
丹托：我知道您是在土耳其拍摄《独白》，那有没有计划在伊朗工作？
娜沙特：我一直梦想最终能够在我自己的国家工作。慢慢地，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虽然国家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敢肯定回去会安全。但是最近我们取得新的进展，文化部联系了我，视觉艺术总监恰好是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他正式邀请我到伊朗工作，做展览，并与当地的艺术家见面。有这位先生的介绍，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别人告诉我要谨慎。如果在伊朗的工作不顺利，我像以往一样会去其他伊斯兰国家，摩洛哥和土耳其。我在所有的作品中，陈述了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但最后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超越这些，在最原始和情感的层面上起作用。我觉得音乐加强了情感的品质。音乐成为了作品的灵魂，让作品个性、直观，而且中和了作品的社会政治面貌。这种图像与音乐的结合是为了创造一种可以打动观众的体验。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我的期望，我希望所有艺术作品都有这样的强度。我希望被深深地打动，几乎就像达得宗教般的体验。美感在我的作品中非常重要。这是最广义的概念，它超越了我们的文化差异。
丹托：我相信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大的概念，是哲学。我正在写一本相关的书。
娜沙特：这在我的作品中尤其重要，因为在伊斯兰教中，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思想的灵性和对神灵的爱。
文章来源：http://bombsite.com/issues/73/articles/2332
